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野草”）2007年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但早在2004年就已开展环保活动。因为5·12地震灾后重建中参与生态厕所项目，不但让它声名鹊起，也促使它从一个城市社区环保理念倡导型组织开始转型成为环境项目操作型机构，拓展了新的工作领域，开始新的运作模式。
2004年的野草还是一家名为“大熊猫之友联合会”的二级社团机构。依靠“绿色社区网”开展工作，后从大熊猫之友剥离出来，并于2007年完成工商注册。
地震前的野草并不关注乡村。野草负责人何磊说，“以前我们觉得这没有实质意义。改变环境问题应该从关注人和社会开始，我们把精力放在如何将我们倡导的价值和理念融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中去。”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他们通过绿色社区活动、环保主题音乐会等形式，更多从文化角度做环保，影响普通公众。何磊希望野草将来能影响决策，为此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为获得支持，他跑遍了大大小小的相关厅局，得到过一些官员的个人认同，但这些效果并不明显。
地震救援的机缘促使野草开始转型，从单纯的城市环保到乡村建设、城乡互动。
5·12救援开始的时候，野草没有做任何赈灾的事情，理由是不想添乱。但是作为成都本土NGO，野草又认为总该做点什么。野草想先引进个项目探路，再来决定干什么。
由于野草前几年工作主要在城市社区，对农村缺乏了解，地震灾区的很多基础性数据都是从网上或别的组织得来的。通过对前线各种信息的梳理，发现厕所问题往往容易被忽略。“大震后必有大疫”，地震之后灾区厕所大面积的毁坏，令多年从事环保工作的野草十分担忧——厕所问题不解决将会导致水源污染和疫情发生。
何磊认为，做生态厕所项目的NGO很多，但野草有本地化的信息优势，加上中华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与广西九三学社团队、清水同盟的技术支持，因此项目进行得很顺利。野草最初通过省林业厅找到了白水河保护区中坝村。最早的旱厕做的很简单，外墙不过是围一块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中村民的高度参与，使一个厕所的建设过程也成为一个社区凝聚的工程。
有了第一次尝试，野草又在绵竹市拱星镇选择了第一个永续型的点，更重要的原因是得到红旗村村书记的热情支持。村书记和何磊的交谈让何磊有些意外。老书记不是给他讲受灾多么严重，而是讲未来的规划。他们希望结合农村社区的优势建设生态农庄。何磊看到村书记的报夹里收集了很多关于合作社、绿色产业相关资料。
何磊坦率地对村书记说：“我只建一个厕所，现在做不了你设想的这么大。”老书记却说：“我知道有这个厕所，就会有资源进来，就有人了解我们，就有机会宣传红旗村。我会全力参与，我和你一块儿施工。”
选点、施工等工作都是书记带队。建设之初，因为震后灾民消极，观望的人多，但干着干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这也让野草更加关注在整个过程中当地人的参与。例如厕所的建筑材料的选择，房顶的用料是书记的主意；水泥地板走路的过道铺设的是鹅卵石，这是村委会旁边的商店老板的主意；绿化带是大家从家里拿来植物做成的。这样大家干了10多天。之后，村里将厕所的维护责任委托给敬老院。
生态厕所建设给野草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大部分草根组织的项目目前还是主要靠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而野草认为，草根组织应从内部寻找动力，找自己生存点。
“我们的资源优势是在自然保护区和城市。但能否将二者连接成一个系统呢？我们想到城乡互动。”何磊说。
在保护区与城市社区、环境保护与城乡互动、旱厕、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之间，怎么把自己的资源用好？怎么将这些结合起来？
野草最终确定自己的运作模式，以保存下来的传统自然农法为载体，依托城市需求带动农村发展，农村生产质量决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通过生产方式的改良，达成生活方式的改进，最终达到可持续生计。
做城乡互动的机构已有很多，但作为后来者的野草，又是如何体现特色呢？何磊直率地说，从很多NGO运作乡建项目来看，都有一个特点，即以强化基地带动市场，以产品本身争取市场，这个模式实践的难度巨大。我们发现，应该是市场需求在先，带动基地。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得搭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平台模式。也就是说，在发现需求的前提下搭建消费平台，供给应在其后。
发现有了巨大的需求后，但并不见得有市场，那市场是怎么创造出来呢？野草对城市社区资源比较了解，没有人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野草的调研结果显示，部分城市居民乡土情结未断，一般他们会委托乡下的亲戚买放心的农产品，这种需求非常明显，但是缺少持续产、供、销模式。
野草认为，有机产品的需求创造，首先要解决信任的问题。成都市区有386个社区， 有 1 800多个业主委员会。如果在这些业主委员会中发起消费者联盟，类似台湾的主妇联盟，协助消费者自主成立消费团体，这样的市场平台就可能创造出来。
野草在卧龙三江乡的项目点村有20个农户，11个农产品品种，产值不到60万。何磊预计，如果消费者联盟中有100多个主妇，就可以消化60万的产品。对农民而言， 可支配收入可以提高30%。对城市消费者来讲，价格相对较低。例如萝卜3角钱一斤，农民运不出来就只好喂猪，如果运到成都，价格可以达到8角一斤，还低于超市的价格。所以野草尝试推荐消费者参与进来，建立互信机制。
何磊说，前期最理想的状态是收支平衡。如果利用野草现有的社区合作单位组织一个100个消费者的网络，足以可以覆盖销售、运输成本，而且建立网络的成本也很小。何磊将野草定位为一家社会企业，希望达到6%～10%的利润率。他要让消费者定价、监督，以这个方式建立消费者联盟，再来找基地。
何磊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取决于消费方式，消费方式直接受消费观念影响，引导绿色消费意识，培育绿色消费力量是带动与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的必然选择，只有搭建公平、合理、互信的城乡生态产、供、销体系，才可能持续并成为人们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才可能解决食品安全危机，发展重建生计，实现低碳乡村。（刘海英）
联系：何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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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caowenhua@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