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情，都要逐步交给他们。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应当允许他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交学费。政府管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交过学费，而且交得还不少。”（11月23日《南方日报》）
稍加回忆可以想起，较之过去，近一年来各级官员有关向社会组织放权的声音，以及不少地方给社会组织松绑的试点举措，其实大有合流之势。今年5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将加大社会组织登记范围，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三类社会组织有望直接登记，不用受限于双重管理体制；北京今年初规定社会福利等4类组织无需找主管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此外，广东下辖城市深圳一定程度上已经为社会组织敞开怀抱，并引进了壹基金落户，比省内其他城市早半拍。
以上例子只是几个较为著名的，如果一一列举其实还有不少。乐观地看，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必须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孵化和繁荣松绑。不过，放权的具体实践还是磕磕绊绊，进展和期待尚有一定差距。与此同时，红十字会、宋基会等（办）官办社会组织因为近来的丑闻，丧失了社会信誉，如红会副会长再谈郭美美事件所言：3天毁掉100年——这些事件大概算是汪洋书记所言，“政府管这些事情的所交的学费”。
其实，这些学费之所以会交，并交得如此惨痛，根源就在于社会组织体制存在问题，政府对社会组织可以履行的职能大包大揽。这不仅导致效率不高，还因为不透明造成腐败。成熟的社会有各种细分、多样的社会组织，在生活、经济、心理等多个方面提升人的幸福感，并有利于社会稳定。目前的情况是，各类社会组织还很少，公益门槛很高，导致竞争不充分、服务质量不高、效率低下、黑幕重重。近来，壹基金、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因为其专业的操作、公开透明的保证，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组织或个人的努力证明，社会组织有能力做好各种社会工作，可以为政府排忧解难，帮助更多的人。
总结起来，壹基金、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能做成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帮助和扶持。如果没有个地方相关部门的帮助，免费午餐项目不会有这么高的效率；不仅如此，邓飞团队的努力还让学生营养计划上升为国家政策，国务院已经决定启动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人每天补助3元。这算得上是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一次精典的合作，良性互动可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最终让农村孩子受益，同时也提升政府声誉和管理效率。
于此可以看出，为社会组织放权并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让政府转换角色。政府参与社会组织管理的最好途径，是制定良好的规则。在良好的规则下，社会组织有较为宽松的生存和运行环境，可以得到充分发展；正常情况下，政府能放手的都放手，为社会组织提供一些帮助，合作完成一些社会管理职能。这些美好的愿景描绘起来很简单，但现实却不那么乐观，并不是几个官员、几个地方表态支持为社会组织放权就水到渠成。
当然，任何改革都有一个过程，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支持给社会组织放权，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但改革重在做，如果口号一直停留于口头，支持仅仅在纸面和会议上，那么再好的口号终究也成不了事实。正如汪洋书记所言，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在改革开放上继续走在全国前面。期待广东能真正为社会组织放权，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