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妇女来之不易的地位与权利
——从妇女争取解放与平权的历史
张红萍
认清我们自己：（妇女）历史与现状——题记
20世纪是女性发现的世纪，20世纪是妇女解放的世纪，20世纪是妇女争取全面平等和全面权利的世纪。
不管是“女性的发现”，“妇女解放”，还是争取妇女的权利，概括起来就是：作为人，被囚禁的女性需要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社会需要给予走向社会的妇女与男子一样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人身权、教育权、就业权、法律权、财产权、社会权、文化权、政治权等一切方面的权利。
一
中国妇女解放的序幕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正式拉开。
戊戌变法时期，全面变革中国社会，将中国社会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带入现代社会，妇女问题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不解决妇女问题，就不能民富国强，不能民富国强，就不能救亡图存，因此妇女问题第一次提上了中国改革家们的议事历程。
当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在1898年的春天紧锣密鼓地全面拉开的时候，他责成他的弟子梁启超负责妇女解放的问题。怎样民富国强，怎样解放妇女，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3册》）中讲，民富国强必须人人各有职业，“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则国大治”，为此必须解放妇女，让妇女走向社会，拥有职业，参加社会劳动，然后为国生利。梁启超认为当时美国最富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女学最盛，男女平等，女子大量参加劳动的缘故。所以中国要向美国学习，让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经济独立。而妇女地位最低，被誉为“妇人贱”的缘故，也是因为妇女没有经济独立，她们的劳动在社会上不能独立核算，所以妇女地位最低，没有任何权利，必须依附男人。为了国强，必须民富，民富女子必须走向职业，女子要走向职业当务之急是兴女学。“学也者，业之母也”。有了学问后，女子不仅可以胜任职业，还可以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贤妻良母”，即既能支持丈夫的事业，还能教育好国家未来的人才（孩子），这样种族、国家都可保了。
于是，1897年12月6日，57位裹着小脚的中国女子，第一次在上海与65位泰西妇女集会，共同商讨办女学的事情，这次被誉为“裙钗大会”的集会是中国自两千年来女子的第一次集会，在这次集会上，这些女子商讨让女性走向社会的兴女学的具体事项。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兴女学，充职业，争人权的议题第一次在老大的传统古国被提起。中国女学堂办起来后，为了扩大解放妇女的宣传，康同薇这些妇女又办起《女学报》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她们在《女学报》上提出：“天下兴亡，女子也有责”的口号，她们提出女子要全面参与社会的发展，施展女性的才能，要改变女子只言酒食内务的传统，女子还要在公共领域发言，显示女性的力量，体现女性的价值。为此女子对国家必须负有同男子一样的责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中国女人才有了受教育的鼓励，才有了充职业的提法，而在这之前我们只是被囚禁的奴隶，请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妇女的历史，我们从奴隶变成人的历史，也仅仅是从一个世纪前才开始的。我们全面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也只不过60年，怎么能把我们再打回家庭中？
二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败走国外。为了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为了实现男女平等，维新派流亡国外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民主共和与人权、民权的立场出发，又开始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事隔5年，这次的宣传比起上一次更加猛烈与普及。1900年，首先全面介绍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君武，他从人权的思想介绍女权思想，他提出：天赋人权，男女平等。1901年，为了鼓励妇女走向社会，为社会贡献力量，他写了《女士张竹君传》，介绍妇女解放领袖、社会改变活动家、著名医生张竹君女士的事迹，鼓励女性向她学习，走向社会，体现个人价值，为社会做贡献。随后革命家陈天华写作《警世钟》、《猛回头》，号召女性担负救国的担子，走出家庭，解放自己。他鼓励女性像木兰从军，秦良玉杀贼，像罗兰夫人和苏菲亚那样参加社会革命。绉容在《革命军》中高喊：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都要为社会做贡献，解放妇女，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各种社会革命。孙中山先生也号召妇女参加革命，参加同盟会，贡献力量。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家金天翮在他的《女界钟》中论证，男女在生理、心理上没有本质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他要求男女平等，给予妇女一切自由与权利。1903年，妇女先贤们在日本成立的“共爱会”上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也有责”的口号，提出“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独立精神，妇女第一次提出要实现自我价值，而不仅仅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们第一次猛批贤妻良母主义。她们说：有了学问，到头来不过巴结到一个贤母良妻的资格，说什么母教，说什么内助，还是男子的高级奴隶。
妇女解放领袖、革命先烈秋瑾女士，嫁予湖南最富有的家族之中，但因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无法独立计算，没有家庭地位，整天受气，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离家出走，到日本求学，又参加革命。1907年，在她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词“敬告姊妹们”中，她这样写到：“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地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地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她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做一个独立的职业妇女，这样才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综其种种，革命先贤们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让妇女走出家庭，实现自我价值，为国家尽责，实现男女平等。如果妇女回到家庭，妇女一百年奋斗来的男女平等成果，将必然断送，妇女的地位必然降低。
经过先贤们的努力和宣传，1907年，清政府鉴于民众的需求与呼声，不得不开女禁，中国女子争得第一个权利——受教育权，但也只是接受初级教育的权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妇女亲自参加战斗，组织后援队、救护队，或在后方募捐与宣传，积极地尽着女国民的责任。辛亥革命中妇女的组织有：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队、女子北伐队、女子军、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张竹君与赤十字会、赤十字会第二团协助会、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五大民族女子红十字会、女界协赞会、女子劝捐会，这许许多多的女子团体与组织，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和积极的作用，这时活跃的女性有陈撷芬、林宗素、吕碧城、张竹君、秋瑾、唐群英等女性。但1911年革命成功之后，尽了国民责任的这些女子却争取不到应得的权利，结果闹出了三闹议会，大打出手的壮举。以唐群英为领袖的女同盟会员们，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唐群英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但革命成功后的男同盟会员们，出于对妇女的歧视，不给她们参政权，不让这些女界领袖做民国政府的代表，这一决定让女界领袖们痛心疾首。为了将“男女平权”写入党纲，为了争得女子的参政权，为了实现在民国女子也能管理社会的权利，以唐群英为首的女同盟会员们展开了一场与男同志间的斗争。
1912年2月20日，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她们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这些利用了她们的男同盟会员们，昭然否定了男女平等的提案。这些妇女领袖们被激怒了，1912年3月20日，趁参议院开会之机，唐群英带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这些曾经的女战士和女将军打碎参议院玻璃，踢倒警卫员，质问这些同志们：为什么在新国家的政纲中不写上男女平等？4月8日她们正式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制定了11条政纲。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等极力阻挠女同盟会员北上。7月14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议会不通知女会员，唐群英率领女会员质问宋教仁为什么不通知女会员？8月25日，同盟会开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到会的女会员抗议党纲中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并质问宋教仁，盛怒之下的唐群英上台给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会后，她立即召开女界联合会，号召大家“切勿动摇，必达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并“誓以死力”达到目的。1912年10月22日，她在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王昌国（留学日本）等为协理。随后她们请求于孙中山，孙中山表示这是大多数男议员的意志，他也“爱莫能助”，劝女子们壮大自己的力量，再来与男子争权吧！无奈，唐群英等女革命者，不得已地、痛心疾首地放弃了在新政府中的权利，去着手开展女子教育，希望于将来。从此她开始了一系列的女子学校的开办：“中央女子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复陶女校”、“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等，她办这些学校都是为了女性能胜任职业，走向社会，增加力量，有了力量好来争取平等权利。为了办学她倾家荡产，以致老无所养。
秋瑾、唐群英们为什么要以死争取女子的一切权利？为什么她们不回家享受家庭幸福，不去学习家政、育儿、养生做一个贤妻良母，据有些人说这是幸福的基础保障。但这些先驱者要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妇女地位，她们要实现管理社会的权利。幸福并不终结于家庭，幸福既有家庭的幸福，也有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价值的幸福，脱离公共领域的参与，退回家庭的女性，永远不可能实现与男子的一切平等，没有平等，怎样体现幸福？
三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女性除获得接受中等教育的权利外，与之前的社会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对女性的要求还是贞淑之德，但开始提倡“自立之道”。但自立之道，也是1912年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时的提倡。后来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要求于女性的是传统的女教，要求女性应做到“节”、“孝”，符合传统的“母仪”和“社会礼教”。这与辛亥革命前的封建社会培养女性的目的为：贞静、顺良、慈淑、端仑没有什么区别，妇女解放又倒退了回去。
妇女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变化，先是读书的女子人数在增多，随后是随着小农经济的破产和手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穷困女子走向女工的岗位。等到“五四”运动爆发，女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二十多万女工声援学生罢工，妇女的力量第一次显现出来，接受新思想的妇女人数在逐年增加。
四
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出版《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因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不彻底而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文化、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一场确立个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妇女问题成为当时各启蒙家与各报刊关注的焦点问题，那是一场彻底的范围广泛的对残害妇女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总清算。这样的一场文化运动是多么的重要，中国需要多次这样的思想文化运动，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与礼教顽固不化，但可惜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中仅有一次，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文化运动发生，以致现在的一些人竟然对女性提出：“贞静、顺良、慈淑、端仑的要求”，“提倡贞洁是女性献给婆家的最好礼物”，听着这样的言论我浑身打着冷颤，岂不知这可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啊！这样的提法让我们感到的不仅是寒心，更是害怕，封建余孽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封建思想这样被一些人喝彩，说明我们多么需要一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啊。
这次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涉及了妇女的所有问题、所有领域：伦理道德、男女同校、社交公开、恋爱自由、经济独立、妇女职业、婚姻家庭、儿童公育、节制生育、妇女参政、心理解放、废娼和解放婢女、妇女解放的理论、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等等。许多问题是以前不曾提出或关注不够的问题，或以前只是说说而根本没有行动与实施的事情，比如理论道德、男女同校、社交公开、恋爱自由、职业妇女、婚姻家庭、儿童公育、节制生育等等。今天看着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似乎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探讨，比如伦理道德中的贞节问题，现在有些学校竟然对学生进行贞节教育，有些学校竟然对学生恋爱进行实名制登记，如此荒唐可笑的怪现状，说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是多么的落后，他们还不如近百年前的先贤们。时代前进了，可有些人的思想却还停留在封建社会。
“五四”有关女性问题的典型话题是娜拉出走，娜拉出走的实质标志就是：女性是回到家庭还是走向社会。胡适先生在《美国的妇女》一文中指出：“我（妇女）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他说，男女都是人类，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从而提出了“超于良妻贤母”的教育主张。
“五四”运动的成果是，争得男女同校和女子进行高等教育的权利，是公开社交与恋爱自由的权利。女学生的增多使职业妇女的人数逐渐攀升。“五四”之后，除了教育界与手工业界外，女性的职业在增多，服务机构与文化艺术机构的女性人数在增多。女记者、女编辑、女医生的人数也在增加，妇女的就业成为一种新风尚。职业妇女的增多，使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浮出历史水面。
五
国民党统治时期，妇女运动被统一在党的工作之内。我们知道国民党在思想上主张妇女解放，但在民国初期却不给妇女权益。等到二次革命前后，孙中山在1923和1924年时，将男女平等写入《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之中。北伐成功，1927年为了宣传国民党的先进性，国民党将妇女的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统一管理，妇女工作纳入党的工作之列。根据不同阶段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妇女协会”，后又改为“妇女救济会与协进会”、“妇女会”等。1928年，妇女实现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平等。1929年国民党把妇女在法律上、教育上、经济上和社会上与男子平等写入宪法。但遗憾的是虽然法律上承认了男女平等，但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男女平等，为此妇女团体为妇女的利益计，展开了一系列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至此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提高了不少。
但在政治上，妇女代表的名额还是少的可怜。在政府部门的各部委、各部门的妇女也仅是星星点点，是象征性的点缀。只是在教育和媒介妇女的人数在增加。虽然妇女团体一直为妇女在政府中的名额做着努力，但效果并不显著。为了提高妇女的能力，为了让妇女更多的走向职业，走向社会，1934年、1935年、1936年，女界兴起妇女新生活运动，就是在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家庭、卫生、职业培训、手工制作、生活能力等13个方面进行增进，使妇女有能力走向社会，胜任职业。新生活运动之后，走向职业的妇女越来越多。妇女组织要求职业上社会各部门对妇女开放，并增加妇女管理者的名额。
为了妇女的经济独立，为了妇女就业，除了宣传、组织与实际的工作外，一些杂志、报纸为鼓励妇女自立，走向职业，展开了有关贤妻良母的讨论。每当妇女界的先进鼓吹妇女走向职业的时候，总有持传统观念的反对者为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辩护。那些反对女性脱离贤妻良母角色的持论者，往往以女性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为由坚持女性的母性与母职。他们认为既然上帝将生育的特性赋予女性这一角色，女性就应该尽母性的职责，做一个良母。既然女性的特性和心理最适合琐碎的事务，女性就应该管理好家庭。他们认为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管理好家庭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而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国民就是女性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而女性为国为家所做的事情，最能使女性感到幸福。现在我们的一些人弹的正是这种老调，实在陈旧的很。另一些人认为，既然一个人肯定要做妻、做母就应该做贤妻良母，既然这是无法摆脱的“天职”，妇女就应该优先做好这一“天职”。至于社会上的职业，如果妇女能够兼顾，也可以做一些，但还是要以做贤妻良母为第一要职。
这样的论调，从“五四”以后，妇女开始走向职业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论调往往还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要求女性，从未考虑过女性的愿望，也从未考虑过是否对女性公平，更没有考虑过在家庭内部男性是否应该有所改变，也应该承当一些家庭劳动。鉴于此种情况，一些女性先觉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先进的贤妻良母观。1935年，当时比较激进的杂志《妇女共鸣》，为了肃清传统的贤妻良母对妇女的消极作用，专门发了一期“新贤良专号”，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贤妻良母观。她们指出：贤良的前提是家庭内的男女双方必须平等，是基于男女两方平等原则下所负的一种家庭责任。在家庭内，夫妻应该本着平等的原则尽相等的责任，如果双方都能尽责，这种责任是必须的，如果将贤良只是对女性的要求，那就是一种不平等，一种男权的立场。她们认为不仅要提倡“贤妻良母”，也要提倡“贤夫良父”，这才是公平的原则。反对只偏于女性的贤良。其实只偏于女性的贤良，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思想。
近现代以来人类一半的妇女问题一直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让女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一部分思想解放的前驱者一次次提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一次次地要求女性走向社会，独立自主。而那些害怕改变的、具有传统思想的即得利益者则极力阻挠。有关贤妻良母的讨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1924年、1927年、1935年，甚至抗战时期，一直在进行类似的讨论。
帮助妇女就业的新生活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停顿了下来。但作为个人的妇女的生活却俏俏地发生着变化。妇女的力量在积蓄，妇女的能力在逐步地被证明，妇女始终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进步力量。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无数的女性在成长，等到1949年，政府更替的时候，各行各业优秀的女性已经脱颖而出，以她们的风采证明着女性不比男性差。在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实业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女性。男人能胜任的工作，女人都能胜任。更多的女性除了尽家庭的责任外，更愿意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过自主独立的生活，而不是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生活。
六
1949年政府更替之前的中国社会，不仅各行各业有了妇女的身影，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杰出的颇有成就的女性。但妇女充当职业的人数还是少数，妇女的力量还没有充分显示。
共产党的历史一向主张男女平等，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早先通过的《女权宣言书》，表明了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中，有一部分是解放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后，立即将男女平等原则写入宪法。而且通过舆论宣传和行政手段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不管是城市妇女还是农村妇女全部被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很短的时间内妇女的就业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妇女全部从家庭参与到社会中来，妇女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秋瑾等女权先驱们追求的女性权利一夜之间全部还给了妇女：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社会权、法律权一切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是一纸条文，而且在社会各个层面实现着。妇女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了；妇女实现了经济的独立；有成就和有影响力的妇女参与了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政协、人大的女代表也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有所增加；一夫多妻制在现实层面被取消了，妇女再不要在这种不人道的家庭中过变态而痛苦的生活了；卖淫也被共产党干净地取消了；妇女不仅有了职业，能够管理社会，而且妇女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妇女的可见度在社会中一天天地增大。妇女曾经失去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权利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实现了，中国妇女成了当时全世界实现权利最彻底的女性。“男女都一样了，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了”。这句话当时被身处“女性的奥秘”阶段的美国女权领袖们羡慕着，谁也不能再阻挡妇女的发展了，男人也无能为力将妇女限制在家庭中了，将妇女彻底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是政府的行政命令，谁也不敢斗胆阻拦。过去男人总是阻碍、阻止女人与他们平分权利，说女人的力量还不够，辛亥革命政府中的男人是这样，国民党政府中的男人也同样，但现在不同了，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听了这样的话是多么解气啊，囚禁了妇女几千年的牢笼——家庭被打开了，被囚禁几千年的妇女昂起了她们总是低下的头，要做一回人了。妇女的地位就这样被提高了，经济独立后的女性再不用像秋瑾时代的女性那样泪儿流着，气儿受着了。
电影《活着》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原来在家庭中没有任何权利的妻子，对于丈夫长年的豪赌不敢劝说一句，因为她在家庭中根本没有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了，丈夫把家产也输光了，她与丈夫被政府安排在同一个单位当工人，拥有了经济权的妻子终于可以与丈夫辩理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丈夫的种种错误了，终于有了话语权了。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社会劳动权的妇女的具体变化。妇女感慨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工作着是美丽的”，“铁姑娘”们工作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妇女大都参加了工作。当时的女性真有翻身了的感觉，连林徽因都觉得自己解放了，有地位了，过去20年没人给她评教授，她一直以梁思诚助手的名义工作着，现在不同了，她不仅是堂堂正正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而且还是人大代表，国徽设计领导组成员。她忙啊，不仅要教书、设计，还要开会。解放了的女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描写社会变化的女作家。
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日子时间并不长，很快领导者与政府就开始瞎折腾起来，种种的运动挫伤着人们的生活与精神，让人们迷惘和失望，最后变成了害怕与恐惧。很快林徽因最好的朋友沈从文被批判并开除公职，她最尊敬的朋友胡适受到全方位的批判，她再不能写诗了。是的，男女平等了，但所有人都没有自由了。平等实现了，自由没有实现。当我们在形式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之后，当我们的生活确实也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当更多的女性进入人大、政协参与国家管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只能说与中央口径一致的话语，我们突然之间又失去了话语权。有关性别问题没有人再敢提不同意见，即使家庭中存在大男子主义，也没有人理会这个问题。我们该进行的一场真正的女性文化的革命没有到来，我们该批判的残害妇女的封建思想的运动没有到来。一位40年代初参加革命队伍的女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她在18岁那年被党和政府安排与比她大许多岁的首长结婚，婚后的首长在她生育和养育7个孩子的漫长20年中，在家务劳动中没有过任何援手，这位妻子和孩子们长期受着丈夫和父亲大男子主义的压迫，但没有人敢言声，这样的事情当时根本没有人过问。共产党认为男女平等了，妇女没有问题了，但事实上妇女在家庭仍然受着传统思想、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的压制，妇女受着沉重的双重劳动的压力，可是这些问题再没有人过问了。或许有人会说，这位早年的革命女性回家算了，但这位革命女性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社会价值的实现，她要的是一个社会地位，因为她革命的初动力就是因为原来在封建的大家庭中女性没有地位，她是死都不会回到家庭的，所以她只能长期忍受双重劳动的压力。这位女性的工作干的非常出色，受到领导的肯定和群众的欢迎，但她的丈夫却常常对她说：你就是不行。如果这位妇女回家了，那男人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男尊女卑了、性别歧视了你也没有力量反抗。她最后的反抗只是：她绝不同她的丈夫葬在一个墓穴中，活着的时候她没有权利离婚（那个年代离婚是丢人的事情，组织总是出面劝解），死后她一定要争取一个自由的空间。当妇女面临双重劳动的压迫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让妇女回家，而是改变男性与社会。男性脑中的封建传统观念、男尊女卑思想、大男子主义思想一直没有根除，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性别意识的文化革命与启蒙运动，我们需要男性分担家务劳动，我们需要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我们需要政府在就业中消除性别歧视，我们需要政府完善人民的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我们需要生活中的男女平等，需要家庭领域的男女平等。
一方面是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身建设，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是女性整体主体意识的缺失和性别特征的消解；一方面是法律和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几千年沉定的男尊女卑思想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没有性别歧视的新社会；一方面却是道德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是男女都一样了，一方面还是男主外、女主内；一方面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一方面是女性承受着双重劳动的压迫；一方面是男女平等了，一方面是女性被有职权的男性强奸后根本不敢告发；一方面是女性有了一切权利，一方面是女性受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束缚。封建思想尚没有消除，又加之一切政治化，一切意识形态化，妇女的天空变得沉重起来。
七
戴锦华说：“（解放后30年）在为强有力的政权所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妇女解放是以完成时态写成的。一切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反抗、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女性之自由枷锁在关于性别差异的话语中碎裂了，但这一关于女性的话语却是建立在微妙的性别歧视与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基础之上的。新的解放伴着“熟悉”的压抑不期然而临。随着同心圆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消弱，在社会的现实生活及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在世俗神话及大众传播媒介中，形形色色关于女性的侵犯性、歧视性的行为和话语开始以公然的、或隐晦的形式呈现出来。
本来封建余毒消除还不够彻底，本来没有一场个人主义的启蒙运动，本来我们的体制容易滋生腐败，市场化和商品主义一下将过去的沉渣烂叶完全搅动上来，结果作为弱势的妇女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商业化的市场上，当她们失去那过去的保障后，剩余的就是被商业化利用、剥夺、塑造的命运。妇女的生存重又变得艰难，市场经济改革第一批牺牲的就是女性，一浪接一浪的下岗浪潮使一批妇女沦为贫困人口，许多妇女的生活至今仍受着下岗浪潮的影响，长期处于贫困境地。
妇女的就业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变得扑朔迷离，市场化给了人机会，让人变得自由，同时就业的性别歧视越来越暴露无疑，一些私有企业以女性的生育和家务拖累为由不愿意雇佣女性，使女性的就业遭到重重困难。同时市场化又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商家广告利用女性促销商品，通过这种促销重新塑造女性形象，倡导一种消费文化，引导女性迷恋物质消费，诱惑女性过一种物质的寄生生活，以致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女性因为生存的困难和物质的诱惑，由于权势与金钱的贪欲与霸权，致使一些女性沦为男人的玩物，二奶、小三成为一些妇女无奈的选择；随着腐败越来越严重，官员的贪欲越来越膨胀，有些官员竟然一人多则霸占几百个妇女，这说明在商品化的社会，妇女的生存、地位与尊严受到极大的挑战。这一切不正常的生活是因为不正常的社会造成的，当然女性自有个人的责任，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社会的腐败与封建思想的回归使女性的天空更加黯淡。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自由与机会，个人主义有了生存的土壤，资源较好的一部分女性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不再关心社会与集体；而资源欠缺的一部分女性被沦为市场化广义上的性的对象，她们通过自己的容貌、青春、身体谋取生活。改革开放的早期人们只顾着生存的斗争，有关妇女的问题越来越少有人关注，更少有人争取妇女的权益。问题在积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家庭暴力的升级、在权钱面前性侵犯的无力主张权利、由于权势的膨胀与社会风气的败坏性骚扰以另一副面孔出现，女性更加难以摆脱骚扰，因为它已经从个人的品德变成了一个权势阶级对另一些弱势女性的剥削与奴役。
市场化竞争中女性的劣势地位使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都处于男尊女卑的境地，性别不平等不仅在公共领域昭显出来，在私人领域更加严重而不被人认知，从上世纪末的“女人回家”，到现在的贤妻良母说的强调，传统的性别角色被一再强调；一批先富起来的“郊区妇女”（拥有郊区别墅）沉溺于富裕的物质生活的满足；而另一批追求高学历的女性却被标上“剩女”的标签；婚恋节目的热播，使许多年轻女性成了富人们婚姻市场上被挑选的对象；男女不能同龄退休不被人们当作妇女权利对待；妇女的种种问题被暴露无遗，但社会熟视无睹。
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回到中国人的视野之中，社会公正，权势社会的性别奴役被公民与网友关注，邓玉娇等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网络力量强大的逼迫下，被欺凌的妇女生活被一次次曝光和伸张正义，但那些没有被曝光和知晓的性别歧视与奴役生活更在多数。但毕竟社会在进步，性别平等再一次被人们认知，走向国际化与文明的中国公民，一定会以现代的进步理念对待女性，因此女性争权权益的时代重又来临。在法制建设走向正规的未来，在人们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的时代，相信新一轮的性别平等争取会重又提起，并越来越在这个社会被重视。但任重而道远，女性权利从来与民主权利同始终，一个民主社会的到来，才是妇女平权时代的到来，我们将为这个时代的到来而努力，而不是消极坐等它的到来，于是有了更多的妇女组织与团体，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从每一份调查报告开始，为争取妇女权益斗争。
结束语
传统思想一直保持保持，保持至今，是的，我们的敌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们的敌人是这些人脑子里的传统思想，我们要批判的就是根深柢固的中国人脑中的性别歧视观念。
新的时代妇女面临更大的职业挑战，正是妇女的失业（下岗）与经济地位的下降，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导致了一些传统思想的卷土重来。这三十年来有关妇女的中国之怪现象到底有多少，我们难以计数，有一位女性朋友说这样的怪调常谈，以致她都不想理睬了。但我们不能不理睬，我们必须回应，只有在回应中才能澄清，才能将正确的性别意识灌输到大众脑中，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更多怪论的袭击，这种怪论侵害着妇女的权益，它可能搅起更多的沉渣，它可能将妇女解放的程度降低，它可能将我们拉回过去，它可能让我们的天空更加阴霾。
如果有的人真的想为妇女权益和幸福着想，如果政府真的愿意将钱拿出来为妇女谋幸福（让回家的妇女有更多更好的福利与保险的那部分钱），如果真要动用政府的法律法规，请办这样一些事吧：
1、让妇女的带薪产假延长至一年半，男女各自承担一半。
2、社会与政府资助建立最好的托儿所、幼儿院、养老院，减少收费标准。
3、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在公私一切企业、事业、政府单位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4、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暴力（公私领域）。
5、媒体、舆论倡导男性公平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妇女沉重的双重劳动。
6、社会、政府致力于家务劳动社会化。
7、男女同龄退休，特殊行业可以自由选择退休年龄，确保妇女权益。
8、兴起一场性别意识和个人主义的启蒙运动。
大家可以做这样一些事，但绝不能将妇女推回到家庭中去，除非她愿意回家。
回顾妇女解放和平权的历程，回顾妇女走向社会、走向职业的艰难道路，是为了不要忘却的纪念。我们妇女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从1898年裹着小脚、没有任何权利、如囚如奴的女性商量兴女学的“裙钗大会”到今年“三·八”妇女节晚会表彰各行各业的巾帼事迹，我们争取妇女解放后的历程经过了113年，113年中有多少妇女为了争权妇女权利或牺牲生命（秋瑾）或倾家荡产（唐群英），我们才争取到今天的经济权与就业权，我们不能轻易让出。回家与否是妇女解放、妇女话题的底线，妇女解放的开始与终结都是妇女的私领域与公领域的话题，解放就是为了走出家庭，因为走出家庭才能谈到各种权利与男女平等，回到家庭一切将无从谈起，责任、义务与权利向来是相对的，对社会、国家不贡献的人不可能谈论权利。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为了实现女性自我的社会价值，为了发挥女性的才能与智慧，妇女在公领域的作为与发言将毋庸质疑。“幸福的奥秘”需要我们警惕，女人幸福的含义是多样化的，家庭绝不是女性最终的幸福归宿。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妇女研究学者。此文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作者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稿，后略有修改。此文原来的题目为“认清我们自己——历史与现实中的妇女”，此文为演讲稿的前一部分，后一部分为“妇女目前面临的困境”。荣维毅老师说我们应该进行女性主义和性别意识的培训或启蒙，我完全赞成，如果此文能对大众起到一点点作用，将不胜荣幸）。
修改于2011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