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页：引言
这是我入职盖茨基金会之后第一封年度履职信。我想在这封信中开诚布公地和大家分享基金会的目标以及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在沃伦·巴菲特以自己的捐献将基金会的资产翻番后不久，他鼓励我效仿他的做法，也写一封年度公开信。我不会引用麦·韦斯特的句子或尝试和他一样幽默，但是我会尽量和他一样的坦诚。
梅琳达会将她的一些想法在每个秋季以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但这两种交流方式都不会取代我们每年发布的完整年度报告：www.gatesfoundation.org/annualreport
去年七月份，我从全职在微软工作转为全职在基金会工作。我花了几周的时间在家人身上，包括去北京观看奥运会，不过我并不希望自己在精神上过于松懈，所以作为工作之间的休息，这次旅行很短暂。
很多的朋友都担心我在基金会的工作不会像在微软时那样富有魅力和回报。我爱我在微软的工作，我专注其上超过30年的时间。但是我也担心我会止步于此。我在微软的工作有三件神奇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将昂贵且只有大公司使用的计算机，变得廉价并进入了千家万户，并且带有功能全面，几乎可以完成任何任务的伟大软件。我希望所有人的个人电脑上都装有这种软件。第二件事，我认为我的才能可以让我建立起一家特殊的公司，这个公司会是一个崭新行业中的一部分。从13岁开始，我一直在思考技术和商业上的可能性，最终我感觉到我属于软件开发这个行业。最后一件事，微软的工作让我接触到一些人，他们都很聪明并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每天的工作都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但也会发现一些能够让众人团结合作的好方法。我们一直在冒险——有一些方式成功了，有一些则没有成功。大部分人的工作没有这些神奇的元素，我的朋友认为我会忍不住将基金会的新工作与以往在微软的工作作比较。
尽管有着这么高的比较标准，我还是喜爱我在基金会的工作。虽然两份工作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基金会的工作也有这三种神奇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机会——从发现可以拯救数百万生命的疫苗，到开发一些新型的种子，这些种子可以让农耕家庭有更好的收成，增加他们孩子的营养，还能卖掉多余的产出。第二件事，我觉得我的组织管理能力，可以给基金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富有效率且专注的商业常识，在这个博爱的世界中大有用武之地。当然，在我将先前的工作经验中的某些元素移植过来的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并需要修正。比如，与基金会所工作的国家相比，微软所在的那些国家要更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为了施行我们的策略，我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但是，我同样确信我们对招募的人才的重视以及绩效的考核对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一件事，在这些工作伙伴的身上，我发现他们对工作的智慧和热诚和我在微软时看到的一样。不论是大学里的科学家还是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非洲田间工作的人，他们都有我们亟需的智慧并想要帮助我们完成这个重大的突破。将这些聪明并富有创造力的人组织在一起并在他们面对挑战时给予资源和指导，这实在令人感到十分的满足。
对我来说，另外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和梅琳达一起工作。我和她相识于微软，但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肩并肩的工作过。我们喜欢分享各自的想法并讨论我们正在学习的事情。当我们其中一人对一件事情非常乐观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确保我们没有忽视其中任何的困难。
基金会运行至今，收获了很多经验并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员工和伙伴们，感谢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我要特别感谢三个人。第一个人是Patty Stonesifer，我和梅琳达将基金会的运营权托付给他，他用卓越的领导力建立了我们的工作团队和工作项目。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亲，他在基金会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给基金会树立了稳重和谦逊的典范。我依然要向他学习很多东西。我感到很幸运，能够和他们二人共事了9年的时间并在过程中获益良多。他们的工作都非常的出色。最后我要感谢Jeff Raikes，他在去年秋天从Patty手中接过了CEO的职务，感谢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要和我们共同完成的伟大工作。
有太多的有趣和重要的话题需要涉及，言简意赅是件殊为不易的事情。每一年，我都会接触到一些很棒的事情，在这封年信中，我会从我们工作领域的三个方面来分享一些观点和知识，这三个方面是:全球健康，全球发展以及我们的美国计划。最后，我会谈谈对抗三种疾病的最新进展，一些在基金会工作的想法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第二页：童殇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儿童的死亡率有了显著的下降。请看图表 1，这是我最喜欢的图表之一(我不希望你觉得将要阅读的是一封干巴巴的没有配图的信件。)在1960年，当时有1.1亿小孩出生，接近2千万的孩子不到5岁就夭折了。在2005年，有超过1.35亿人出生，5岁以下的死亡人数不到1千万。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奇的统计数字。出生人口数量上升了，同时夭折人数减半了。死亡率的降低有两个因素。首先是收入的上升，营养、医疗保障、生存条件都随之改善。第二点，即使某些地区的收入并未上升，接种疫苗同样降低了死亡人数。例如，1990年有4百万儿童因患麻疹而死亡，但是2006年这一数字降低到了25万。
尽管情况正在好转，但是这1千万死去的孩子，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个悲剧。在美国，我们很少会在意年轻人的夭折，因为这实在罕见。如果能够让这1千万的数字再减半，将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相信这一目标在未来的20年中可以实现。图表 2显示了导致5岁以下儿童夭折的原因分类。可以看到，几种疾病，像痢疾、疟疾、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了半数。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几种新疫苗的发明以及将这些疫苗投入到广泛的使用当中。
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当我和梅琳达开始我们的捐赠时，我们更关注生殖的健康而不是儿童的夭折。我们当时认为，给予母亲避孕工具来将家庭规模限制在他们希望的程度之上，这将会产生催化效应，降低人口出生率，让出生的孩子们更容易吃饱，上学，并找到工作。
1998年，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令我们惊讶，文章指出少数的几种疾病导致了大多数孩子的死亡，并且只有很少的资金被投入在研究和推行这些疾病的疫苗当中。文中的一个图表显示出，一种特殊类型的疟疾——轮状病毒——每年会导致超过40万名儿童的死亡。一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疾病怎么会导致如此数量儿童的死亡而几乎没人注意到呢？我们将文章发给了我的父亲，并希望他看看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
一个虽然令人诧异但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摆在眼前，降低死亡人数的同时人口增长也被降低了。图表 3显示了儿童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紧密联系。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到不能有更多的小孩被养活，人口也就到达了增长的上限。而事实却与之相左，父母选择养育更多的小孩，这样当他们年老时就不怕没有子女照顾。当儿童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时，父母们就不需要靠养育大量的孩子来实现这一目的了。
这说明，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对国家的教育、人民的安居、社会财富的积累有重要意义，会使整个国家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家庭的规模就会缩小，政府分配在每个人身上的资源就会增加，就更容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这些投资还会进一步改善健康状况，并使得国家进入一种摆脱贫困的良性循环。这对我和梅琳达是一个巨大的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注意力从关注生殖健康拓展到关注所有的主要传染病上。现在，基金会的全球健康计划占到了我们总开支的50%。这一计划聚焦在20种疾病之上。其中的前五种疾病是：痢疾（包括轮状病毒），肺炎，还有对孩子来说最为致命的疟疾，艾滋病，以及对成年人来说最为致命的肺结核。
自从梅琳达和我被死亡的数字和对轮状病毒的忽视所震惊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不幸的是，死亡人数仍然没有下降。两种针对轮状病毒的疫苗已经在富裕的国家中被普遍接种。我们要在贫穷的国家中也推广疫苗，但是遇到的一些麻烦耽搁了这个计划。
每个国家都要确定，轮状病毒是否重要到可以令他们在新生儿的接种疫苗组合中加入轮状病毒疫苗。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因为新疫苗的成本是每个孩子20美元，有时候更高。（一般价格会降低到1美元以下，但需要等上数十年。）对于疫苗来说，一个特殊的挑战就是它们需要良好的冷藏条件，疫苗无法长时间保存在40华氏度以上。所以增加像轮状病毒疫苗一类的需要大量冷藏空间的疫苗，需要增加整个运输链各个环节的冷藏能力，包括非常偏远，没有电力供应的地区。基金会正在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以及其它受让人共同努力来推广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
我们相信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过去的8年里，GAVI已经将肝癌（B型肝炎）的疫苗以及一种对抗呼吸疾病(B型流感嗜血杆菌)的疫苗加入到很多国家的标准疫苗接种组合的6种疫苗当中。世界上没有比用疫苗拯救孩子们的生命更经济有效的方式了。我相信，在6年之内，我们会分发足够的疫苗使轮状病毒的致死人数降低一半。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对于将儿童死亡人数从1千万降低到5百万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步。
在基金会，我们关注的第一要务就是健康，也就是保证开发和运输抵抗这些疾病的疫苗。一些新型疫苗的使用，令我们可以将每人每年的防疫费用降低到100美元以下。在我们的员工决定将要涉及的领域并使用款项时，我要求我们的员工如此权衡利弊，如果我们浪费了50万美元，我们就浪费了5000年的生命。
第三页：农业
当梅琳达和我了解了健康的相关知识之后，我们也了解了一些其他的途径来帮助最贫穷的那些人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并积蓄财富。如果只帮助孩子远离轮状病毒而不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会让我们感到惭愧。全球大约有25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超过9亿人在忍饥挨饿，而他们当中的多数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两年前，基金会将我们的全球发展计划作为全球健康组织的有效补充。我们正在诸如金融服务的领域之中工作，包括储蓄和保险。我们最大的投资用于改善农产品的产量，这是另外一个正在革新的领域，它使得数百万人的生活今非昔比，但革新仍未深入到最贫穷的地方，特别是非洲和亚洲南部。
新类型的种子和其它投入，比如化肥的使用，使得农民可以显著增加农场的产量，而不像以前一样只有仅够糊口的田产。这项革新和研发交付疫苗一样的重要。多余的产出可以另农民的孩子们有更好的营养，这让他们更健康并让他们有能力去上学。（在很多贫穷的国家，大部分农民都是女性。译者按：此处对应原文使用her）它还使得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和金钱，这样他们就能安然度过荒年，由于气候变化，平穷的农民们遇到的荒年比丰年更多些。
当农民家庭条件改善，他们的孩子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教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富裕都是从农业产值的巨大提升开始的。图表 4显示了1961年来，在美国、印度、中国、非洲各种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长，这其中包括麦子、谷类和稻米。这一显著的增长——三倍以上——通常被称为绿色革命。
非洲是唯一一处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洲国家的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而且并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适应这些气候条件的种子之中。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农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正在和多方共同努力来创建一个“非洲的绿色革命”，而世界上的其它区域也能从中受益。我成长在城市之中，对农业一无所知。我正在加紧学习像化肥、滴灌、育种等知识，以及哪些作物适合哪些环境。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撒哈拉以南以及亚洲南部的1.5亿最贫穷的农民家庭，使他们2025年的收入增长到现在的三倍。
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挑战是，气候变化会令热带区域的天气状况更加恶劣——引发干旱和洪水——而大部分的穷人都居住于此。虽然它们可能不会造成麻烦，这些不利的因素还是会几乎完全地降临在穷人们的身上。我希望公众对环境变化的关注会令政府向穷人们提供救助，以帮助他们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当我们谈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时，与其关注北极熊的遭遇，不如关注下那些会因缺乏援助而死亡的大量穷人。
在这封信中，我已经提到了很多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像新型种子和疫苗。我们对技术的乐观是基金会行事原则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上个世纪，科学的发展在改善富裕国家生活条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科技也是梅琳达和我的个人爱好。所以我们尝试将科学研究的方向指向解决贫穷人民的问题，比如农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将资金投入到对政府更有效益的事情当中，诸如建立医疗诊所或者修葺道路。
一些人对基金会这一行事原则有所指责，称这些问题都不是科技所能解决的，或者科技只有送到需要它的人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正确性。基金会在农业项目中不仅是投资研发新型的种子，我们也资助了一些实验性的项目来研究非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新型农业延伸服务，这项服务教给农民们一些基本的技巧像灌溉和作物轮种。而当我们资助科技研究时，我们会强调这项研究必须考虑到那些最贫穷的人的需求。举例来说，新型的种子必须为目标种植区域的气候量身定做，而且该种子产出的农作物必须是该区域的人们喜欢食用的。技术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在帮助人们改善了生活的时候，它才是物尽其用。
第四页：美国的教育
我能够幸运地积聚足够的财富以投入到基金会当中是因为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出生在美国。在这里，革新和冒险都会收到回报。沃伦·巴菲特非常透彻地指出，每个美国人，包括他自己能够出生在美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称我们为“命运乐透”的赢家。
但是即使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有机会成才而有的人则没有。梅琳达和我认为，给每个人都提供良好的教育是弥合这一差别的关键。如果你出身贫寒，你需要受到良好的教育，以获得国家缔造者们所倡导的人人均等的机会。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促进教育是我们在各领域中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关键，包括进行伟大的事业和创新的研究。所以在基金会帮助全球赤贫人口改善生活状况之外，我们还启动了美国计划来帮助减少美国本土的不公正现象。
西雅图湖畔的一所私人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那里的老师激发了我的兴趣爱好并鼓励我尽可能多地读书和学习。如果不是这些老师，我不可能被数学和软件所深深吸引。梅琳达在她中学的时候第一次使用电脑，这件事在当时并不平常，之后她在大学中学习计算机科学与商务，这对她在微软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有多少孩子没能得到这样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呢？肯定有很多。每年，1百万的孩子从中学辍学。在4年的时间内，只有71%的学生从中学毕业，而在少数民族当中这一数字更是糟糕——只有58%的西班牙裔和55%非洲裔美国人从中学毕业。如果说我前面提到的儿童死亡率的降低是最积极的统计数据的话，那么这些数字则是最消极的。联邦政府的有教无类法案(NCLBA)并不完美，但是它迫使我们看到了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并意识到我们做的是多么糟糕。令我惊讶的是，更多的父母并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接受怎样的教育。
9年前，基金会决定投资来帮助建立更好的中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捐赠了20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在一段时间内给予学校额外的资金来改变它们现有的组织结构(包括削减它们的规模)、教师的工作方式以及课程的安排。我们希望几年之后它们在新方式下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能够与之前相同，同时它们能够变得更有效率。
很多我们投资的小型学校的学生成绩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些学校在改变学校风气上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像是允许校长挑选教师小组或者改变课程表。我们改变现有学校的成功率比重新建立一个新学校的成功率要低。
即便如此，其中很多学校的出勤率和毕业率还是变得高于其它学校。我们在欣喜于这些改进的同时，还在尝试提高准备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然而在大多数案例中，我们还是感觉做的不够。
不过，在我们资助的学校中，有一些学校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些学校的模式从低期望值、低成果转变为高期望值、高成果。这些学校不挑剔它们的生源，这使得它们对贫穷地区的孩子有莫大的帮助，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没有上过大学。这类学校中的大多数都是政府特许学校，它们的学习时间要比其它学校长。
我有幸参观了其中的一些学校，包括圣地亚哥的High Tech High和休斯顿的知识就是力量计划或者称“KIPP”。KIPP新出了一本很棒的书，《努力工作》，作者是教育记者Jay Mathews。这本鼓舞人心的书记载了KIPP怎样完成了这些令人吃惊的成果以及他们面临的障碍。
与这些学校中的老师和学生们见面并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渴望，是令人感到愉悦和鼓舞的。他们说自己以前的学校是多么的没有挑战性，而新的学校是多么的能够让他们一展拳脚。这些学校的目标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能接受4年的大学教育，而其中大多数学校最终都达到了90%到100%的升学率。我每次去拜访这些学校都会激发我的动力，我希望能将更多的学校如此改进。
所有这些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凸显了高瞻远瞩的必要性并迎来了美国学校的改革。我们在国家层面上的目标是，到2025年确保80%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并准备进入大学。这一目标可能会比基金会的其它目标难以实现，因为改革总是缓慢的并且难以衡量。与研究疫苗的科学家不同，我们很难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来衡量学校方面的工作。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优于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你如何判断具体的原因呢。虽然困难，但这个问题仍然亟待解决。而那些成功的案例也表明一些学校正在取得真正的进步。
根据基金会迄今为止的经验，我们改进了自己的策略。我们会继续投资推广最有成效的学校模式。几乎所有的这类学校都是政府特许学校。很多州都对政府特许学校有所限制，比如提供给这些学校的资金要少于其他学校。如果能够改变对这些政府特许学校的限制和财政拨款规则，教育的革新和全面的改进将更够更快的执行。
这些学校所做的重要一点就是让它们的老师在教学上更有效率。一个有效率的教师和一个没有效率的教师之间的区别令人咋舌。研究表明，在学生成绩的提高上，挑一个好的老师要比挑一个好的学校效果好上一倍。如果你希望你的学生得到尽可能良好的教育，那么选一个好老师比选一个好学校更重要。
当我和老师们交谈时，我清楚的意识到他们想要做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他们需要更有效地方式来衡量他们的进步程度并继续进步。所以，基金会的新策略聚焦在两个问题上，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教师的工作卓有成效，以及怎样的训练可以在教育系统中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我们将与那些顶尖的教师合作，将他们的课程放在网上作为其他老师的模范，同时也作为学生们的学习资源。
最后，基金会意识到仅从中学毕业仍然不够。你需要大学学历才能养活一个家庭，不论是仅仅毕业还是专科学位或者学士学位。所以去年，我们开始拨款用于帮助更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我们将帮助改进社区大学并降低那些进入社区大学学习但半途而废的学生人数。
第五页：在对抗小儿麻痹症上取得的进展
基金会在健康和发展上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基础科学正在不断地发展。政府和私人公司在研究和发展上的投资加快了对医药和农业的认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每年在生物学研究上的投入约为300亿美元，而美国的医药、生物科技以及农作物科学公司每年得投入则约有600亿美元。对人类基因组序列的研究是私人和国家共同研究而使穷人受益的良好典范。科学家们，包括一些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家们正在使用基因组序列研究中的数据来设计新型的药物和疫苗。市场不会照顾没钱的穷人，所以基金会要确保这些新发展的科学符合穷人的根本需求。
将令富裕国家受益的革新推广到贫穷的国家的优良典范之一是对抗小儿麻痹症的方式。David Oshinsky所著《小儿麻痹：一个美国的故事》一书，讲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患的小儿麻痹症是怎样唤起公众对这种疾病的关注并得以集资研究疫苗的。在优生优育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疫苗的接种工作。1979年，小儿麻痹症于美国绝迹。
正因为这一胜利，1988年，世界范围内将小儿麻痹症列为在天花之后第二个要消灭的目标。美国儿童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了这次行动。扶轮国际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支持者，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很难有所成就。
很少再有关于小儿麻痹症的报道了，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国家，所以很多人以为小儿麻痹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仍有大量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存在于4个国家当中，大部分的病例来自印度和尼日利亚。消灭小儿麻痹症需要持续的投资。很多人希望这种疾病已经被消灭干净了，但事实要比想象难得多。研究人员发现，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孩子们需要注射超过8剂疫苗才能保护他们远离这种疾病。印度政府在分发疫苗的工作上已经做得很好，但是仅靠疫苗的效果毕竟有限，他们需要加入一些新的策略以在数年之内将这个势头保持下去。让他们把健康问题放在首位并不容易。去年11月，我与印度的总理以及卫生部长会面，我能感觉到他们都很尽职尽责。下方照片上是9个月大的美丽女孩Hashmin，我去年在新德里的贫民窟见到了她。她最近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真的不忍心看到她腿上的肌肉日渐萎缩。她再也不能正常的行走了。当你遇见像Hashmin这样的孩子，你会发现到消灭小儿麻痹症是如此重要。
最难以根除这一疾病的地区是尼日利亚北部，这里的儿童仍未得到足够的疫苗。为了说服足够的家庭参与到这场对抗小儿麻痹症的战役当中，你不仅需要一个致力于此的团队来跟踪所有儿童的信息，还需要政治、部落、宗教的领袖对民众清楚地说明，疫苗是安全可靠的，应该去接种。 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将这些因素集中到尼日利亚北部，我下个月将造访尼日利亚。只要通过短时间的投资和努力工作，我们就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对小儿麻痹症战斗的胜利，这会鼓舞全球的健康工作。
基金会在策略和预算上需要灵活变通一些，小儿麻痹症就是很好的例子。去年，梅琳达和我与我们的小儿麻痹工作组会面以获知对抗这种疾病的最新进展。组员们希望我们批准的资金数目于往年相同，但是他们又一直在谈论在根除小儿麻痹症过程中的诸多挑战。梅琳达和我试探着询问他们这项工作是否需要更多的资金，如果我们带头作为榜样能否带动更多的捐助。他们回答：是的，之后的一个月内，他们给出了一个更积极地计划，包括我们数亿元的额外投资并让其它赞助人也同样提高赞助数额。我们批准了这个计划。轮扶国际和其它赞助人在提供所需的额外资源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就在本月，我参加了轮扶国际的会议并代其宣布了来自多种渠道的共6亿美元将投入到消灭小儿麻痹症上来。如果我们不能保持灵活的预算并敞开胸怀来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就不会有这些成就。
第六页：在对抗艾滋病上取得的进展
在对抗艾滋病的前沿，你可能读过讲述那些使用疫苗和杀菌剂试验失败的文章。（杀菌剂（microbicide）是一种胶体，供妇女使用，防止她们遭受艾滋病的感染。）虽然这些方法都遭到了挫折，但是每一次失败都令我们学到了更多，并让我们改良方法向着胜利前进。我十分相信，在未来的4到6年内，我们能够研制出一种药片或杀菌剂，让人们可以用其暂时性地保护自己免受HIV病毒感染。现在全世界每年感染艾滋病的人数高达270万，当这些药剂投入大规模使用时，这一数字将被大大降低。我认为确保这种药片或杀菌剂的研发迫在眉睫。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正从事于此，而我花很多时间来询问他们研发的瓶颈在何处并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加快这一进程。这种紧张的工作让我想起了在微软的时候，当时我们与其它公司竞争来做出最好的数据库或文字处理软件。然而，在这里，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疾病病毒，而全人类都在共同协作努力来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如果我们能得到艾滋病的疫苗，这将比药片或者杀菌剂更有效，因为疫苗能更长久地保护人们。但是这一工作过于复杂，即使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疫苗要投入普遍使用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为了存活下来，HIV携带者需要在他们的免疫系统虚弱之前就开始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剂，通常是在被感染的5年之内。在2003年，只有40万人接受了治疗，而现在则有3百万。这是个惊人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设立了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并运作良好。另外，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一道设立了针对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的全球基金，这是科学革新的良好范例。正因如此，穷人们在政府、基金和制药公司的帮助下可以用上新发明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剂。虽然只有不到5%的HIV/AIDS患者居住在富裕国家，这些富有的病人所形成的市场需求却驱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些药物的研制与实验当中。
第七页：在对抗疟疾上取得的进展
每年，全世界有接近1百万的儿童死于疟疾，但是因为这种疾病已经在富裕国家中绝迹，这些国家的制药公司和政府在针对疟疾的新药和疫苗的研发中投入的资金很少。关于疟疾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1902年、1907年和1948年。数位帮助我们认识到疟疾关键事实的科学家被授予了诺贝尔奖。美国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疟疾横行，但是通过大规模地消灭传播这一疾病的蚊类，美国于1951年消灭了疟疾。
幸运的是，在过去的5年里,对于疟疾的关注和投资有了极大的增长。基金会可能会因为全球增加对于健康，特别是疟疾的关注而获得赞扬。Bono在ONE的工作也值得赞扬。我记得，我们曾在2004年讨论过，能否期望候选人在政治运动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令人高兴的是，在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不论是巴拉克·奥巴马还是约翰·麦凯恩都对他们将如何增加对全球健康特别是对疟疾的投资发表了演讲。另外让人兴奋的是，私人对于购买防止疟疾传播的蚊帐的捐助也有了增加。
疟疾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疾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曾希望使用滴滴涕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蚊子。但是蚊子进化得对滴滴涕产生了抗药性，这一战术也随之破产。今天有很多新的工具被研发出来——更好的蚊帐、更有效的药物、更强力的杀虫剂以及很多备选的疫苗。其中一种疫苗在今年将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到2014年将可以被广泛使用。这些工具都并非完美，为了弄清我们要如何将它们组合使用，我们聘请了一位数学建模方面的专家，他正在研究一种叫做蒙特卡洛模拟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显示出我们能在世界上的哪些区域消灭疟疾，那些地方只能减轻疟疾的危害。这种技术将高等数学理论极好地应用在拯救生命之上，如果我预料的不差，我们也能将这种技术应用在其它疾病之上。对抗疟疾的人们有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在2015年将全球因患疟疾死亡的人数降低一半，但是这一目标的达成也要依靠蚊帐和其它工具的共同帮助。
第八页：基金会的角色
对于梅琳达和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哪些地方唯有基金会才能做出积极的改变？那些资本主义市场运作良好、穷人拥有保障的地区，并不需要基金会的帮助。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个基金会正在调查要开个什么类型的餐厅才能盈利并帮助别人开了一家这样的餐厅，你肯定会质疑这些非盈利的捐助怎么会被用到这上面来。当人们的努力于使穷人受益，而没有盈利倾向或者他们的工作在卫生和教育一类的领域当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盈利或者他们的革新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投资。对于这些人，基金会将会给他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些投资风险很高，回报也很大，不过回报并不体现在金钱方面，而是体现在那些被拯救和脱贫的人们身上。
基金会与其它地方不一样，它不需要为选举或董事会议负责。但是我并不会因此就有所懈怠。经营一个基金会和经营一个企业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你做的不好时没有客户的批评也不会有竞争对手从你手里将客户抢走。你也没有浮动的股价来参考自己做的好坏与否。没有市场的自然反馈，意味着作为一个基金会，我们要更加小心地挑选自己的目标，而当我们没有达到目标时则要诚实以对。
我们努力工作来获得大量的反馈。我们的三个部门都有杰出的代表参与到顾问团中来对各部门的策略进行评价。另外，每一笔重要的拨款都会由许多外来的专家进行评价。而当我们执行自己的策略时，我们会分享自己的心得，因为一个人的知识分享给越多的人就能产生越大的效益。既然我们要长时间的经营下去，我们就需要靠人们的口碑来提升自己的信誉，并且在做事之前不虚张声势。
梅琳达和我每年都会密切关注基金会应该涉及何处的事物，而又应该在何处置身事外。在我们涉及的领域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让基金会与其它参与者以最佳的方式保持紧密的关系。通过接受商业部门广泛的专业建议和资源，我们希望以此得到力量来帮助我们解决所处理的问题。我在去年作了很多关于“创造性资本主义”的发言，概括了其动机和收益。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给我们工作带来的改变。
第九页：金融危机
在过去的一年里，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整体环境发展实在是史无前例的糟糕。我希望在写完这封信的两年之后，我会将这一页视为对一个暂时性状况的反思，但是我恐怕这次危机的影响将比它本身更为深远。
沃伦最近发给我一段摘录自John Maynard Keynes文章《1930大萧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也适用于这次的危机：
“这是一个恶梦，当清晨来临，它会消失于无形。自然资源依然富饶，人类生产力依旧强盛。物质资源将愈加丰富，这一过程不会因此而放缓。我们仍能给每个人提供高水准的生活——这个所谓的高水准是和20年前相比——而这一水准仍将不断提高。我们并没有被蒙在鼓里，但是现在我们陷入了自己的巨大混乱之中，我们不知道这台精密的资本主义机器要如何控制，也不明白它是如何运转的。结果就是我们浪费了一段创造财富的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比如5年到10年的时间，我非常乐观的相信这些麻烦都会被抛到我们的身后。这主要是因为每个领域都在变革——从软件和材料学到遗传学和能源的产生，这些都在不断进步，并逐步解决那些麻烦的问题。这些变革将对世界的进步和经济的复苏起到帮助。
拿基金会来说，在2008年，我们的资产缩水了20%。我不是说缩水20%合情合理，但是这比其它大多数基金要好，因为在2008年，很多的基金缩水程度超过了20%。Michael Larson领导的处理投资小组一直做得很棒。在过去的5年中，基金会在不断地成长，除了沃伦的捐款之外，我们每年都会使用掉超过5%的资产总额。5%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它不过是国税局所要求的最小额度。我们在2008年花费了33亿美元。在2009年，我们并没有缩减开支，反而将这一数字增加到了38亿美元，这占我们资产总值的7%。
虽然这么花钱会迅速地减少我们的资产，但是我们基金会的目标是投资以回报社会而不是尽量少的花钱以保持庞大的基金金额。
全球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混乱迫使每个人都要仔细审视自己的计划。公司和用户都在削减自己的开支。50年间，在美国助长了高消费水平的信贷膨胀开始转变为信贷萎缩。政府面临税收短缺的同时人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府的援助。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预算的削减，政府不得不撤销对12年制教育的投资。州立的4年和6年制大学收到了从未有过的大量入学申请，但它们也面临着经费的裁剪。在政府应对危机时，既要花钱刺激经济，也要保证这些投资能够顺利进行。在美国，只有联邦政府可以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仍增加在教育之类项目上的长期投资。奥巴马总统关于刺激经济和基础投资必要性的演讲令我印象深刻，他的团队正在努力来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
拿教育基金为例，国外的资金即使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仍然在明智的对教育进行投资。我希望美国和其他富裕的国家都能够持续增加它们的援助，而我和政治领袖会面时，也会鼓励他们这样做。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按捐助占本国财政收入的比例来看，最慷慨的捐助者是挪威、瑞典、丹麦和荷兰。按这个标准来看，欧洲国家要比美国慷慨得多。那些捐款数额不高的国家，在2005年欧盟和G8峰会做出了新的承诺之后，也显著增加了捐款数额。这一届的意大利政府显得很出位，它不仅没有增加捐助的数额，反而削减了在援助上的预算。我并不认为意大利政府不关心这些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在今年夏天，意大利主持G8峰会之后可以以政治的高度考虑恢复捐款数额的问题。
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很难让人们把与援助有关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仍要确保把其中成功的案例告知公众，并让公众不要忘记那些似乎消失在眼前却仍旧存在于别处的不平等。只有在公众和选民的广泛关注之下，我们才能积极地坚持援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
我十分钦佩那些在这个困难时刻仍能慷慨解囊的民众。我认为金钱应该花在弭除不平等之上，特别是当他人桎梏在身的时候。否则，我们即便摆脱了金融危机，这个世界也将变得更加不平等，卫生和教育上的不平等，人们也很难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明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拘于眼下，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这么做。
第十页：结尾致辞
梅琳达和我对这项事业的奉献并不是因为它很简单或者周期很短。而是因为在我们为基金会奔波途中遇到的那些伟大的人物。在这封信的最后，我想讲述一个故事，故事是关于去年我们拜访德州的学校时遇到的一个人。在休斯顿的Lee中学，我们见到了校长Cesar Alvarez。Cesar告诉我们，三年前有一个新入学的学生曾经是黑帮中的一员。他在学校中远远落后于其它学生，并且不愿意与同学交流。Cesar非常关心这个学生，每天都会对他进行帮助。现在，这个学生已经进入了高年级，即将毕业并且准备进入大学学习。当Cesar讲到这里，他失声痛哭起来，因为他为这个学生付出了太多太多。
梅琳达和我在全世界以及基金会涉及的每一个事件当中都见到了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激励了我们帮助这些无私的人来完成他们伟大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荣幸。我相信基金会将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比尔·盖茨
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联席主席
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