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最近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不是‘独立发展’或‘自主发展’，第三部门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依附性越来越强。” 在2011年2月26日在京举办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以下简称“观察报告”）新书发布会上，报告人康晓光教授一语惊人，引发了热议。
这份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和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博士主编的报告，通过总报告、分报告、典型案例、大事记四个部分，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外部环境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评论。报告以NGO的视角进行实证观察，以犀利的眼光和笔锋对公益领域的现状和热点进行褒扬或针砭，体现了明确的价值立场与导向。
对政府的依附性越来越强
“从发挥的功能上，在促进市场和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引领和推动社会创新等对政府、企业有益的方面，第三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反抗市场暴政、参与公共决策、制约政府权力、促进政治民主化等反对或限制政府、企业权益的方面，第三部门能发挥的作用却很小（P35）”，“中国的现状是，倡导性组织得不到保障，当弱势群体的利益与企业、市场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第三部门组织并没能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奋起反抗市场暴政（P32）”。报告做出的以上判断，在当下三大部门跨界、融合的主流话语下，搅起涌动的波澜。
观察报告将第三部门置于为其提供资源并影响其变化的政府、企业、海外力量和公众等几大环境因子之下，并观察它们的相互作用，以此分析第三部门的发展态势。报告认为，第三部门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弱，取决于行政权力对第三部门实施干预的程度，以及组织主导资源单一化程度。作者将“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作为总报告的标题，点明自己的结论。顺着其中的逻辑自然不难理解，作者在报告中始终拒绝使用“公民社会”的字眼，而只以“第三部门”指代的缘由。
报告认为，政府通过分类控制和功能替代策略等更为高明精巧的控制手段，培育“可控的”组织，在功能上替代、减少甚至消除“自治的”第三部门组织，成功地对社会进行了吸纳，造成第三部门组织缺乏自主性和挑战性。长期以来，第三部门在西方发展机构的影响之下，总体上接受了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思想和价值观，但在现实层面往往发现根本无法实现，出现了功能和认知失调。
对于目前多地出现的政府开放民间注册管理并大举采购民间服务的举措，报告一方面对其推动政社分离、强调专业化、引导机构治理的规范等积极方面予以肯定，但同时也对第三部门进一步失去独立性表示忧虑。
事实上，伴随国际资助逐年大幅下降的局面，本土草根组织经过“洋奶”和“母奶”争论，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本土资源。另一方面，伴随政府采购民间服务的热潮，出现了政府自创组织，或者体制内组织纷纷社会化转型的现象。由于与体制的人脉关系和天然的政府信任，此类组织在竞标采购中尽管换了马甲，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这无疑给寻求“招安”的草根组织形成挤压。
近期在北京，残障服务领域内的部分工商注册的草根服务组织联名给主管该领域的政府组织写信，呼吁尽快落实注册难的问题。这不同于去年的宽松政策，今年政府在该领域内的采购计划，已将工商注册的组织排除在外，而在开放注册的政策已经家喻户晓的情况下，注册事宜并未落实。
此外，当草根组织被纳入体制内合法化生存，紧随而来的，一些草根组织可能面临妥协甚至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压缩倡导功能，偏向社会服务的现实压力，以便获得现实的生存利益。这些组织需要具备更加高超的策略和技巧，才能化解压力下的焦虑。外力之下，公益组织，甚至单个的草根公益组织内部，出现分化已不可避免。
企业影响的两面性
企业也是影响甚至导致第三部门分化和不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子。企业（家）基金会大举进入公益领域，它们所倡导的跨界合作模糊了三大部门的边界，使公益更加主流化、大众化，推动了公益领域的创新和绩效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容小觑。在影响第三部门的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方面，报告认为，企业资源的进入，有助于减弱第三部门对政府和海外力量的依附性。同时，政府对企业的信任，可以为本土第三部门的制度环境松绑。
利弊互现的是，这加剧了公益组织对企业的依附性。报告认为，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甚至成立专门的公益组织推动第三部门发展同时，企业的理念和资本的逻辑也逐渐渗透到第三部门中。在降低第三部门对政府和海外力量依赖的同时，也使第三部门组织越来越理性，注重成本收益，甚至可能导致营利化倾向。此外，强化了第三部门组织的非挑战性，使其逐渐丧失对企业不当行为的挑战能力。（P66）
“政府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官办工会形同虚设，民间组织无影无踪。”康晓光以此说明，缺乏独立性和挑战性的中国民间组织，并未能承担起倡导和代言的功能。这是一种功能失调的表现。报告在典型案例部分，特意将2010年劳资纠纷中工人的觉醒和集体行动，以及NGO的集体失声纳入观察。
对即将对第三部门产生全局性影响的企业（家）基金会，报告作者寄予厚望，期望它们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进步。
随之而来的争论
发布会上，围绕依附性话题引发了争论，焦点落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第三部门是不是依附性越来越强，二是第三部门是否应当依附，讨论这个问题有无意义。
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教授同意康晓光的判断，她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表面上越来越独立，但这种独立富有中国特色。她提出，要认识和判断第三部门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可以从网民/国民（公民）的成长过程找到答案。网民（国民）的抗争行动是追求价值，还是追求利益？是追求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还是自我的权利？是否存在公民的共同体？如果抗争和反对还是建立在利益之争的基础上，公民社会就不存在。师曾志长期研究互联网和公民社会，她提请大家关注新媒体出现的价值，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发展带来了技术赋权的意义。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主任邓国胜教授更为乐观，他认为官办组织去行政化的发展态势明显，草根组织独立性正在加强，因此并不同意第三部门依附于政府和企业丧失挑战能力的说法，认为应鼓励不同部门良性合作的关系。对中国第三部门较为乐观的学者们，通常会将汶川地震中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大量涌现作为公民社会正在积极成长的例证（参见第51页《小荷才露尖尖角：汶川地震对草根组织的影响》一文）。
依附还是独立，这是一个问题
生存环境和资源来源导致了第三部门的依附性，但第三部门是否在价值观和精神上应该认同这种依附性呢？现场参会的几位学者在第三部门是否应该加强独立性、减少依附性上有着基本的共识，不过，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表达了不同意见。
窦瑞刚强调，依附性是第三部门的天然属性，从资源来源已经表明依附于政府或者企业，探讨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没有意义。他进一步对“中国特色”予以强调：“中国的基础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一定不是对抗性的，要建立相互的亲密关系，内部矛盾内部处理。” 此言一出，北大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锦萍忍不住回应：“放弃规则和底线，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没有意义。”
南京爱德基金会的秘书长丘仲辉是NGO的实践者，他强调第三部门应该牢记自己的使命，有依附性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使命价值。第三部门的使命价值，体现的正是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差异之处。
在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中国）首席代表李国志看来，公民社会是制衡和监督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需要制衡的力量去保持社会的平衡。以环保领域为例，关键还不在于有多少慈善资源从企业进入公益领域，而首先在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否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在这个环节做好了，也不需要我们的环境NGO在那里挣扎和抗争。
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费约翰从资助和受助方的关系上去分析，他指出“洋奶”和“母奶”其实都会有问题，关键在于受助方对第三方（资助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受助方如何维护自主权。此外，费约翰认为，单个组织的自主性和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自主性是不同的概念，后者还包括文化上的因素。
他山之石
第三部门的独立性与资源来源相关，同时也与制度、文化和公民意识的觉醒程度相关。第三部门在资源上依附于政府和企业，并非中国独有。例如，在很多西方国家，来自政府的发展资金，占了NGO预算中的相当部分。但此“依附”非彼“依附”。NGO和国家的关系，除了资源关系，同时还受到法律和公民权利保护的调整，使其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平等对话关系，对政策产生影响。
李国志说，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既能够选择和政府进行合作, 也能够对政府进行监督，甚至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影响其执政理念，但是仍然保持其独立性。例如，受到政府资助的有些英国NGO，每隔几年就会与政府讨论资助问题，续签资助协议，拿政府的资金从事发展援助，参加讨论和影响政府的援助方向。尽管这些组织的资金来自政府（比例不等，有些NGO50%以上的资助来自政府），但不能说，它们就是依附于政府，因为它们仍然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监督权。
与企业的关系也是如此。对NGO而言，单从技术层面考虑，争取资源来源多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极端”一些的组织如绿色和平，拒绝企业和政府的资金，来自于分散公众捐款的涓涓细流，有效地保证了这个组织能够追求自身理念的纯粹性。从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史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家良心和道德的自我发现，而是公民运动的压力结果。进而，慈善资本主义被引入公益部门，以大幅度提升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还发展出像比尔盖・茨所倡导的“创新资本主义”，用公益精神改造企业，改造市场。（P64）
观察报告还试图从文化和公民意识的层面进行中西对比探讨，试图从根源上阐释中西慈善文化的差异。西方的组织和国家的关系，是权利制衡权力基础上的对抗性关系。第三部门的依附性话题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是因为几乎在所有领域，“中国特色”必有投射，在非营利领域也不能外。但中国第三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关系，大概既不是西方的对抗性关系，当然也不应该是康晓光说描述的，纯粹的依附和跑龙套。
无论如何，“中国特色”是受到西方权利为本和尊重个体的价值观洗礼的中国草根组织需要面对的现实。面对越来越强势的政府和企业，挣扎多年试图迈向独立的第三部门，最终发现自己仍然面对强大的“中国特色”的宿命，不得不仍然在精神独立与行动依附之间的断裂地带焦虑。康晓光说，“本土组织如何加强自主性，坚持自己的理想、价值和目标，现在还没有答案。”
康晓光提醒我们注意悬在第三部门头上的透明天花板：制度的限制以及背后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对第三部门来说，政府和企业，既非天然的敌人，也非天然的盟友。在动态的制衡中，社会才能在多元的声音下保持健康和活力。
面对风云变幻的中国公益领域，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2010年公益领域的重要变化，是在强化服务功能的同时降低了敏感性。康晓光则发出警示：“现任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费约翰曾说，‘减少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依赖对国内非营利组织部门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句话意味深长。”康晓光认为，与此同时的挑战是第三部门即将面临政府权力和企业财富双重殖民化的危险（P115）。”
后记
报告在政府和企业大举进入公益，国际组织（资金）渐行渐远之时，公益领域正在面临重大变局的背景下出台，无疑非常及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点明资助观察报告的背景：现在，第三部门资源潜力得到释放，可捐献的时间大幅增长，有非常大的空间和可能性，第三部门意识开始觉醒。但与此同时，社会幸福感在急剧下降，社会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社会的平稳转型变革，需要第三部门的理性选择和行动。何道峰认为，观察报告就像河道上的航灯，为大家指明自己所在的位置。他呼吁第三部门积极作为，唤醒角色意识并联合行动，让未来产生更好的选择。
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将长期资助此项研究，对第三部门的发展态势进行为期10～20年的长期关注。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高度评价对本土基金会有意识地支持独立的分析研究和报告的意义。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费约翰也对此非常认同。福特基金会长期重视资助智库研究类项目，现在扶贫基金会的介入，体现了本土基金会视野开阔，试图引领行业价值的战略眼光和努力。
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着墨于介绍总报告所重点覆盖的依附性问题，以偏概全，不及其余。从观察报告的其他部分内容来看，由于需要对议题进行聚焦，也为篇幅所限，观察报告并未能将业界普遍关注的其他一些重要议题全部纳入。相比之下，总报告较为理论化，分报告中的热点议题（现象）、典型案例、以及大事记等其他部分内容的选择和评议，均指向对公益领域发生重大影响的热点议题，强烈地体现了作者独立的价值取向、对现实的忧虑和人文关怀。例如，在众多风起云涌中出现的社会企业中，作者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富平学校作为其中的代表进行细致的案例剖析，可能体现了作者自己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富平学校始终将社会价值作为基本诉求，将商业手段作为辅助。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面临重大调整之际，困惑这个机构的，仍然是如何将目标置于手段之上，甚至做好了这样的坚持可能会导致机构消失的准备。这些细致的观察和发现，值得细读去慢慢体会。报告试图对第三部门进行结构性和趋势性的把握，有利于阅读者（包括草根行动者）超越日常化的工作细节，在变化纷呈的公益格局中参照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