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一下，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台湾社区营造的报道或研究性文字。其历史 ，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日本，其时日本受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而出现社区营造打造魅力新城乡的实践，名之曰“发现乡村之光”，即每一个乡村都有它独特的魅力，需要通过社区营造将之发现和宏扬起来，从而推动社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李登辉访日后，于1991年提出台湾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三年后，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正式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主张。其时，正值台湾解严后的社会大解放时期，各种NGO、社会团体、各色人等风云际会，都想着要在各个领域一展身手。社区营造适逢其时，吸引了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大量人士的参与，一时间热闹非凡，你方唱罢我登场，社区大学建设运动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
什么是知识？知识有可能成为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工具吗？台湾社区大学以“解放知识”为主旨，其十几年来释放出的力量，可以如何来感受？
因为是第二次到台湾参访社大，且脑子里多了一些全球性在地化教育运动的相关资讯，特别是阿普尔等所著《被压迫者的声音》，让我对以往忽略不记的“知识”这个字眼，变得敏感起来。
列宁说知识是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工具，但在今天全球化与城市化席卷世界之际，主流教育往往成为阶层固化与承继的工具，知识也常常沦为资本的俘虏。和资本一样，知识反而成了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所以，如何还原知识的本质，使知识获得解放，在全球化的知识系统以外，构建在地化的知识系统，就显得相当重要而意义深远。
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台湾社区大学建设运动，起始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台湾教育官僚资本化、知识单一化、知识异化的反思，于1998年在台北创办了第一所社区大学，提出“知识解放，催生公民社会”的主张和愿景。十几年来，其规模已扩展至86所社区大学，13所分校，遍及台湾的每一个县市，在农村和原住民地区也有将近十所。社区大学每个学期注册人数，多则上万人，少的也有上千人，每年有将近三十万18岁以上的成人在社区大学学习。
台湾社区大学这种迅猛的发展态势，实在是让人振奋，也让我看到社区大学在大陆发育、成长的可能性。所以自2006年我们在海南创办第一所农村型的社区大学后，又与福建正荣公益等机构合作，分别在福建的不同地域，办了三所农村型的社区大学，一所针对工友的社区大学，在江西的城乡结合部和山西的农村也在筹备另两所社区大学。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举办的社区大学的运作始终在第一阶段，即社区动员的层面上徘徊，没有能力往上走一个台阶，即课程平台的建设上来。尽管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外在原因，特别是当前大陆知识分子的矮化现象使其无法与工农大众结合，但我也相信，肯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即推动者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在台湾举办社大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参照，看到我们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也是我参访台湾社大时想探寻的另一个答案。
知识分子与社区大学
台湾社区大学促进会，是我们的第一站，秘书长高如萍老师接待了我们。促进会办公室设在台北，在台湾大学附近，距离101大厦也不远。促进会是1999年成立的，发起人基本上都是台湾第一所社大——台北文山社区大学的创办人，如黄武雄、顾忠华、林朝成等台湾各大学的教授。黄武雄先生更是社大的开拓者，在1997年前后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推动了社大的创建潮，也是社大的理论指导文字。如当前社大四大类课程，其构想即出自黄先生。黄先生认为，当前学校教育或学习“套装知识”的结果，不是使人更了解真实世界，反而把人与真实世界隔离开来。所以社区大学要“解放知识”，主张在学院和社区之间架设一座知识的桥梁，互相学习、灌溉和充实生命经验，同时开拓自己的视野与胸襟。顾忠华先生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后回到台湾，参与了解严后的各项社会运动，是台湾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积极实践者和理论建设者。他也是在对知识本身的诸多反思后积极投身台湾社大建设的，在他看来，在现代的国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协力下，知识的生产、传播、分配、学习、应用愈来愈“制式化”，甚至被种种权力和利益“殖民化”，所以学术的分工日益“专门化”，知识的传授也愈益“套装化”，结果使得“经验知识”日渐萎缩。
我们看到，台湾社大的推动首先来自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身在学府的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他们身处制式教育的系统中，不甘于仅仅是“生产线上的装配员”（顾忠华语），而有自觉的批判意识，能够对当时的台湾教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异化的现象进行反思，乃至走出大学的围墙，来到街上，来到田野，与台湾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联合，推动台湾教育的变革。在台湾各所社大，活跃着大量的志工和兼职老师，他们或是大学老师，或是中小学老师，或是政府官员，或是各种社会人士，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有担当，具有批判意识。在不同社大工作的志工，如永和的周圣心，曾文的陈云芳，台江的吴茂成，旗美的张正扬，宜兰的林庭贤，都有这样的特点。
回过头来看看大陆这里，在“新四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统摄之下，知识的异化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社会的认知在财富、效率、进步、发展等等概念的灌输下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动物化。动物界的生存逻辑弥漫到整个社会，知识界也不能幸免，知识分子围绕着学术招标和职称评定体系，生产出汉堡炸鸡式的知识，在小圈子内流通、彼此虚胖，而后自以为是地睥睨大众，什么社会责任，什么批判意识，什么时代先锋，都只是纸上自我标榜。在这样的一种情境底下，只有实践者的动员，缺乏知识分子的参与，大陆的社区大学建设，其未来的前途在哪里呢？
“我还要慢慢长大”
永和社区大学在台湾社大的历史上排行老三，成立于1999年，座落于台北市永和县国中，白天是孩子们的课堂，晚上和周末则是社大的教室，包括两大间办公室在内，社大每年要付给国中近二十万元人民币的租金。永和社大由黄武雄先生亲自创办，有五个专职工作人员，每个学期的平均注册学员在三千人左右，开设的课程有一百多门，类别五花八门，常见的是生活艺能类的课程，报名的人也较多。一般每门课程在三个学分左右，学员修完128个学分才能毕业。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催生公民社会”这样一个理念指导下，人文社科类和社团小组类课程在社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尽管并不是每个学员都喜欢，但社大要求学员至少要修一门这类课程。
我在永和社大现场简单体验了几门课程，分别是“社区发展与公民责任”、“电影里的民族”、“旧衣手工”，实在是让人赏心悦目，课程结束依然不舍得离开；从内容到形式，从热烈的互动到井然的学习，无不让人感到亲切。在“电影里的民族”课堂上，老师在讲解完爱斯基摩人这个民族的各种风情后，给大家放由爱斯基摩人自己执导的《冰原上的奔跑》这部反映民族特点的电影，学员们就从各自的包里拿出水果或点心来，分发给大家，边吃边看并讨论。这些学员生活在附近的社区，平素几乎老死不相往来，通过社区大学这个平台联接起来，一起上课，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一起出游，甚至一起到生态农场种菜，社区因此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地方，社区就是一所大学，而大学就是一个社区，社区与大学成为一体，一个生命共同体，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在永和社大给我们放的片子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也是社大的学员，他说：我还要在社大慢慢长大，为国家做贡献。实在是让人感佩至极。
传统大学承办的社区大学
台湾真理大学的本部在台北，面朝淡水湖，风景优美，有许多上了年纪的建筑点缀其间，给人一种历史感。相比而言，真理大学设在台南麻豆镇的分校就显得有点单调了，校园四周都是农田，由于是新的校区，校园里看不到大棵的树。但使这里具有不一般意义的是，分校承办了曾文社区大学，一所面向农民提供教育服务的农村型社区大学。
曾文社大有学员近千人，其教学点除了真理大学提供的教室外，还遍布麻豆和周边乡镇的各个角落，庙里、公园里、生态小农场里，最远的在山上，开车过去得近两个小时。那天我们现场观摩了一堂农机维修课，老师是台南一所大学的教授，教具是一个学员从家里带来的一台小型耕作机，学员则来自各地，最远的一个从高雄过来，他刚辞去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农村尝试搞生态农业，因为高雄地区的社区大学没有教授农机维修的，所以不远两三百里来这里学习。
相比办在城里的社大，曾文社大虽然有真理大学的便利，但其兼职老师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乡土社会，那些有着丰富经验知识的老农成为社大教师的主力。但这些老农往往都不善于表达，无法将他们的经验进行有效的传播。这个时候，真理大学的优势显现出来，在这里上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成为社区大学进行知识转换的一个有力媒介，他们成为助教和桥梁，将老农脑子里的知识挖掘出来，进行整理，并协助老农在课堂上讲授，完成知识的再创造。
什么是大学的责任？真理大学是最好的注脚。
办在大庙里的社区大学
我们常说“举社区之力”，但往往无从去感受这种“社区之力”。在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社区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台江的榕树之神，起初是一株小苗，多少年后，是一片森林，枝繁叶茂，根基深厚。
台江分校的特点是其教室都在当地的大庙里。大庙是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地区的重要文化传承之地，在大陆沿海特别是闽南地区，这种大庙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供奉保生大帝或其他神。大庙是宗教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上香许愿；大庙同时又是村庄的公共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谈天说地，打牌玩耍。如何利用大庙这种场所和其原有的功能，提升社区的文化，振拔社区的精神？如何使大庙文化超越其自身，而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担当？
台江分校的执行长吴茂成先生是一个脸上都写着“使命感”的人，他的言谈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是“苦难”，因为有对苦难的深切体认，而有怒发冲冠解民于水火的情怀。问题意识和使命感的结合，催生理想主义的行动，“大庙兴学”因此而起，在传统的功能以外，增加了教育的功能，以及乡土文化复兴的功能。
在其中的一个大庙，我们体验了电脑、推拿、瑜珈和当地舞蹈四种课程，我们置身其间，感受着学员的热诚和喜悦；在榕神园里，我们体验了摄影班的课程，学员们用自己的相机记录社区生活的点滴和环境的美好，举办摄影展，凝聚社区认同，更重要的，由学员们组成的义工队伍，成为社区公共事务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在传统和现代、理想和现实中间，大庙里的社区大学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人们在学习、宏扬社区传统文化中携手走向未来。
躬身向下 方能向前
台湾解严后的各种社会运动，如社区营造、社区大学、新故乡等等，我们匆匆走一趟两趟，看着挺好，觉得在大陆也有各种的可能性，有些经验直接就可以搬过来用，并且憧憬很快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比如在南投埔里镇桃米生态村的纸教堂，听颜新珠执行长给你讲纸教堂及周围建筑的设计和布局，荷塘的设计，水沟的设计等等，我们会想到我们那里也可以这么来做，甚至基础条件比这里还好。这么来想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更要看到台湾的社区发展背后是无数知识分子数十年的沉潜。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廖嘉展、颜新珠夫妇二十年前即从台北回到埔里农村，开始社区营造的工作，而在美国取得双博士学位的舒诗伟则在北埔农村一呆就是17年，他们这种向下扎根的动作，这种韧劲，这种“泥土精神”（钱理群语），才是最根本的经验。这种经验，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学得来吗？
当然，当前大陆也已经有些“觉悟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产生着联接，虽然还太少。鲁迅在论及“觉悟者”与大众的关系时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都必须是有研究，能思索，能决断，并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知识分子唯有躬身向下，才可能做大众的事业，社区大学正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作者系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