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由惠州市慈善总会发起并开展的免费午晚餐项目已经试运行半个月。每天，市慈善总会在试点为困难群众提供200盒免费餐。不过，这一举措受到不少网友反对，质疑此举可能受益者并不多，也可能给“蹭饭者”可趁之机。对此，市慈善总会回应称，免费餐项目只是作为政府救助行为的补充，希望尽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从试点实际效果来看，免费餐也确实大多提供给了实际需要的困难群众，下一步将总结经验考虑是否推广。
说说：中国历来有属于民间的善会善堂组织，负责老人院、恤嫠会、施粥赈灾、义冢、施棺等慈善事业。近年来，这一传统在有些城市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把民间慈善做得有声有色，客观上充当了政府救助政策之外的重要补充职能。惠州市慈善总会发起并开展免费午晚餐项目，旨在为临时有困难的群众提供温饱救济，并一再强调这“并非政府救助行为，而是慈善公益组织行为”，因此可看作是善堂救济传统在这座城市的延续与更新。
另一方面，免费午晚餐项目虽不是政府救助行为，但得到了惠州市政府、市民政局的肯定和支持。政府不认为你在公共场合发放便当是在暗示这座城市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不认为你的善举不小心给城市形象抹黑，在任何公共活动都要瞻前顾后的环境下，已属难得，至少是对社会常识的尊重。
仅从这两方面衡量，就不应该苛责这一项目是形象工程。如同惠州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曾焕添所反驳，“如果这是形象工程，我倒是希望越多越好。”
根据报道，惠州的免费午晚餐慈善项目运行半个月来，每次100份免费快餐基本在20分钟内就被领取完，效率甚高，足见这一项目经过媒体的前期宣传具备了广泛的认知度，也说明慈善项目契合了初衷，的的确确帮助到了有需要的人。对比去年在国内多个城市兴起的“待用快餐”慈善模式，或更有助于反思惠州免费午晚餐项目运行中的质疑观点。
参照西方“待用咖啡”的理念，去年国内多个城市兴起“待用快餐”公益活动，主旨是希望前去快餐店就餐的人提前买下一两份快餐寄存在店里，以便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然而，在许多城市出现了认购者踊跃、认领者寥寥的尴尬局面，许多爱心快餐根本送不出去，实际到餐厅领取待用快餐的困难群众寥寥无几。
即便如此，舆论还是本着干净公益的初衷，呼吁“待用快餐”尽快厘清以下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如何防范有人浑水摸鱼?现实中，有的人千方百计吃白食。有此良机，岂能放过?二是，真正需要的人如何知道并享用到快餐?一般来说，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也不掌握足够充分的资讯，如何让他们轻车熟路地找到待用快餐需要考虑。三是，如何保证商家提供质量过硬的餐饮?由于面临的是弱势群体，商家会不会看人下菜，将一些残羹冷炙提供给需求者?
没有人值得信任，包括我们自己。这是搞慈善公益活动者务必坚守的前提。动辄质疑，往坏处想，当然伤感情，但是没办法。一个慈善公益项目想要帮到更多的人，想要行之久远，就不能依靠拍胸脯表决心，也不能单纯依靠道德良心，而要未雨绸缪地通过制度、规则约束堵住各种诱发项目变质的可能性。反观惠州的免费午晚餐项目，其组织与运作模式和“待用快餐”活动并不相同，然其初衷与目的是一致的。针对“待用快餐”活动的三大疑问，亦适用于惠州。
关于招来“蹭饭”者的质疑，关于真正受益者不多的质疑，确是“小人之心”，只是补漏在先，实属必要。惠州慈善总会大可不必因此感到委屈。从其决定对领餐者增加适当的身份登记验证环节来看，显然也是意识到了公众质疑的正当性，可谓皆大欢喜。
再说回惠州试行免费救助餐之所以引发争议的社会根源。南方都市报、大粤网、西子湖畔的联合民调显示，2543名受访者中，近七成人不支持市慈善总会的这一活动。市民政局副局长赖书杨看出这一民调观点的问题所在，他指出，“参加调查的人有60%在惠州呆了5年以上，可以说是老惠州了;60%的人收入4000元到6000元，更是远超过温饱。这两个60%的调查者不能代表所有，要将每天前来领饭的人作为调查对象才更有说服力”。
赖书杨的洞见很有意义，民调样本的不同选择往往可以得出截然对立的结论，但并不能说明此次联合民调没有价值。这次民调的结果呈现了一个更痛楚的事实：60%的被调查者属于这座城市中的中产阶层，而他们的主要共同观点是不支持免费救助餐，大有“这年头谁掏不出10元买盒饭”的意思。社会文化制造出来的城市阶层隔阂，使中产阶层及其之上的城市精英除了偶然的同情，很难向社会底层投注严肃的目光。基于此，免费救助餐项目更有理由坚持下去，不仅为了帮助有需要的贫困者，也为了让更多城市人知道并正视这座城市中个体生命的真实，消弭横亘在不同人群间的阶层隔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