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春季刊发表文章《如何有效开展街头公益 行为艺术——以“受伤的新娘”及“占领男厕所”活动为例》，作者王曼以女权志愿者发起的行为艺术为例，介绍成功的行为艺术需要包含的要素，并从成本、效益及适用范围等维度，将行为艺术与其他倡导手法进行比较。事实上，在政策乃至社会改变的长期、反复的进程中，单一的倡导手法很难达到目的，多种倡导手法往往互相结合，并在不同的公民社会领域体现出应用上的差异。近年来，公民社会倡导领域，行为艺术之外，出现了更多元的倡导手法应用，如影响性诉讼、新社会运动等，通过影响公众与媒体形成诉求、构成对决策者的适度施压，开展公共倡导。篇幅所限，本文选取《中国公共倡导的多元化发展》报告中的部分内容，管窥近年来公共倡导手法的多元化应用与领域差异。
（一）乙肝与艾滋领域的影响性诉讼
“影响性诉讼”（impact litigation）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通常是指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相关人群普遍知晓，广受关注，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引起公共政策的改变、影响公众法治观念、促进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典型个案。在当时民权运动兴起、社会变迁催动既有权利边界变更之时，它原本是美国法官造法（即判例法）背景下通过法院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司法化的政治活动方式 。
虽然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成功的影响性诉讼也能通过舆论的压力促进丧失合理性的法律规则的改进，并使法律规则的缺失和实施得到实践和公众的“检查”，并培养赖以形成法治社会的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比如典型的影响性诉讼案件——2003年孙志刚案、2009年邓玉娇案等，因其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引起媒体的大规模关注和传播以及法学家们的研讨兴趣，因而通常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甚至直接引发制度变革。
2005年，全国律师协会成立宪法与人权委员会，该组织先后发起多场重大案件研讨会，并与《南方周末》等媒体联合进行一年一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这使得“影响性诉讼”在国内形成制度化运作。
在代表群体更具体、维权目标更清晰的民间乙肝和艾滋反歧视领域中，影响性诉讼是推动这两大受歧视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手段。民间反歧视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深圳衡平、南京天下公等近年来就频发的乙肝携带者、艾滋感染者在入学、就业、医疗等具体议题上遇到的歧视案例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性诉讼。
案例：北京益仁平中心对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提供法律援助
2010年上半年，安徽省安庆市一名大四学生小吴(化名)，在通过安庆市市直学校教师招聘考试的笔试面试后，因体检中艾滋病检测呈阳性，在招聘中被拒，安庆教育局根据《公务员体检通用标准》认定他不能从事教师行业。在一个传染病维权论坛，小吴遇到了北京益仁平中心的律师于方强，后者表示愿意帮助他法律维权。之后在益仁平的支持下，小吴对教育局和人社局提起诉讼，开启了中国74万艾滋病感染者的“撞墙式”维权之路。
进行法律援助的同时，益仁平也展开了法律程序外的倡导行动。当年10月13日，北京益仁平中心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寄送了一封建议信，建议尽快审查《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以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中的条款是否违法，删除或者修改该标准中造成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的条款，消除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制度性健康歧视，并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杜绝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
随后，这起案件在安庆市迎江区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11月中旬一审判决宣布小吴败诉。11月29日，小吴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11月30日，81名艾滋病感染者联名致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呼吁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等就业权。
虽然“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最终未取得法律诉讼上的胜利，但由于起诉前后媒体的广泛报道，使长期生活在歧视、道德评判之下的艾滋感染者开始有了维权的意识，用时任益仁平总协调人的于方强的话说：“案件最大的意义是让更多的艾滋感染者关注到这一信息，并鼓励他们也能勇敢站出来维权。”同时对公众而言，这更是一种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等相关知识的扫盲工作。
2013年1月，全国第四起艾滋就业歧视案的原告小齐(化名)，从被告江西进贤县教育体育局处顺利拿到了补偿、赔偿金4.5万元，成为我国迄今艾滋就业歧视诉讼案中第一例艾滋感染者获赔的案件。
（综合媒体报道和于方强访谈撰写）
同为就业反歧视维权，乙肝和艾滋反歧视在影响性诉讼的应用上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艾滋就业的影响性诉讼数量相对乙肝领域较少。在曾任北京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和南京天下公创始人的于方强看来，其原因包括，其一，艾滋感染者群体就业受歧视整体情况相对隐蔽，当前对企业是否检测入职员工的HIV情况尚未有准确的统计；其二，艾滋群体相对乙肝人群，由于面对更多道德评判，一般更难站出来主动维权；第三，乙肝携带者在社会群体中分布更为广泛，很多携带者受过良好的教育， 能够进入正规公司乃至知名外企、国家机关工作，往往必须通过严格的身体检测，而大多数艾滋感染者尤其是通过输卖血、毒品注射渠道的感染者群体从事的工作可能相对低端，不需要健康检测。
此外，乙肝和艾滋就业反歧视这两大议题面对的公众认可也有很大差别。乙肝携带者群体较为庞大，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以及越来越多的公众认可乙肝携带者享有包括平等就业权在内的所有公民权利。对艾滋领域来说，截至目前，从艾滋就业反歧视案件在互联网上的评论来看，还是网民是一边倒的反对，据于方强的分析，原因包括艾滋群体人数相对较少， 很多人经济条件也可能会比较差，不会或不擅长上网，因此无法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发表意见。
至于艾滋和乙肝反歧视诉讼影响力在重要传播手段——媒体报道上的差异，于方强认为总体难以判断，但还是有一些差别，比如说乙肝的就业歧视案可以被《南方周末》在2006年和2008年两度评为十大影响性诉讼，但艾滋就业歧视案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趋势。因为当前社会环境对艾滋感染者仍有道德评判，媒体也许会尽量避开这个话题。
（二）不同领域的行为艺术倡导与探索
行为艺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开放性、现场性、事件性、公共性等特征，其中公共性是本质特征。表演者通过公共空间、观者、社会话题等要素实现行为艺术的公共性。因此，行为艺术天然适合作为公共倡导的手法。在王曼发表于《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春季刊的文章中认为，街头公益行为艺术相比主流的体制内倡导手法和以对抗性为主的高风险倡导手法相比，在成本上所需社会资本较少，且安全可控；效益上则通过媒体对议题的传播、公众对议题的认识加深而有利于营造政策实施的氛围。
由于这些因素，近年来，行为艺术被弱势、边缘群体广泛用来作为公共倡导、维护权益的手法。
前文所述经常开展“影响性诉讼”的乙肝艾滋领域，行为艺术往往是配合诉讼的重要手法。在2010年“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小吴被判败诉后，深圳艾滋防治志愿者良子认为这将树立一个恶劣先例，因为“就业是生活来源的根本保障，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歧视，是对感染者人群的灭顶之灾，这个人群无法再沉默”。他和朋友利用周末和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做了一个“艾滋歧视，囧！”的行为艺术，声援“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在未发起诉讼时，行为艺术也是乙肝、艾滋群体引发社会关注、扭转社会观念的重要手段。2007年以来，“乙肝斗士”雷闯先后策划了在郑州二七广场征求拥抱的“乙肝抱抱团”、在北京名校门口摆出“囧”字造型抗议不公招生录取的“乙肝求学门”、医院门口坐马桶打标语抗议违规检测乙肝等于“将禁查乙肝规定当手纸”等引起媒体广泛报道的行为艺术。
2012年可谓是国内女权主义者争取平等权益的行为艺术之年。从年初同时在多个城市发起的“占领男厕所”行动，到六月网上线下同时引起争议的反对“上海地铁二运性骚扰不当言辞”事件，再到七八月的“光头姐争取男女生高考平权”事件以及年末的“万人推动反家暴立法签名”，其中行为艺术以夺人眼球的效果，引发媒体和公众关注。女权团体和志愿者在进行行为艺术同时，往往还以提案、政策建议的形式表达行为艺术背后的诉求。如广州的“占领男厕所”行动在2012年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上均被多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提案议案，很快得到地方政府的正式回应，广州市将立法强制性要求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
由于行为艺术的低成本、低风险，具有忍耐精神与生存智慧的中国农民和外来农民工也常常采取这种方式维护权益。但是相比乙肝、艾滋、女权等领域在行为艺术倡导时的明确诉求和有效策略，农民、劳工群体的维权行为艺术往往更个人化和草根化。1986年1月1日，北京的司法部门前突然出现十五头膘肥体壮、披红挂绿的黄牛。赶牛者是从河南来京上访告状的农民李战军，他所在村的炼焦厂被拖欠15万元焦炭款，起诉至法院后，县法院、市中院、省高院来回踢皮球。李战军决定赴京上访，为了引起司法部门重视，他花费一万多元买了15 头黄牛，赶进京城。这可能是中国农民最早的维权行为艺术。
近几年，农民工“讨薪行为艺术”也每到年末便屡屡上演。2013年1月21日，40多位农民工在武汉街头跳起骑马舞，上演“讨薪style”，引起众多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相比前些年常见诸报端的农民工“自杀式讨薪”，以“行为艺术”讨还一年的辛苦钱，成本与风险无疑小了很多，但这种透露着无奈的行为艺术仍然让人心酸。①
作为当前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农民工个体的力量更为微弱，借助偶发性“行为艺术”的非制度性和不可控因素传播，难以推动整个群体的权益维护制度建立。而在当前的环境下，劳工领域的民间组织尚难以介入权益维护相关的公共倡导活动。对此，深圳一家劳工组织选择女工议题，以行为艺术等方式，进行了劳工倡导的探索。
案例：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室进行女工权益倡导
2011年11月20日，深圳宝安凤凰山森林公园举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活动。50多名男工友脚穿统一的三寸红色高跟鞋，浩浩荡荡走在广场上，边走边大声喊口号：“男人都可以温柔贤淑，女人都可以顶天立地”、“家暴不是家务事”、“拒绝沉默，女性要发声”等。在男工友前面打头阵的，还有二十多个戴上手铐模型的女工友，象征女性受到社会上的种种枷锁难以解放。这是深圳“手牵手”工友动室为2011年“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而组织的“穿上她的鞋，同走一里路”公益倡导活动。
男工友们穿着高跟鞋，在领队带领下艰难向前行走，有的人鞋跟都走歪了，但没有一个人放弃，女工友们则齐声喊着“拒绝沉默”、“反对家庭暴力”、“反对性骚扰”、“同工同酬”等口号，呼吁所有人关注打拼在基层的外来女工的权益。
据活动负责人王宝钰介绍，“穿上她的鞋，同走一里路”这一活动通过让男工友穿上女士高跟鞋，通过亲身体验，站在女性的角度和立场思考、理解和反思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并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引起社会对女性尤其是女工友权利的广泛关注和维护。
2012年三八妇女节前后，“手牵手”又组织了“女工的100个不爽”活动。除网络外，她们通过街头摆摊这一方式，现场请过路女工写下自己的“不爽”，并请义工拍照，在最后的发布会上以照片墙的形式展示女工们在身体、女工权益、工作场所、婚姻家庭等方面遇到的不爽。通过这些征集到的“不爽”，“手牵手”在发布会上提出工会要有女职工委员会或者女职工委员，让女工参与到工厂管理；要实施男女同工同酬，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要工厂落实月经假、产假，也要建立性骚扰预防和处理机制；政府应建立托儿服务等倡议。
(综合媒体报道与王曼对王宝钰的访谈撰写)
“手牵手”工友活动室是一个由爱心工友自发建立的义工小组，致力于拓展工友的活动空间、丰富工友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工友的合法权益。参与组织多个公共倡导活动的“手牵手”工作人员王宝钰认为，关注工友议题时，很多时候会忽略女工的问题。女工们从遥远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地方，除了男女共同面临的问题外，在工厂还得面临产假、休假、性骚扰、同工同酬、职业晋升等更多问题，此外在家中还要承担家务劳动、子女教育，因此女工议题值得关注。
此外，相比难以推动的工伤、职业病话题，王宝钰认为女工倡导或许可以成为劳工倡导工作的突破口。因为女工议题在社会层面还没有被推出来过，以体验式、参与式行为艺术进行的倡导方式，也能够让工友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王宝钰看来，很多劳工机构在进行倡导工作乃至被媒体报道时都比较谨慎，但身在维权领域，不做倡导工作也有自我边缘化的可能。如果机构做一些合法性高、形式上有特色的活动，有利于机构自身的发展。劳工机构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认同，能肯定自己的工作——认同自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而且不仅是自己认同，还要讲出来让更多的媒体与公众认同、看到。
（三）新社会运动在环保领域的兴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女权、反战、反核等社会运动兴起之时，西方社会科学界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解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冲突的理论模型失灵，他们开始积极寻找新的解释，形成了新社会运动理论。哈贝马斯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二战以后国家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从而导致人的需要受到忽视的结果，与个人的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权益密切相关。新社会运动之所以“新”，因为它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不以推翻某个政权为目标。麦克亚当提出，社会运动能否兴起的因素有三类：（1）扩大的社会政治机遇，包括经济及社会变迁带来的政治机遇结构的改变；（2）应有草根组织的力量，作为社会运动动员的主体；（3）边缘、弱势群体的意识提升。前两者是社会运动的客观原因，后者则是促成社会运动的主观内因。②
具体到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家推进依法行政、政府信息公开等政策空间的扩大以及随着经济发展与互联网崛起后公民意识的迅速提高，同时民间组织在近年来也出现快速发展的局面，新社会运动兴起的条件似乎已经齐备。事实上，自2007年厦门PX事件后，接连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也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新社会运动率先在环保领域出现的标志。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近年来的环境群体事件并非由民间环保组织动员发起。如《青年环境评论》的主编霍伟亚指出，在参与环境保护这件事上，环保组织和群体行动是分开的，一方面环保组织不敢参与群体抗争，另一方面群体抗争参与者也抱怨环保组织没能提供帮助。当然，和霍伟亚一样，很多关注、熟悉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人都清楚在中国NGO一直受到的束缚和限制以及“社会运动”一词在当前语境下的敏感性，同样不能忽视环保组织在更多基层社区工作中的扎实工作。
但把“敏感性”摊开来说，政府和NGO也许都应该重新考虑在当前转型社会中，社会运动更应该是建构和谐社会、推进社会稳定的常态化机制之一。目前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体制化，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当前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运动参与者的积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展示人们对民主和政治新的理解与挑战，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③
由于在中国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公众参与的非体制化，当前公众参与尤其是涉及权益维护的诉求缺乏有效的回应机制，许多民间组织也往往不敢或者无力在其中发挥作用，使得民众自发群体性维权事件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运动一方面反映出公民意识的提高、并培育了公众参与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呼唤来自体制的进一步变革和NGO的组织化回应。
案例：从什邡到启东——公民广泛参与的新社会运动
2012年6月29日，预计总投资104亿元、年产值500亿元的宏达集团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项目在四川什邡破土动工。由于该项目在互联网上被曝有极大的负面影响，部分什邡市民和学生从在百度贴吧、QQ群、微博上议论转而上街聚集，近千名市民于7月1日在什邡市委门口和宏达广场两地集会，以示抗议。由于对市政府的回应不满，7月2日聚集的市民更多，情绪激动，以致警民之间发生冲突。7月3日下午， 什邡市政府表示不再建设钼铜项目。
与五年前的厦门PX事件相比，本次事件中，什邡的许多中学生和大学生——90后成为参与主力。根据FT中文网的分析，90后能通过互联网获取他们感兴趣的信息，这一点也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知名博主安替(Michael Anti)表示，“90后是在社交媒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因此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便捷的通讯技术和新媒体在事件迅速扩大影响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很多当地的网民通过手机、电脑对现场进行文字、图片直播。公众人物和网民在互联网对什邡的市民广泛声援， 许多青年人心中的偶像作家韩寒连续发表长文章，声援什邡维权行动，并以文字图片形式在新浪微博传播。作家李承鹏则亲自前往什邡， 进行现场报道并发表分析性文章。
这些信息在微博、论坛迅速传播，而且大部分都未被删除，因此部分网友认为政府高层的政治导向有所转变，或者说言论自由度有所提升，从而使得什邡事件迅速平息。
什邡事件后不足一月，7月28日，江苏启东市民众又走上街头，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媒体称之为“启东事件”。据报道，当天数万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在冲突过程中，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被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
当天上午政府便顺从了民意，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与此同时，市长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一个名为“启东市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这个视频声明了政府的态度，即应市民的要求，这个项目暂时不会启动，并请市民注意身体，不要再举行示威游行的活动。
（综合媒体报道撰写）
与什邡事件相似，启东事件也得到了来自互联网和公众人物以及媒体的支持，迅速得到官方的回应并平息。但由过程来看，民众在群体性事件中“暴力性”加剧，一定程度上出现情绪失控倾向。在社会学家应星看来，国内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情绪（“气”）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之间有关联但更多的是区别。勒庞认为个体平时通常都很理性，但只要卷入到群体中，当谁也不用承担责任的时候，就会变得非理性。应星指出，对于中国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更多要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分析。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都经历过有理有节的上访，但往往受到打压或是没有比较满意的效果，才可能转化成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依法抗争无效之下，才慢慢一步步被激发出来。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更应该警惕的依然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缺位。
政治学者唐昊同样指出，当前民众参与的环境社会运动兴起正是过去十年国家环境治理失效的产物——传统的由上而下的环境治理无法发挥作用，来自民众直接的、自发的环境社会运动便作为新的环境治理主体登上社会舞台。但这一运动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无论怎么轰轰烈烈，目前为止都未带来制度变化，影响环境的项目因群体事件而叫停，但项目决策机制、开发商优势等制度性安排并未改变。
常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与思考（1992~2011）》报告中提出，过去二十年来，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在中国的发展依托于三条主线：环保民间组织的涌现和行动，执政管理者的改革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支持下的自发环境行动。这三条线索有时互相促进，互利共赢，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相对独立、缺乏联系和互动。如何在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下让三者更好地协调配合，将是留给政府和民间组织的重要问题。
① 安凤德，赵华军. “个案改变中国?”——影响性诉讼中公众意见对司法的影响及其阐释[J]. 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
② 艾佳慧. 网络时代的影响性诉讼及其法治影响力（下）——基于2005—2009年度影响性诉讼的实证分析.中国法律[J]. 2010.5
③ 李奋飞. 影响性诉讼打造法治中国.检察风云[J].上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