中国草根组织的发育初期乃至今日，一直仰赖西方资助和输入治理模式、价值观。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与中国经济阶梯型的发展次序不一致的地方是，西部NGO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比中部获得了更多国外资助方的青睐，西南的云南、成都、西北的陕西都是民间组织大省。2005年，中国发展简报曾经在青海做过能力建设培训，当地发言的少数民族同胞的英语水平好过汉语，可管窥“羊奶”在草根组织的发育、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在西部诸省中，甘肃的贫困、环境、教育等相关问题同样突出，需要NGO特别是本土NGO的参与，然而甘肃民间组织的发育显得有点冷清，能被外界耳熟能详的只有几家组织。但即便相对其他地区，甘肃NGO不够活跃，前些年也有20~30家组织在当地扎根。近年来，时有国际资金逐步消减在中国的资助乃至撤出的消息，另外一面是国内资金投入逐步增多，资金来源呈现更替的趋势。这种变局的端倪是否已经影响到甘肃NGO的生存？
现状
今年初曾经和甘肃雨田农村发展志愿者团队（以下简称“雨田”）的负责人胡小军讨论甘肃NGO是否出现衰落的迹象，到了年中，得知雨田已经停止运作。2007年一些在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作为核心志愿者创办了雨田，当这些学生面临毕业的时候，组织的存废就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2010年他们当中即有一半人面临着毕业，也曾纠结于自己的去留，想留下来继续从事农村社区的扶贫工作，但是当地草根NGO的薪酬水平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生活。胡小军作为负责人，建议他们去找另外的工作。曾经是核心志愿者的李健强去年到了香港乐施会成都办公室工作。到今年夏天，核心志愿者已全部毕业，手头上的项目也告一段落，于是胡小军也南下广州，专注于国内公益慈善领域的研究工作。
雨田是一些国际组织重要的合作伙伴，它的停业对在西部开展工作的国际合作伙伴而言也是一个损失。因此胡小军南下之前，花了很大精力向曾经的合作伙伴解释去向和原由。
如果说雨田的停业有其特殊的因素，其他组织同样也体会到这几年的变化。兰州兴邦文化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兴邦”）主任摆生义说，前几年，不光是资金投入，还有各种培训、会议、项目招标的通知会很多。但是从去年起这样的信息就少了，今年很少听说NGO有培训和各种论坛。
同样的，资金出现萎缩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组织身上，比如兴邦长期的资助方——加拿大基金在华投入也逐年减少，只有几个老的合作伙伴还继续受到资助。胡小军也提到，某国大使馆的基金项目以前还支持一年期的项目，现在全部项目改成半年期的，而农村社区项目半年很难做完成一个周期。诸如此类的很多双边项目都在转型。
资金不是最大的问题
上述变化给人第一印象就是“钱少了”，但对于兴邦和雨田而言，他们都说“资金不是最大的问题。”
兴邦2004年试图在民政部门注册但没有成功，后于2005年5月完成工商注册，是一家集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创业技能培训、志愿服务、教育扶贫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非营利组织。目前兴邦主要的业务是三块：少数民族大学生小额助学借款项目（与多家机构合作）、 甘肃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系列培训项目（与米苏尔基金会合作）、大学生志愿者支教项目（与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会合作）。
加拿大基金是兴邦的合作伙伴，尽管整体上国际资金逐步退出，但和兴邦合作却基本上保持持续。小额信贷开始是与香港一家机构合作的，因为资金来源不稳定，兴邦目前正在将其本土化。兴邦2010年获得了招商局扶贫创新行动奖和壹基金的“潜力典范•创新奖”，所得奖金全部投入到整个项目之中。在甘肃本地，兴邦也在打算和一些企业建立长期联系，设立一个基金，目前尚未成功。获得壹基金的奖项后，一个后续的能力建设项目也在洽谈之中，今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地震灾区NGO提供的500万资助，他们也获得17万的项目经费。
摆生义说：“我们的宗旨是定了，服务领域定了，发展目标定了。我们希望米苏尔基金会这样的国际机构继续和我们合作，同时我们现在谋求多元化筹资，也并不局限于国际组织。”
对此，胡小军也回应说：“资金从来不是大的问题。随着国内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很多国内基金会开始支持草根NGO，这对草根NGO的发展亦是重要的战略机会。此外，雨田此前还和一些资助方是战略合作伙伴，这和被动地申请项目不一样。战略合作伙伴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所以资金的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还是与人力和相关政策不明朗有关，如草根公益组织注册门槛的降低等。”
雨田主动停止运作的背后，除了低薪酬无法保障从业者的生活，政策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某家国际机构是雨田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资助方，该机构在昆明也设有办公室，而云南省对国际组织的管理规定要求不再给工商注册的组织资助。虽然目前在西北地区对此还没有明确规定，国际资助方对工商注册机构的支持在“打擦边球”，但整体趋势是，此类公益组织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雨田、兴邦、绿驼铃无疑是甘肃草根组织中的佼佼者，还有一些机构因为无法注册和拿不到资助导致工作受限。甘肃另外一家环保组织表示筹款非常困难，甚至几千元的筹资都很艰难，长此以往，慢慢地激情就消解了。成立于2005年的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最近两三年发展迅猛，成长很快。这家机构是以做灾后重建项目而为人所知，这次也获得了扶贫基金会的奖项。摆生义认为，以前国际基金会在草根组织的初创期会给予各种扶持，现在的基金会则以支持稳定的机构为主。新诞生的草根组织是否积极主动投项目书，策划能力强不强，都会决定其是否获得资助，对资助方来说，组织发展时间长短，有无执行和管理项目的经验，有无一定知名度，也是考量项目是否被批准的重要因素。
曾经的美好时光与衰落的原因
据推断，在最活跃的时候，甘肃草根组织有20~30家之多。那么这些组织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生的呢？当地草根组织负责人说，一是当时的宏观政策比较宽松，政府鼓励支持多；二是国际发展机构通过国内合作伙伴在项目管理、筹资等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多，还有小项目的资助多等多方面的推动。
在摆生义看来，2003~2005年是甘肃NGO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乐施会在甘肃开展的项目和活动比较多，这个时期甚至可以延伸到2007年，具体表现为国际NGO的会议多、培训多、小额资助多。尤其是能力建设多，激起了大家的热情。
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丁文广分析，自2005年“颜色革命”后，一些发展领域的项目不再被鼓励实施，甚至被限制，但是以 “硬件”建设为主的社区发展项目，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灾害管理、扶贫等是被鼓励的。导致甘肃有关部门对境外民间组织活动有了限制的原因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国际发展机构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做了一些“敏感”事情让政府不高兴；二是基层NGO不懂政府的管理程序，未按程序申报项目。丁文广认为，实施既让政府满意、又让社区高兴的项目比较好。
丁文广教授创建的“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经兰州大学批准，并在甘肃省民政厅成功注册了“甘肃省现代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属于民非。该中心致力于与政府机构、政府间组织、学术机构及国内外发展机构合作，在气候变化应对、社区综合发展、灾害管理、生态扶贫、环境教育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实施具有挑战性的发展项目。一边挂靠大学的科研机构，一边是民政合法注册的组织，“两条腿”走路，比起草根组织生存环境更好些。
胡小军认为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个转折点，相反，甘肃民间组织发展比较快速的时期正好是在2005~2006年。一个标志是2005年在兰州大学召开“民间组织（NGO）发展与和谐社会研讨会”。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研讨会，时任甘肃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等领导都出席了会议。
2005年之前，大规模的能力建设没有在西部地区如陕西、甘肃等地进行过，2005~2006年得以推进的原因是，在甘肃和陕西有一些核心的推进机构，如陕西妇女研究会、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这样的组织。但后来兰大社区发展中心没能继续做下去，陕西妇女研究会只在陕西做，并没有和甘肃整合。另外，还有一个大的趋势是，由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救灾成为NGO工作的“主旋律”，很多项目被搁置了，资助方也侧重支持做NGO的联合的项目，对长期的能力建设的兴趣减弱了，形成了这种对能力建设低关注度的导向。
往下细分析，还有一个原因是支持能力建设的机构对能力建设项目开始有选择性，比如要结合地域特色来支持就是一例。2005~2006年，只要机构愿意做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方一般都给予支持，但是后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组织能力增强，资助机构希望凸显地域特色，比如陕西的特色就是做了多家联合的网络。毗邻陕西的甘肃NGO也想做这样的项目，但是资助方认为甘肃组织的设想没有区别于陕西的特色，资助方的策略慢慢发生了调整。
对未来新环境的几个担忧
几家甘肃的民间组织认为，现在对甘肃民间组织发育影响最大的还不在于国际资金的撤出。虽然有的资助方开始减少或者撤离，但是也有新的资助方在进入。例如香港某基金和一家GONGO合作，在甘肃成立办公室已经一年，而乐施会也在加大对西部的投入，其甘肃办公室还在招人扩编。况且现在资金来源多样化，这方面导致的影响不是很大。就甘肃而言，决定未来NGO发展的，还是政策和能力建设。
（1） 国内资助项目的问题
这几年迅猛发展的国内基金会势如破竹，甘肃等地发育较好的组织也已在承接国内新资源。一个多次获得国内奖项的机构的经验是，国内基金会的项目招标和国际基金会一样，如果项目是解决当地需求的，预算合理，有完整的逻辑框架，无论国内和国际基金会一般都会看中的。
但是，怎么评估项目是否合适，国内基金会和国外基金会做法就显示出差异来。一位草根组织负责人说，国际资助方一般是先做实地调查，充分讨论，如果让草根组织开始写项目书，申请就成功了60%，国际资助方甚至会参与和帮助修改项目书，哪怕几万元的项目也要实地考察。这样前期评估做的扎实，舍得花钱，也许项目书不漂亮，但是资助方仍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项目。
而国内基金会不一样。前不久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招投标方式对灾区投放的500万资助，有的项目预算高达40~50万（最后消减了预算），扶贫基金会的做法是经过项目书的筛选，最后集中到某个地方，经过一番答辩就算过关了，这么大的项目不需要资助方亲自到项目点去实地考察。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丁文广认为，这几年国内发展机构的资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土资源所占比例显著提高，但本土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大多是企业家创办的，这些机构资助实施的项目与企业家的个人爱好相关，并没有真正关注西部最需要什么。国内相当一部分NGO组织的评奖活动中，得奖者以部分大城市的NGO居多，反映了评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二是国内NGO普遍缺乏高素质的项目官员，三是项目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不强，这几年进步大不大。
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在公益领域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新基金会在一个新地区与草根组织合作，势必要选择正规的、有执行能力的机构，因为这类机构风险比较低，那么边缘性的组织势必会进一步弱化。如果没有一个在地的支持性机构，最终能入资助方法眼的也总是这几家机构。胡小军反复强调，要在当地找到有支持性的机构，这样外部的资源进来，有这样一个机构做资助方和草根组织的中介和桥梁，草根组织或许能改善一点现在的状况，因为基金会和大多数草根组织鲜有直接联系，一是没有渠道，二是草根组织各个方面的能力也弱。
（2）需要与草根有血肉联系的支持性组织
什么组织可以担纲新环境下的在地支持性组织的重担？胡小军认为，很多单纯以承接资源为主要出发点的组织，不管其叫什么名字，或挂靠在哪里，他们只是拿钱做事，这对草根NGO的资源获取也带来一定冲击，因为他们比草根组织更会说，讲的更系统，对于一些不了解基层社区的真实情况，喜欢和精英交往的资源方来说，和这些组织交流更顺畅，但是这些机构做事，尽管项目报告书很漂亮，但做的事情经不起检验。
他也同样质疑公益圈子里“快乐公益”的适用性：“公益当然可以做的很快乐，都市白领去支教，送点文具，或者筹款。但是当公益深入到基层的时候，就会触摸到生活的苦难。深入其中的人其实要经历一个苦痛和纠结的过程。快乐公益是重要的，真实公益也需要。”
胡小军最早在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做志愿者，最近几年自己做雨田的工作，更体会到草根组织的酸甜苦辣：“曾经就像现在的很多专家说的，‘你们这个不行’，‘你们不专业’……但我现在不敢轻易地给这些组织提意见，我这种话语很少了，我更多地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因为我作为一个外部人，不在这个机构内部的脉络里。”这样的经历让他坚信，支持性的机构应该是认同民间的理念，贴着地面做事的 ，一定要与草根有血肉联系，真正地理解他们，而不是拿到一个项目，项目做完了，该拿的专家费，该拿的咨询费拿走，这个项目就算结束了。这注定是不能长久的，培训的人自己也没有了兴趣，参加的人也是卖面子才参加。他们的话语体系与实际是完全接不上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草根，也不了解中国民间公益的真实情况。在这个公益领域里，一个精英的小循环形成了，和实际还是不发生联系。
结语
国际发展产业在华20年，正是由于他们的资助而滋生了一批民间组织。但丁文广认为，在甘肃，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将越来越多，国际机构支持的草根组织将越来越少。当下国际资源与国内资源出现更替的趋势，公益领域力量格局发生变化，是到了该好好总结过往20年里中国民间组织成败得失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