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这场最大雾霾前的北京，杨澜、王振耀、徐永光、胡祖六、何道峰、牛根生、卢德之……一群来自慈善界、投资界、学界的大鳄们聚在一起，为了一个新的话题激烈碰撞讨论。这个话题舶来中国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最近更热门到一年出现了不下十次的各种全国性论坛，这就是有人欢呼雀跃、有人犹豫质疑的“社会影响力投资”。由于各界对“社会影响力投资”并没有统一的认知和界定，资源分散，态度观望，到目前真正被认同的中国大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成功案例还几乎没有。这种现状似乎与2013年一样即将成为旧的篇章。阳光文化基金会携手中国公益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13年12月3日组织了“从成功到卓越，中国慈善家论坛”，并在论坛之前举行了为期一天半的“2013社会影响力投资圆桌会议”进行闭门讨论，主题锁定社会影响力投资。通过多方的交流，与会嘉宾分享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亚洲的成功案例，并探讨了各界如何合力规划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路线图。一位参与过多次社会影响力投资论坛的行业资深人士感慨说，“这次论坛的话题讨论是历年来最为深入的一次，会议成果对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12月2日至3日跨界讨论的最大成果在于统一了“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解读，这对于行业达成共识、向着共同的方向努力具有深刻意义。统一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概念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最核心的要素是商业模式，这个模式服务于有目的地追求社会改善的目标并追求商业的可持续性。在这样的概念下，可以说“社会影响力投资”涵盖两方面——财务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同时，与会各界嘉宾统一了如何界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六大核心要素：
3. 财务回报的可持续性。一种情况是由于在提供商业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提供了社会产品，所以可以有较高回报；另一种情况是适当降低商业回报以更多地实现社会回报。
4. 社会影响力隐含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司的商业模式暨公司本身的运营可以追寻良好社会效益（不做有害环境/员工/客户的事情）；另一种是社会影响力投资所投资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定给社会带来正向、进步的影响。
5. 社会影响力应该是可量化评估的。与公司员工所完成的核心业绩指标直接相关。
6. 规模化。追求和实现规模化的商业模式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如果不需要规模化的商业模式，不强调高度可持续，可以用目前传统的公益模式解决。
许多有识之士都对社会影响力投资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前景持有乐观的期待。在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支持可持续发展中能扮演何种角色？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性环境来促进社会投资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上下游各自面对什么挑战？在2013年中国慈善家论坛上的深度讨论，可以听到来自不同背景的行业领袖们的思想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杨澜：跨界交流，信息共享
“中国慈善家论坛”的主办方之一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女士表示：“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仅是全球范围内非常流行的话题，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跨界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从案例的分享和实践者的角度得到灵感，中国慈善家论坛上的讨论就如同一场脑力激荡，无论是划定边界还是突破观念，无外乎都是为了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新兴事物可以在中国走得更久远，真正服务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支持性环境中最基础的部分就是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
徐永光：突破观念，不要被道德绑架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表示：“我同意社会企业要走规模化的路子。既然社会企业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复制呢？我觉得我们有些思想被束缚了。社会企业在起步阶段是需要资助、扶持和投入的。资助到一定程度，社会企业可以再融资，走股份化的改造，把消耗资源的机构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机构，投资的影响力就出来了。规模化最大的问题是观念上的捆绑。投资能不能分红？社会企业是企业同时又解决社会问题，比一般企业难多了，必须找最优秀的人来做。我认为一定可以分红，“道德绑架”让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社会企业要做规模化，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比其他国家更大。除了和政府合作，更要突破观念。“
何道峰：确定边界，避免鱼龙混杂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先生用小额信贷的经历现身说法：“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话题很有想象空间，但在讨论和实践上要特别小心地去触碰这个课题，否则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很难区分。东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差异。我们的民众、企业家、政府对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讨论要把这个话题讨论清楚，在实践上更要特别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要说的是，作为过来人，基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希望在社会投资领域多关注一些技巧和方法，以免里面搞得鱼龙混杂。”
王振耀：政府的支撑系统不可或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先生在对论坛进行总结的时候号召：“我们换个眼界，就突然发现国内有很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要素，在座的就有很多社会企业家。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就会很有力量，能与政府开展积极的对话与合作，能对政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政府的支撑系统不可或缺，而且非常紧迫地需要建立，因为对于国家、政府之间的对话会也很有帮助。行业中的行动力也应该加强起来。通过这次论坛，经过研讨达成行动，通过行动带来影响，让中国动起来。”
黑暗中对话：有道德的公司更有竞争力
“黑暗中对话”创办人、被誉为社会企业之父的张瑞霖先生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发展非常有信心。他认为，有道德的公司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如果20世纪是“资本为王”的话，21世纪则是重视创意和社会价值的年代。“黑暗中对话”以后要和主流的商业企业共同在市场上竞争，至于标签是不是社会企业已经并不重要。他认为由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兼具商业回报与社会回报，这对消费者是“买一赠一”的回馈，“尝试跟80后、90后对话，他们重视生命的意义，考虑职场的选择”。我们发现在很多经济发达、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有道德感的公司的业务反而更好。人类社会的富裕水平和生产力从来都没有这么高过，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从一个高点走到另一个高点，而是做出更有创新的东西。我们看过以往很多商业成功的例子，我们并不是因为很有社会良心、很有道德才坐在这里，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有道德的公司才更有竞争力。”
在中国，从小规模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的建立到基金会的战略型资助，都可以看作是影响力投资的“雏形”，社会影响力投资所需要的“耐心资本”在这一阶段似乎并不适合追求纯商业回报的商业资本的进入。正如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所说：“家族基金会或是这一阶段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主力”。
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主席陈禹嘉先生也颇为认同：“家族资本或私人捐助或许是这种项目最好的资助来源，商业资本的资助会处在比较冒险、困难的地位。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这种投资需要更多的耐心，而典型的金融领域投资者或许没有这样的耐心去投资社会影响力项目。另一个问题是风险。”
关于社会影响力的评估，陈禹嘉先生认为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是量的影响，还有质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他说：“有时尽管很难，但对于我们家族的人来说，一个能够提高其他人的生活质量的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也认为香港和亚洲其他家族之所以有慈善的传统但并不想去做社会改变，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社会改变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在目前，大家应该意识到作为公民有责任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
结语：对话方式已经开启
举世瞩目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特别提到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的空间，社会创新应该得到鼓励。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有政府的放权和让市场机制来做更好的资源调配这样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有理由大胆设想，未来的二三十年，大家可能会看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更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形成。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也将是深层次改变中国社会的力量。这方面需要有全球的智慧、先进的理念和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法。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女士认为：“大家分享的案例和不同角度的观点很有启发，虽然各界都有不同的观点和看待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角度，但基本共识已经达成。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影响力爆发前的诸多思想、观念的涌动和碰撞，中国慈善家论坛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开启的这种跨界的对话方式，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背景资料】
中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变迁，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来支持社会发展。近年来，社会影响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SII），这一创新、有效的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已在全球范围得到关注，尤其得到了新资助人的青睐。众多银行设立了社会影响基金，而多家富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也开始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在2013年12月3日举办的中国慈善家论坛上，来自各界的领袖人物达成共识，把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概念和要素基本确定，最基本的要素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应该包括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影响力两个部分。
从成功到卓越，中国慈善家论坛
中国慈善家论坛是阳光文化基金会组织的年度论坛，每年不同的讨论主题，论坛宗旨在于搭建中国慈善家和潜在慈善家的交流平台及网络，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进步。2013年论坛主题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旨在通过分享彼此的社会理想与商业智慧，对社会影响投资的概念与实践、社会影响投资可以创造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及其需要的立法、监管支持体系等内容有全面而系统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促进社会影响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更好地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讨论框架包括:
通过投资，以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方向；
衡量社会回报与经济回报有效方法；以及
在中国具体环境下，影响社会影响投资至关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