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北方地区春季的沙尘暴造成“国际影响”，韩国民众在每年3、4月间也要受其侵扰，因而，中国的荒漠化问题也为韩国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所关注。12月9日，自然之友与韩国环境运动联合共同举办了中韩“荒漠化防治与公众参与”研讨会。会上，来自国内基层从事荒漠化防治实践及研究的民间人士，与荒漠化防治政策及工作相关的政府官员、科研人员，以及韩国的环保民间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交流沟通。会后，中韩双方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代表初步达成建立一个荒漠化防治的东北亚民间网络的意向。
中国是土地荒漠化严重的国家。截止到1999 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国土荒漠化的面积为267.4万平方公里，占总国土面积的27.9%，每年还在以很高的速度扩大。其实，中国政府在荒漠化防治工作上投入大，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出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情形。而中国公众和媒体对荒漠化问题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大多数人仍然停留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这样的简单化的认识上。关于种树的问题，其实已经是个争论很久的话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和黄秉维都提出过告诫??片面强调植树造林，等于在干旱地区设置抽水机，有可能导致当地地下水位下降，甚至加重荒漠化。生态治理方案不能背离基本的科学依据，最有效的“治理”是 "保护”，而不是“建设”或“改造”，而保护生态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保护原生的生态，并且是多样性的生态，要各地因地制宜，而不是让原本就是草原或沙漠的地方“变成”森林。到会的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有着在浑善达克沙地研究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在干旱、半干旱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和飞播种树，不但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年年植树，树木年年死去，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并且耽搁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另外，蒋高明和扎根辽蒙边界科尔沁沙地治沙的民间人士万平都提到，严重的部门分割造成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例如，以“治沙造林”或“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经费只能“专款专用”，驱动地方基层政府只顾造林却不顾效果；与之类似，“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考虑，地方政府为了得到“移民安置费”而盲目完成指标和任务，所谓的“生态移民”很可能实际上是更深层的“生态破坏”。对内蒙古当地的荒漠化防治研究有着丰富经验和深刻见解的民间人士达林太、刘书润及沈孝辉都强调，政府的许多荒漠化防治的政策和措施的出发点是单一的农耕生产方式和文化的思维，抛弃传统的游牧方式和实行了二十年的草原承包责任制未必是解决之道。不难想见，在防治荒漠化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如果不尊重各地的当地事实、本土经验和文化，不但不会有预期的好效果，更严重的是生态、文化和老百姓生计的破坏。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建议要建立一个多方面对话交流的平台，像这样的研讨会今后还应邀请荒漠化地区的原住民以及荒漠化防治工作的志愿者来参加。阿拉善SEE协会的郝冰特别提到在荒漠化防治的民间网络建立之初，一定要多花时间达成共识，再在共识的基础上行动；并建议荒漠化防治工作项目的评估标准要不仅限于自然恢复方面的指标，同时要包括制度创新和文化保留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