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日NGO论坛在北京召开，围绕“灾害应对与NGO的国际化”，中日双方多位政府机构、NGO代表参与讨论，论坛的焦点集中在了NGO的国际协作、防灾教育的规范化与媒体灾难报道协调等问题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许多公民社会团体、国际合作组织因为参与灾后重建而成立，这一年被称为日本的志愿者元年。”日本国际协力NGO中心(JANIC，日本的NGO协调机构)调查建议组的堀内葵在发言中说。汶川地震的发生，让2008年成为中国公益元年。这之间有13年的间隔。
给NGO国际化出招
“中日在减防灾上的不同点在于，中日救灾体系不同；日本的NGO已经有与政府平等对话、参与决策的水平，中国还处在倡导的过程；日本的NGO之间合作更加紧密，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媒体报道专业化上存在差距；减防灾教育上，日本同时兼顾了成年人，而不只关注儿童教育；NGO的国际化上，中国才刚刚开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在总结中表示，“中国NGO的国际化，能力建设是关键，社会组织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可以为提高国家软实力做出贡献。”
中国NGO距离国际化到底有多远？黄浩明在论坛上发布了《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路径与研究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截至2013年，大陆的国际及涉外组织类社会团体有481个，占当年社会组织总数的0.17%，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只有4家。目前可以见到一些社会组织走出国门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比如中华慈善总会在印尼海啸提出灾害救助，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参与了海外救灾项目。
报告提供的数字显示，经合组织成员(OECD)政府双边援助中民间组织所占的比例，意大利占比最高，达到42%，中国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通过对德国墨卡托基金会、日本的JANIC等国际案例的分析，报告提出，要走向国际化，首先组织设计要考虑到全球战略；二是要精心选择属地国的合作伙伴；三是国际业务要与受援国的需求密切配合，确保援助的有效性；四是人才使用的属地化。报告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和全球环境研究所为例，分析国内代表性NGO的情况，在这四个维度中：组织设计已经考虑全球化问题，但具体落实的障碍较多；合作伙伴的选择重点在合作国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层面，对当地民间组织还很陌生；国际业务才刚刚起步，扶贫基金会是做得比较好的，但还是未成规模；项目人才还没有达到就地取材，管理成本难以控制。
黄浩明提出建议，中国NGO国际化的未来可以建立的合作模式，一是属地，和当地的合作；二是社办联企，就是社会组织和企业合作；三是民办官助，用官方的援助来做，民间企业出面，政府支持；四是借船出海，借国际组织；五是与媒体合作。报告还做了优先化分析作为参考。中国现在NGO走出去，最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方面，比较容易做，教育援助、社会服务、救灾等是比较容易介入的。最不好做的是宗教。
堀内葵在介绍NGO国际推广的定义时，将国际标准的引进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国际标准、人道主义宪章与赈灾救助标准，以及国际人道责任伙伴组织的2007人道责任与质量管理标准(HAP标准)等。
“在东日本地震发生的时候，日本的NGO组织开展很多工作，实际上这些国际标准还未被日本的NGO组织所了解，这是我们反省的一点。因此在开展东日本大地震救援以前，还要去普及这些国际标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因此我们把这些标准翻译成日文，在国内召开培训会、学习会，让大家提高自己人道支援的质量，或者是履行自己的说明、责任。”堀内葵介绍。
防灾教育亟需规范化
论坛将防灾教育作为一个分论坛主题，讨论中“规范化”成为关键词之一。
平安星防灾教育中心秘书长刘国强在发言中提出了问题。2008年参与汶川救援后，刘国强回到北京成立了平安星。“刚开始大家都去救灾，后来我发现，真正解决问题的，民间真正能参与，很有效率工作的未必是救灾，一定是灾前做的事情。”刘国强说，“一直到雅安地震，社会上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基金会和政府都比较支持，但是与此不匹配的是，能做防灾减灾的专业机构非常少，两三年前屈指可数。现在机构多了起来。但是我们在思考，现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效吗，真的有科学性吗？”
“我经常举例子，在雅安，前一位专家说，孩子们你们出门了要往左拐，后一个民间组织去了说，孩子们，你出门要往右拐。专业性在哪儿？这个行业需要规范，很多组织都是在网上拷贝资料，拿了别人的PPT去给一群孩子，这真的有效果吗？”
人才和知识的缺乏，在防灾教育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刘国强说：“所以我在平安星做了6年，虽然不长，但很多人也总管我叫专家，做了6年可能就是元老了。我非常期待能有更多专家，不管是国内专家、国外专家、大学的教授、科学院所的专家都能重视，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做防灾减灾的项目，我们得不到在技术上的支持，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想学个博士，读个书，我的现象可能代表很大一批人。我国的防灾减灾肯定是初级阶段，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也表示：“NGO的专业技术很缺失。再加上现在国家政府对这个领域没有专门的技术标准，百花齐放，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我想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应该是积极的方向。”
张国远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日本在整个防灾教育领域起步早很多，在与日本的很多合作中，我个人觉得，他们许多方法技术是非常先进的。希望JANIC能为中国的NGO提供更多的机会，可以就技术的层面进行学习和交流，向日本的NGO进行学习。
中日NGO合作新动向
JICA中国事务所所长助理前岛幸司介绍，JIC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实施机构，1978年就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提供技术合作和经济支持等。目前主要的技术支持是应对环保、大气污染等全球性课题，还有改革开放的支援，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以及防灾与重建等。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合作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才培养、网络建设等软件方面的合作成为重点。
关于防灾教育方面的最新动向，前岛幸司说：“防灾的主流化是关注的重点之一。我们与壹基金合作，2014年2月、3月、8月，分三次开展实际工作，从日本派来专家进行防灾教育。这不仅是针对儿童的防灾教育，也针对教师。我们还进行了教师之间的意见交流和交换，不仅是把日本的经验传授给中国，而且日本的专家也想听取中方老师们的想法，互相学习。”
壹基金安置重建部部长兼雅安重建办主任魏明涛在介绍重建经验时表示，在抗震减灾学校建设上，借鉴了日本的经验，将学校作为应急避难的中心，设置应急功能，包括应急供水、夜间照明、临时安置和厕所等。魏明涛展示了在雅安学校做的避灾运动场，“国内乡村应急避难场所是很稀缺的公共资源，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往哪躲。我们希望在乡村，人口比较集中的城镇里，也是有应急避难场所和工作。”
“与日本友人、同仁合作开展的儿童的减灾教育，主要是通过一套开发过标准的课程，由公益机构申请，申请完以后，公益机构组织志愿者去临近的学校或他们所在的项目学校，开展减灾教育培训。这个课程也借鉴了日本、台湾地区的很多经验，是参与式的减灾课程教育。我们也邀请到日本好几名老师在儿童减灾教育这块，到灾区一线，帮我们做示范课，同时也从理念方面，到操作手法方面、具体的设计方面和学生的互动方面，都是很好的启发。”魏明涛说。
JICA另外的新尝试，就是为日资企业与中国NGO提供需求匹配平台，让日资企业的CSR行动与中国市民社会形成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