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31日，“从优秀到卓越，从发展自我到带动行业”——第二届景行伙伴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交流会上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别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精彩故事及对行业发展问题的先锋思考，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别是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自然大学、心智障碍服务创新联会、中国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先锋思考（分享顺序随机）
在8月30日上午，景行计划合作过或正在合作的9家伙伴机构分别分享了其所在社会问题领域或行业发展问题的先锋思考或最佳实践。这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布在教育、社区发展、健康、弱势社群、行业支持、环保、心智障碍等不同领域，但相同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引领或带动本领域的发展。
发言人：刘飞，主任
发言主题：让社区动起来
发言内容：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项目案例。
大家觉得社区的空巢老人跟广场舞大妈可以有什么联系？其实社区的资源非常多，我们能不能看见，是由看事情的角度决定的。第一个项目案例是扶贫基金会支持的“一个观众剧场”。这个项目是动员广场舞大妈的力量，让他们到孤寡老人家里去做关怀。刚开始，我们问高龄孤寡老人有什么需求，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很好，我们没有需求”。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但是我们很难进入到老人的内心，有时候我们组织志愿者到他们家里去，老人也不是很欢迎。“一个观众剧场”核心就是建立情感。这些老人很孤独，他们需要有人陪伴，但这只是表象，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关系，他们需要有人发自内心地关怀。所以我们就把广场舞大妈集结起来，建立志愿者队伍，每个队伍两三个人，定点去老人家里。我们鼓励广场舞大妈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比如小孙儿的成长历程、女儿结婚的事情，慢慢地建立与老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解决社区老人的问题。他们除了每个月到老人家里唱歌跳舞以外，也会为老人买东西，这是很随便的事情，并没安排在项目里，比如老人会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帮我带一袋米，因为米很重，我提不上来”。他们到老人家里也会帮忙做清洁，和老人形成很好的伙伴关系。
第二个项目案例，是我看到社区里，特别是老旧院落，有很多环境问题。社区很多车棚都是自己搭建的，还有垃圾堆，这些社区可能就在成都最繁华的中心城区。这个项目是万通基金会资助的，因为老百姓喜欢农耕，就像广场舞大妈喜欢跳舞一样，他们觉得很好玩，我们就从农耕开始，慢慢地帮助他们理解环保的意识，包括厨余垃圾的减排、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使用节能灯等。他们建立农耕小组，我们做培训，也带他们去外地考察，慢慢开始在社区建立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系统，省钱、环保，院落也变得越来越漂亮。
第三个项目案例，是城市社区其实有很多闲置物品，有些高档院落的闲置物品还有使用价值，那怎么处理这些物品呢？就是“义集”。义集在成都已经开展了近100期，项目也复制到了青岛李沧、深圳罗湖，我们免费提供项目的所有执行细则。
我们还有很多项目，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从老百姓觉得感兴趣、好玩儿的事情出发，去推动社区组织的建立，比如农耕小组、邻里互助中心，“观众剧场”的志愿者团队也培育了很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开展“友邻学院”、“市民论坛”、“基于权重的居民代表大会”，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和能力建设。
基于上述项目，我们是想做四个方面的事情。一是搭建社区参与的平台，让更多老百姓有机会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当中。二是培育社区的社会组织，优化社会组织的结构，改变社区文化组织为主的现状。三是采用更多方法促进居民的参与。四是协助居民建立一些社区议事规则，建立居民的规则意识，尊重规则。通过这些，我们希望社区的社会资本有所积累，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建筑民主制度，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优良的民主。
最后介绍一下爱有戏。爱有戏成立于2009年，是一个5A级的社会组织。我们的使命是协力构建更具幸福感的社区，我们的口号是让社区动起来。现在爱有戏注册有7个机构，包括社会工作、环保、长者服务等领域。我们希望立足成都，辐射全川。我们也希望把一些经验和教训，向感兴趣的社会组织分享。
提问：我很关心你介绍的农耕项目，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影响的区域和人数，以及你大概用了多少时间，把它改造成比较好的状态。
刘飞：这个项目开始了快三年，在成都水井坊社区有6个院落在开展，今年我们正鼓励他们建立横向的联系，现在有了一个雏形叫筹委会，未来是希望建立一个环保联合组织，并辐射到更多社区。6个院落中，大的院落有700多户，小的院落是40多户。一般每个院落都是20-40人的小组。
我以前是学会计的，很喜欢做公益，1999年就开始当志愿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人跟着我做了十几年。忽然有一天我灵光乍现，想做一个影视作品宣传无偿鲜血。这是我很重要的转折点，我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完全不懂影视的人拍电影，居然还有人支持我。于是2009年我建立了爱有戏公益戏剧社，就是现在爱有戏的前身。一两年之后，我们发现做倡导特别乏力，我们没有平台，拍的东西也没人看。有一次拍一个留守儿童的微电影《最好的未来》，我们发现跟那些儿童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于是2011年底决定转向做社区工作。于是，机构就分裂了，一部分想拍电影的人离开了爱有戏，我就带领爱有戏走到了现在。
其实这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以前在事业单位工作，觉得社会特别美好，因为我接触的人多是志愿者，我又每天很顺当地拿工资，没什么压力。但在我们做居民协力自治的工作以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快垮了，但是没人知道，我就特别有责任感。想要挽救社会，真的要从社区开始，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参与。还因为老百姓长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丧失了参与的能力和愿望。我现在觉得特别有力量，很多人支持我们，包括政府、民间，都觉得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别人经常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觉得我的想法很多是没法实现的，但是他们觉得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