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梁晓燕）：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上午的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
腾讯公益新公民创新奖新是由腾讯公益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基金会和北京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以及新公民之友共同发起创办的。实际上在近些年以来，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域当中，从媒体到社会组织到企业，当然更有我们的政府，在中间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民工子女教育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扯到众多方面的利益和众多的问题的纠缠，它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创新型的工作举措，这个奖项就是针对这些年以来各种创新型的举措所发起评选。
先介绍一下这次发布会的来宾，他们是：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新公民之友的总干事刘文华先生；腾讯网教育频道主编潘鸿雁女士；百事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的经理祝丽华女士。
今天创新奖的新闻发布会会由主办单位给大家做系列的介绍，接下来先请大家看一个宣传片。
徐永光：各位好，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最近重庆万州“黑老大”张波、张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的事情。张家两兄弟就是留守儿童。兄弟二人很聪明，小学的时候成绩很优秀，张涛还当过班长。上初中以后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成绩不错。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后来他们学业没有人辅导、没有人管教，成绩直线下滑，成为全校最差的学生。结果两个人都离开了学校，没有上完初一就辍学了，然后就在社会上混，后来走向犯罪道路。
去年“512”上午我们在北京关爱中心开了一个研讨会，就是为安徽的留守儿童张阳雨（音）开的，他在12岁那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只写一句话“我不想我的父母离开我，我想我的父母”，在研讨会上张阳雨的爸爸也来了，他就说一句话“我们出去打工到底图什么”。
在广西贺州发生爆炸，现场血肉模糊，现场死伤14个人，有13个是留守儿童，2死11伤全部是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看的不够严重，我们的措施也不够得力，实际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我觉得说的最好的还是国务院留守儿童协调办公室的领导，全国妇联的书记处书记，他说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困难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不应该留守，不应该骨肉分离。所以农产品子女教育的问题不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的教育困境核心就是进城读书难、融入城市难，首先是进城读书难这是刚性的矛盾，融入城市是长期的困难。第一个问题都困难融入城市怎么谈得上，未来就会发生2005年法国巴黎的大骚乱，法国巴黎大骚乱参加的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来自北非、来自阿拉伯国家，尽管在法国这些地方是非常讲人权、讲平等，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教育落后，面临着边缘化的问题，最后他们怀着对社会的仇恨进行了报复，这个骚乱震惊了世界。现在对农民工子女的态度，我们强调种种困难，把他们拒之于城门之外难道我们不会想象未来会出现什么后果吗？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最主要是他们进城读书怎么办，中央政府提出农民工子女教育、流动儿童教育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但是这个为主到底是怎么样，北京一个小学生的教育成本是1.1万，上海大体上也是这样，我们的城市政府能够敞开大门承担一个学生1.1万的教育成本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吗？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2008年中央提出了城乡都要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实行免费教育之后对农民工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呢？过去我们很多公立学校是偷着收费的，收借读费、赞助费，或者变相收费让你自愿捐款。自从明确提出公立学校一定要实行免费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这样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偷着收费就是严重的违规，就要被查。所以一些原来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办不下去了，干脆关门。已经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因为学校不能再收任何费用了，所以学校就抬高了门槛，某一个地方外地户籍需要符合15项条件，需要办出15个证明，包括购置房产的证明，有固定的职业，或者在同一地区连续住五年以上等等，需要拿到15个证明，谈何容易。
所以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现免费教育之后听起来是好事但是对于农民工的孩子进城读书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还得回乡还得变成留守儿童。这次我和东平一起到了美国，到了硅谷基金会，后来发现硅谷也有好多外来打工的，这些外来打工的来自于墨西哥是偷渡来的，很多黑户。后来就问基金会，他们也在关注这个群体，我们说你这里外来偷渡客的孩子读书怎么办？结果硅谷基金会的负责人也很诧异的看着我，好像怎么还会提这样的问题呢？他说“孩子读书是跟父母的身份没有关系”，就是说不会问孩子你的父母是美国户口还是是黑户，绝对不会问，因为孩子读书是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规定的是人权，和他的父母是谁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一个学校拒绝一个儿童来上学的话，我估计这个校长肯定要吃官司的。所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并不是理念问题，而是现实的困难，让我们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
公立学校不可能敞开大门，一定是有门槛的，而且如果一个城市门开得很大也会出问题，就会出现“洼地效应”。民办学校也存在一些问题，民办学校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民办教育我们可能有7000万孩子要留守在家里，现在是6000万。拿北京的民办学校来说，300所打工子弟学校有200所是非法的，这些学校基本上是低投资、低收费、教师低薪酬、教育低质量，而且还是非法办学还要赚钱那显然是误人子弟。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关于NGO的理论有一个，因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以需要第三条道路，需要非营利组织来弥补这些空缺，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缺。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就把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和融入城市问题作为自己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在探索建立公益学校、新公民学校，就是在政府的公立学校和市场投资的民办学校之外要探索第三条道路，叫做“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新公民学校”，我们做了两年多感觉困难非常多，但是也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提出要合作，现在已经正式启动或者已经开学的有银川的新公民学校还有温州的一所新公民学校。
无论是银川还是温州的新公民学校政府拿出最多的资源，提供校舍。当地的农村村里拿出土地扩建，南都基金会给予一些资助，这样的结构形成学校的资产是公有的，但是学校的体制是民办的，这个公益学校是公有民办非盈利的学校，这样公有民办的学校体制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成本找到了三个出口，过去公立学校只有政府一肩挑，现在公益的民办学校政府承担三分之一的成本，通过社会捐赠解决三分之一的成本，家庭可以合法的交一些费用，因为民办学校家庭承担一些成本这是完全合法的，这个模式对于政府来讲温州的一位教育局长说政府用三分之一的成本解决百分之百的问题，所以对政府是有价值的，对于社会来讲社会上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不乏热情和资源，但是这些热情和资源哪里去了？我们的捐款送到私人学校吗？送到公立学校吗？都不是很愿意，所以现在有了一个平台。对于家庭的意义承担比较小的成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家庭来讲他们也是愿意的，所以这样一种公有民办的学校有可能是解决农民工子女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世纪难题的解决是需要政府、需要全社会都给予及其严重的关注，可以说这个问题比过去希望工程所面临的问题严峻的多，过去孩子失学在偏远农村，过去孩子失学主要由于贫困，现在这些孩子是在大中城市，将来会留在城市，而且现在造成的原因是教育不公平，如果这种不公平不很快解决，没有很好地措施解决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方面我觉得需要我们全社会更加关注这个群体，大家都想办法、大家都出主意而且大家都能拿出自己有可能贡献的资源，关注他们。这种关注对于他们融入城市是非常有利的，更主要的是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现在简单的用一种流入地政府为主、公立学校为主这种口号，光喊口号是不够的，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不是说一年比一年好，是一年比一年差，如果未来发生麻烦这个麻烦是我们今天政策造成的，所以政府应该拿出切实的办法，我们也在想办法提建议，但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谢谢。
主持人（梁晓燕）：感谢徐老师精彩的发言，也勾起我的一些想法。我是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甘肃农村，最近去甘肃农村，有一个场景非常深刻的刺激了我，我们到了一所学校，遇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特别调皮的孩子，我们到他家里访问，他的父亲去城市打工把他的哥哥送回来，母亲说本来把哥哥带出去也想把弟弟带出去，但是在城市生活很不容易，不能带两个孩子。哥哥带出来以后弟弟在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弟弟的变化很大，结果到了城市里面学校又被撤销了，现在哥哥也没法在城市里读书，母亲又把哥哥送回来，在家里母亲也在哭，两个兄弟也在哭，奶奶说管不了这两个孩子，我们正好目睹了这个场景，许老师一说勾起了我对这个场景的回忆。虽然这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但是熟悉农村情况的人知道这样的家庭千千万万。接下来有请腾讯网教育主编潘鸿雁女士发言。
潘鸿雁：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秘书处对本次活动的高效组织工作，也感谢徐秘书长的精彩发言，我代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腾讯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大家对腾讯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在过去的三年中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作为中国互联网成立的第一家公益基金，包括基础教育民族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各个领域持续投资超过1.3亿元，在贵州、云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分布着我们的项目和合作伙伴，这次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参与本次活动，利用中国最强大的互联网力量推出教育领域的发展，我们感到有种的自豪和荣幸。倡导企业公民责任推进社会和谐进步是腾讯公益基金会坚持的理念之一。我们认为公益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公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仅需要在座的各位努力也需要更多的有志者来参与，腾讯公益仅仅会对此一直坚持开放的态度，我们非常乐意与与我们有相同的愿景团体合作实施更多的公益项目。
作为国内领先互联网提供商的腾讯拥有最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把互联网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引入到公益上来是我们努力尝试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把一个互动、两个平台作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核心策略之一，希望未来能够打造真正属于互联网用户的公益平台，让公益慈善组织与亿万网友一起互动起来，不断实践提升效率，提升普通人参与的积极性，进而辐射更多的领域和人群。
本次腾讯公益新公民创新奖评选活动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了推广各地各界创新性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做法，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参与改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而做出的努力尝试，旨在推广做出贡献的地区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和个人，网友可以上网参与发表评论，很多腾讯网友都在关心本次活动的进度，现在网站上也有大量的网友发上来的作用，其中不乏优秀作用。我们很欣喜看到本次活动已经初步取得了社会影响力，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下本次活动一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此外我们也希望在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大家依然能够继续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让社会变得更和谐，腾讯一直以做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作为企业愿景，腾讯企业社会责任的集中代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责无旁贷肩负重任，腾讯愿与全社会一起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做出更多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晓燕）：下面有请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发布“腾讯公益新公民创新奖”的实时信息。
杨东平：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正如刚才两位发言人介绍的，在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尤其在城乡实现免费教育以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教育问题，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关注来促进这方面的改善。今天举行这个评选活动意义在于此，同时这项活动是去年我们举办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延续，地方制度教育创新奖是两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关注基层教育制度的改善和创新。其中包括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内容，今年我们通过和腾讯公益基金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把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作为独立的主题进行筛选和评奖，促进这个领域的工作。
这次的评选设置了六个奖项，包括新公民政府创新奖、新公民公益创新奖、新公民学术贡献奖、新公民传播奖、新公民园丁奖、新公民视觉奖，包括了政府的努力、包括公益组织的努力，包括学者和研究者的努力，包括媒体的努力，包括教师和校长的努力等等。同时还设有腾讯公益特别奖，是从这些奖项当中产生的大奖。
这次评选标准是六年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援助项目、宣传推广项目、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先进事迹、有关媒体的报道和以上作品评选的主题覆盖了地区政府、公益机构、学者、媒体、企业、校长、教师等等。
项目评选的标准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是通过我们的项目能够提高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学习条件的改善；第二提高教育品质，提高教育的丰富性多样化；第三促进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第四是因地制宜创造性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第五个是解决问题具有可推广性，可以移植。
目前为止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案例的搜集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不同的渠道，包括合作伙伴的推荐、地方网络推荐以及公开报名征集、文献检索。
目前已经入围的案例包括新公民政府创新奖11个；新公民公益创新奖12个；新公民影响力之传播奖11个；新公民影响力之学术贡献奖10个；新公民园丁奖10个。54个入围案例从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阶段，新公民视觉奖正在腾讯频道进行案例征集和网络评选，在12月19号进行颁奖典礼和公布最终的获奖者。让我们共同关注和支持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晓燕）：下一环节是提问阶段，请各位记者朋友提问。
北京电台记者：想请问徐永光先生，现在除了在温州和银川搞的两个项目，有没有考虑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流动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这方面的项目，探索一下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
徐永光：实际上新公民学校最开始是在北京，北京改造了三所学校，这三所有两所是原来私人投资办的，有一所是大兴行知学校是非盈利的，这三所学校在改造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南都公益基金会是资助型的基金会，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可以比较深入进行，我们希望有人拿走200万，就是作为种子基金的200万，由地方的民间组织拿着钱和政府协调来改造学校。事实上在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么有能力的民间组织，我们本来是提出五到十年要资助建设一百所新公民学校，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全国才建了七所，北京有三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因为没有有能力的办学者出现，我们就来了一个拉郎配，结果他们都退出了。后来南都基金会炒股炒成了股东我们也被套进去了，另外还有复制百年职校我们五年资助2000万，让姚莉复制，现在已经复制两所，在温州和银川的模式是和政府合作银川有一个区叫兴庆区，区里面有两所现在是打工子弟的学校，这个区要改造所以都要撤掉，政府准备把1600名农民工子弟都接收到公立学校，也就是扩建一个公立学校，银川教育局长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资助，我告诉他南都基金会只资助民办的公益学校，不资助公立学校，这个教育局长说那我们办一个公益的，这个校舍就建好了，南都基金拿出200万，教师正在招聘中，校长已经找到了。因为是民办的体制又是公益的体制可以多两项资金来源，第一可以吸收公益捐赠；第二可以合法的收一些费用。像温州这所学校当地的合作者提出要动员民间的捐赠，现在家庭一年还要交1500，他们希望未来通过民间的捐赠，最后这个学校的成本就由政府和公益捐赠来承担，孩子们也可以免费读书。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困难，要建立一种学校治理的模式，包括新公民教育等等，这对我们来是严峻的挑战，昨天还有辽宁的一个地方政府来找，还有浙江嘉兴的教育局长也到温州看，希望照搬这种模式，我们现在暂时放慢一些速度，这种学校的模式还需要试验，希望做出一种标准来。
工人日报记者：想问一下创新奖的主办方，看到第一个案例北京没有一个案例入选，不知道是从哪方面考虑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杨东平：北京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在全国是处于后进状态，需要更好像其他省市学习，包括特大城市上海、广东解决这些问题都比北京更好，当然北京最近这两年也有一些改善，北京的发展也是不太平衡的，其中比较好的是朝阳区。
中国青年报记者：请问徐永光先生，美国的孩子不存在上学难的问题，据我对美国的了解确实是这样，像这样的孩子在美国数量也不小，中国流动儿童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通过您的调研，您认为阻碍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有哪些？
徐永光：义务教育是由政府包干的，政府对两免一补有补贴，但是基本费用还是由地方政府承担，义务教育中央是不承担经费的，如果每个孩子的教育都和户口挂钩，外地来的孩子可能占用了当地居民子弟的教育资源，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到了很多城市政府提出的困境是他们觉得经费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说政府扛不住经费，真要扛也是扛得起来的，比如北京市。他说这个门不能开太大，就要比较高的门槛，实际就要把一些孩子挡在公立学校门外，门开的太大哪个地方就会出现洼地效应，这是“两难”。政策不开明不开放要挨骂；政府太开明太开放要遭殃，曾经温州瑞安市提出凡是在这里打工的外来户籍人员子弟全部进公立学校，最后的结果不光是这些农民工把自己的子女带来了，把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也带来了，后来就出现了“洼地效应”，政府说受不了只好关门。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中央政府要承担一些责任，中央政府应该为流入地政府承担一些经费，有人提出应该搞教育券，应该由流出地政府给教育券。但是这不是很现实，现在已经有一些孩子跟随孩子流出去了，但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很多人还是了解的，现在有的一个班是100个人上课，因为教师不够，为什么教师不够？因为省了教师就省了经费，农村教育的经费已经是这样，你再让县政府给流出去的孩子拿钱我估计很难，即便拿的话给一二百块钱到北京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中央政府通盘考虑比较好一些。
杨东平：我补充一下，解决农民工教育问题确实有很多障碍，我再归纳一下。现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以地方政府为主，或者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进行教育管理的，现在出现的新情况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在要解决的是流动状态下公共产品提供的机制，不流动就没有问题，都按户籍人口进行义务教育，现在流动了原来的制度就不适应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各界政府分担的流动儿童经费保障机制，北京流动人口集中在几个区，朝阳、石景山和海淀，东城、西城反而没有这块的压力，这就不太合理，至少应该全市统筹，建立北京市和区县分担的机制。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完全没有投入，仅仅让流入地承担不是很合理，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还是应该更大程度的由更高级的政府承担，不能完全压到地方政府身上。希望通过持续的政策倡导和做一些研究来提供解决方案。
南都记者：我想问一下腾讯潘鸿雁女士，除了这次活动评选以外，腾讯还做了哪些活动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事情和其他的一些公益活动。
潘鸿雁：今天我是代表腾讯公益基金会出席的，但是我本人是腾讯教育频道的。我们和南都公益基金会以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已经有很多合作，包括去年南都做的新公民园丁奖也是我们支持报道的。从媒体的角度我们是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包括推动这方面的舆论，今年包括张丽红老师失业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联系。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刚才我做了简单的介绍，自从成立以来包括基础教育、包括民族乡土教育方面投入了1.3亿元，现在是在持续发力中。具体的可以在网上给大家展示，包括这方面的具体项目，也欢迎大家关注腾讯公益网，上面有腾讯公益具体所合作的项目也包括我们很多合作伙伴，大家一直在为教育的公益事业做出很多努力，谢谢。
法制日报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杨院长，像刚徐理事长所说的在银川办的民办公益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学校，首先第一个问题教学质量有没有保障性的措施。第二个问题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学校的时候会不会被贴上标签，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小孩是不平等的。第三个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个大的问题是否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
杨东平：您提到的是涉及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针对性，或者是在教学层面。的确在初步解决了“有学上”问题以后，如果使得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更有针对性、更有效，而不是复制公办学校的教育模式。在这方面大家做的工作还是有限的，包括现在各类民办学校都面临这种困境，怎么样在应试教育环境当中针对特殊的对象提供特殊的服务。南都新公民教育中心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提供符合农民工子女需要的教育，而不是移植应试教育。
徐永光：大家可能看到新闻报道今年的6月1号胡锦涛同志去了北京巨山学校来看农民工的孩子，这个巨山学校原来是公立学校，现在成为纯粹的接收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还有北京的玉泉路小学等等，它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些学校在城乡结合部，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很多，慢慢地这些学校有了一些学位的空缺就接受了外来务工的孩子入学，结果慢慢人数多起来了，我们调查外来的孩子达到30%左右，超过30%左右当地居民的家长就不愿意了，因为老师没法教了，程度差距太大了，说的难听一点外来农民的孩子来读书老师讲课是对牛弹琴，这样就把当地居民孩子的学习给耽误了，所以家长就找别的学校，结果出现是北京户口的孩子跑得一个不剩，最后都成了农民工子弟来读书，这个现实对我们来讲是需要研究的，怎么样让他们融合。现在显然完全依靠公立学校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太现实的，发展民办教育肯定是一条重要的出路，而且我希望民办的社会投资的学校，政府同样要鼓励，同样政府也要买单，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公立学校包，民办的你要补贴，因为你要为这些孩子承担国家的责任。
新公民学校是把农民工子弟的融入作为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公益的平台，这种公益的平台确实让这些孩子和城市的交融频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多机构的支持很多公益项目的引进包括志愿者的关注，这些孩子走出去了解社会，甚至培养这些孩子在社区做公益，比如行知学校原来有一条河沟，原来是不堪入目的垃圾堆，学校的孩子们就清理这条河沟，得到了周边村民很高的评价。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新公民学校有自己的教育理想，譬如说现在已经基本确定的校训，是八个字“维真、爱人、乐知、自胜”，让孩子和老师们一起理解校训，构建一个学校的文化，我们在这方面还是非常努力的。
中国教师报记者：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农民工子女教师的问题，教师对于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这方面整个国家包括社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咱们这个奖除了设立一个园丁奖之外，在宏观层面有没有对改善农民工子女教师的生活状况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有没有什么考虑？另外就是关于奖项的评审本身，我看奖项的初审时间是一个月，调研时间才半个月，这个调研时间是不是不够充分，如何保证奖的公正性？
徐永光：我们这里有一位第一届园丁奖的获得者张老师，让她谈谈自己的感受。
张丽红：其实在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老师大部分人都是大专以上的学历，甚至有的人通过自己自学到了大本，个别的学校可能还有更高学历的人，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在一线工作达到了八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别的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听课的话我们每个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另外通过教学的资料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在我们当中更不乏有些人还在学习成人自考，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充实自己，当然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提升自己的机会。我的孩子也是农民工子女的孩子，当然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农民工第二代，所以我也希望他学校的教育质量是达标的，至少能保证我的孩子学到他年龄段应该得到的支持。我也希望在座的媒体朋友能够帮我们呼吁一下，希望政府能更多介入一些力量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教学质量，像刚才徐秘书长所说的教育落后现象，其实有。包括很多孩子在北京农民工子女学校上完课以后再回老家和老家的教学质量是衔接不上的，很多孩子要降级，降级对孩子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不希望孩子有心理压力和负担。希望政府和一些社会力量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来改善这些老师的教育水平。
徐永光：大家实际上是很难想象的，北京那些私人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工资比农民工还要少，大约是800块钱发10个月。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在北京苦熬，我说你为什么愿意在这个地方熬，而且想走又舍不得走，她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来北京是因为要到首都，这种首都的感召和吸引力，毕竟是在首都了，所以我宁可放弃家乡公办老师的身份到这当民办老师。还有一个原因这些老师的责任感，她们不忍心放弃，看到这些孩子需要教育。像张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她是学校学前班的老师，她的丈夫因为肾有问题需要换肾，张老师正好配型合适，所以张老师把肾给了丈夫，他丈夫不久就健康了，而且张老师在换肾手术不到一个月就又回到了讲台上，而且精神面貌让我们非常感动，她们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在进行教学，但是她们生活的近况非常艰难，她们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也需要培训提高，这都是需要全社会关注的，希望大家都来关注。
刘文华：这次新公民园丁奖是由新公民之友承办的，我们这次跟北京八家草根组织和上海、成都的两家机构一起承办新公民园丁奖，实际上从10月份开始，在北京找了八十多所学校，每个学校只能推荐一名老师，必须所有的老师集体开会志愿者去监督，当场推选出一名老师，而不仅仅是由校长单独推荐。大家可能不知道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状况，客观上是对社会做了贡献，主观上还是有盈利的目的，所以七大姑八大姨有很多。今年依托了很多草根组织义务动员了260多个志愿者到北京128所学校选出10名老师入围，最后选出5名老师。
我想说一下农民工子女老师的状况，大家手里都有资料，这上面的文章都是农民工子女老师写的，我觉得非常真实准确把中国农民工子女教师的状况表达出来，现在整个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关注孩子，对于这些老师说白了关注的非常少，以张丽红老师为例，今年4月份她们那拆迁，政府把孩子调到公立学校，但是老师就没有管，后来中央电视台专门采访了张老师，很多人难以想象怎么有这样一群老师在这工作出了事之后没有任何人对他负责，我说这样的人在北京很多，希望从社会的角度关注他们。以前教育部评选都是乡村老师，从来没有想过打工老师这样的群体，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两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就像美国黑人作家所说的50年代美国黑人是生活在面纱之后，今天有这么多媒体希望能揭开棉纱让大家看到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媒体。现在朝阳、石景山、昌平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不知道张老师这样的命运又降临多少个老师身上。城市要发展要拆迁谁也挡不住，但是在这股大潮之下，农民工和农民工孩子以及农民工子女老师的命运有没有人关注，或者我们能不能呼吁一下政府能不能做点事情，谢谢大家。
一线老师代表：关于老师待遇问题特别是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待遇问题我想说几句，第一工资低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基本工资就在800块钱左右，可能有很多机构想不到。还有寒暑假没有工资，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最多只能领到10个月的工资。另外没有三险，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就是这样的生存状况，因为待遇低也导致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流动性特别大，就像流动儿童是一样的，流动儿童可能是因为家长的流动也会不定期流动，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也是这样，有时候连基本生活条件都不够，所以如果找到好工作，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老师都会离开这个行业，因为老师的流动也会导致孩子管理上的难度，老师在打工子弟教育当中起了很重要的环节，正是因为待遇的问题会有很多老师离开，特别是年轻的老师会自寻出路。为什么说打工子弟的孩子成绩会差一些，可以说是因为老师的原因。我们更多是在关注打工子弟的孩子，关注流动儿童。《烛光通讯》是《教师之家》和《农民之子》共同协办的，我也是刊物的编辑之一，因为我是一线的老师所以对情况比较了解，谢谢大家。
提问：问徐秘书长一个问题，我之前采访过朝阳区新公民学校，知道这个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学籍，基金会有没有尝试过解决方法，解决新公民学校里学生学籍问题。
徐永光：比如在北京已经读到初中，毕业以后希望回去进入高中在家乡读高中然后参加高考，有的都不接受，因为他在家乡的学籍连再回去读高中的资格都没有了。总而言之上面有一些说法底下是不接轨的，这个问题早就提出来了，我没有那么仔细深入，因为南都基金会是个资助机构，不是我们自己在办学，我们也了解一些问题也在调整，但是很多问题我们并没有直接深入解决，我们希望有很多机构参与，南都基金会资助这些机构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新公民计划资助了100多个机构，资助他们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杨东平：解决初中后的学籍问题各地不一样，有些地方解决的不能好像石家庄、乌鲁木齐，这完全取决于各地政府努力的程度。在北京最重要是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等职业教育，有些儿童不愿意学，生源严重危机，又不对农民工子弟开放，这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上海已经开始启动，去年拿出300多个学位招收外地来沪的农民工子弟，在这方面北京的确是处于落后的状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今天在座的都是记者而不是学者，我说一些记者想听的话，而不是对某些问题的研讨。首先我希望主办方其中几家包括南都、腾讯，我希望能达到一定的效益，这些记者需要听到的不是信息的碎片，像老师待遇怎么样、学校办的学籍回乡不认可，这就有点乱，让记者像拼图一样拼起来是比较难的。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能够把一些典型，通过颁奖的形式，一定要有一个报告会，我们挑几个获奖学校，你在这方面有特色，他在那方面有特色，一定要给记者做普及性的工作，他们在城市里所知道的都是一些碎片，比如刚才所讲的广州稀粥，那个事情挺让我们震惊，但是很难通过这点一下子就想到确实在留守儿童是很典型极端的例子，记者很难通过这一点想到，刚才杨老师也说去甘肃的农民家庭怎么样，记者并不是一直在关注这一点，日常的报告有很多，我希望能够举行专门针对记者的报告会，这几个学校办得怎么样，都有什么特点。一方面引导、倡导，另一方面让这些校长踏踏实实把学校办的情况从开始一直到慢慢发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向记者说一说，现场也可以互动，这个记者有什么意见。
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让记者把这些碎片拼起来，作为办评选活动的主办方里面居首位的一方我也想提一点想法，因为咱们是民间机构，现在关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状况官方有官方，如果记者采访官方官方会有说法包括统计数据，往往和民间说的不一样，不要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包括社科院的调查和国家发改委的调查跟官方的差距太大了，正好借着这个活动我们评的这些点毕竟是一些点，借此机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要推出一个宏观的东西，据我们所知现在留守儿童教育和流动儿童教育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把这个点放在宏观的背景下，正因为如此所以让记者觉得这个评选活动非常必要，怎么样把宏观的东西向记者推出来呢，不要像官方似的总是定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定量的东西支撑结论，我们要尽我们所知，你在说一面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说有什么好的情况，有什么差的情况，我们能够提供这样宏观的情况，让大家对这项活动认识的更深一些。
徐永光：我听到的关健词是要对记者进行培训，现在做公益慈善媒体很关注，尤其是大众传播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确实我们的记者关注的事情很多，对某一个领域可能不是很深入，对记者进行培训很重要，如果杨东平要做这个项目的话南都基金会肯定会资助。
杨东平：希望各机构能够提供全貌而不是若干个碎片，这是我们希望努力的方向，希望12月份颁奖的时候能向大家提供一个完整的报告，或者在现场上会得到比今天更全面更丰富的信息，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晓燕）：和大家一起期待12月19号在颁奖典礼上我们有更丰富的东西提供给大家，除了典型还有宏观的大背景和大数据。最后有两句话要讲，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是不是一定是低质量，怎么样去改变低质量的状况，实际上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算在北京教师待遇很差、学校办学条件很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各部分的参与、志愿者的参与和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多元的多样化的，这种丰富多元教育资源的投入在北京有一定的优势，我知道有相当多的志愿者，所以在新公民创新奖里有一个奖专门给民间公益组织，也希望记者们通过更丰富的层面看到教育除了和钱有关、和条件有关，同时也和教育理念有关，和具体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什么样的人在投入是有关系的，希望通过这次推举给大家这么多案例能够找到你们要报道的题材，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