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民社会在中国：渗透与影响》一书英文版已于2012年11月由英国爱德华•爱尔加出版社出版（陈杰著，共 224页），该书根据广泛的实地调研和参阅有关国际公民社会的文献，探讨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GOs，以下简称INGOs)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扩大的在华运作，特别是思考这种运作对中国产生的潜在的社会政治意义。现将该书的部分内容总结如下：
学者普遍相信有好几千个各种类型的INGOs在中国运作，但是要想获得这些组织及其项目的全面和精确的统计信息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政府限制社会团体发展的总的政策氛围，INGOs在中国的活动大都局限于所谓“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环境、生态、扶贫、人道援助和公共健康。结果， 除了活跃在北京之外，INGOs 项目主要集中在相对贫穷的地区，尤其是大西南。INGOs对于中国的渗透，一方面折射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的提升。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吸引了这些国际性公民组织的关注。疾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使得中国在INGOs一向关注的那些全球性问题领域里变成一个关键因数。同时，INGOs也看到，由于中国强大的外交地位，中国不仅仅造成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极大地影响着有关这些问题的国际规范的制定。
从中国方面来说，它已经不能忽视国际公民团体和它们发起的社会运动。 既然中国的外交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和全球治理，它就必须把INGOs视为国际事务中合理的角色， 因为这些公民组织几十年来对于国际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外， 既然中国很关心自己的“软实力”的累积，它就必然看到，那些首要的INGOs对于西方媒体很有影响。更重要的是，INGOs能对中国做出特殊的贡献。这些组织代表着在西方兴起和发展的以单一议题和生活方式作为关怀重点的所谓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发展的早期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INGOs参与应对了很多社会和环境挑战，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中国需要这种国际协助，来减弱残酷的原始市场经济对社区和生态造成的黑暗副作用，建立社会的和谐，并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在农村扶贫与发展、 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处境的改善等领域，中国已经从INGOs的善行中受益良多。INGOs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而且还传递了新的思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
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INGOs带入对既定政治体制产生损害的理念和做法，INGOs在中国处境微妙，需要言行谨慎，以便在中国的正在变迁中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运行。中国至今都没有制定明确的法律来规范 INGOs的注册和管理1。紧张的气氛，甚至对INGOs的打压，时有发生。INGOs有时遇到的麻烦可以说是难以预料，不可解释。
在华运作的INGOs， 一方面适当调整了它们一贯的做事方法， 但另一方面还是努力去完成全球性的使命。通过改变官员和大众的观念，INGOs不断改善自己的运作环境。某些大型INGOs颇为挫折的早期在华经历（例如国际小母牛组织，1985-1996年；绿色和平，1996-2003年；以及大自然保护协会，1997-2002年） 可以看出这种调整。其实，以中国的国情和标准来说，INGOs的运作可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民主化作用。当然，在许多情况下，INGOs的民主化作用并不是它们刻意的追求，而是它们为了开展具体的项目和当地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政府部门合作时所附带产生的效果。
INGOs 和中国的草根NGOs保持了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了后者对于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所起的作用。首先，跨国合作有助于中国的自下而上的NGOs发展成为机制化的可以扩大公民社会空间的平台。这是因为INGOs激发了中国NGOs活动家的灵感，培养了它们的能力，加强了它们的团结，并且协助中国NGOs和联合国以及国际媒体接轨。第二，INGOs通过自己的参与式扶贫和环保项目，向中国伙伴传播了赋权于受益者的理念。INGOs强调利益受直接影响的民众平等参与项目的决策，重视他们的能力和见解。这样，这些项目不仅带来了具体的物质好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项目，受益人群的权利感和组织能力增强了，维权的意识也随之增强。第三，INGOs帮助中国NGOs进入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INGOs参与了中国某些政策和立法的制定，加深了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潜力和价值的认知，使得官员们更容易在政策制定的机制里接纳NGOs的参与。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政府对国内NGOs的包容，其催化剂乃是公民社会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体系）的国际趋势所产生的影响或压力。这种全球范围的参与文化，以及为此而建立的各种咨询机制，主要起因于INGOs所代表的跨国社会运动本身对参与式多边主义和包容性治理的追求。INGOs对国际组织事务的积极介入，也使得它们能够向中国的社会活动者传播有关问题领域的全球化概念和标准。最后，公民社会层面的国际团结，培育了以全球问题和共同事业为导向的多元的社会和政治认同，有助于减少中国的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是政治民主化的潜在障碍。
同时，对于INGOs来说，一方面和中国草根组织合作，另一方面则和政府当局合作。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INGOs明显的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一些中国的社会活动者抱怨，在和INGOs互动时遇到了种种问题和挫折。例如，INGOs对中国NGOs的资助往往集中在具体项目的执行，而不是组织和人员的总体发展。除提供资金之外，INGOs也应该加强用其它方式进行协助。而且，某些由INGOs介绍给中国伙伴的组织治理方法，在中国的敏感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要么效果打了折扣，要么根本行不通。 在中国和外来NGOs之间，有时甚至会出现争夺人材和资金的竞争。然而，各种调研显示，INGOs在中国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和令人鼓舞的。它们对中国草根NGOs的成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INGOs在中国的活动，对当地NGOs起到了某种保护伞作用，有助于它们的合法化。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以来，公民社会（包括INGOs）在中国的政治空间已经扩展，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外社会活动者不断努力推进的结果。来自公民社会的推动，逐渐重新划定政治上的容忍界线。最近几年出现的倒退和打压个案，似乎没有逆转这一总的多元化趋势。
国际公民组织对于一党执政的威权国家的影响，中国并非首例。为了深入分析INGOs的影响，该书把中国的情况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例子作了比较研究，包括蒋经国时期的台湾和冷战后期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蒋经国时期的台湾在公民社会层面上的跨国互动，看上去和今天的大陆有些类似，比如说两者都很注重低政治的问题领域。与INGOs的互动，促进了岛内消费者权益、环保、妇幼、原著民处境以及残疾人福利等领域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过，台湾的跨国公民政治包含了较多的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明确诉求，这种活动的主角有台湾长老教会、基督教的国际网络，以及当时在台留学的西方和日本学生所组成的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国际抗争网络。台湾经历与大陆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方面是，在八十年代，海外台湾社团和岛内追求政治变迁的社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和同时期东欧的情况相比，台湾NGOs与国际公民社会互动的政治化程度就显得逊色。在赫尔辛基条约框架的支持下，围绕着人权和民主的议题，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欧的社会运动NGOs发展了紧密和日益系统的交流与合作。结果，东欧的独立公民团体得到加强，这直接促成了某些东欧国家政权的彻底变色。所以，在强化当地公民社会和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方面，NGOs的跨国联合对台湾-特别是对东欧-产生了在中国大陆至今都难以想象的政治影响。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因数是：和当今的中国政府相比，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和东欧的一党政权，因其各自原因，国际地位都过于脆弱，禁不起国际上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同时，目前中国的NGOs活力和运作空间，在许多方面可能还不如当时的台湾和某些东欧国家。
最后，该书比较了“旧中国”和“新中国”在INGOs渗透方面的异同。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在炮舰外交的支持下，西洋的妇女团体积极呼吁中国妇女根除缠足的陋习，而基督教青年会和扶轮社一类的组织，以文明开化为口号，深入到中国精英圈子和社区的各个角落。如今，INGOs和它们的领导者们在中国开展活动，用的是全球化的语言，讲的是气候变化和社区发展。而国际公民社会的旗舰—绿色和平的“彩虹勇士”号好像还只被容许停靠在香港。该书在结尾时对INGOs在中国的运作前景作了预测。从总体上说，INGOs在中国的运作还将继续发展。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 一些扶贫和人道援助INGOs对华投入减少，但INGOs所涉及的领域不只是扶贫和人道。公民社会层面上的国际化（包括INGOs的进入和本国NGOs的跨国活动）是全球化时代主要国家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自然趋势。国民收入比中国高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以INGOs为主要角色的国际公民社会的关系更密切，只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国家和INGOs关系的内涵也逐渐演变。 同时，在目前阶段，由于政府政策的缘故，还有大量活动于“高政治”领域的INGOs根本还没有进入中国。随着中国的政治改革，它们会大量进入，形成跨国公民社会渗透中国的另一个浪潮。总之，中国的全球化，从政府外交主导开始，发展到跨国经贸依存，再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合，这本身就是一个主要国家与世界关系的正常化过程。
1编者注：2004年的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国际基金会在华运作纳入管理，但总体上相关法律规范尚待制定。
（作者系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