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31日，“从优秀到卓越，从发展自我到带动行业”——第二届景行伙伴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交流会上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别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精彩故事及对行业发展问题的先锋思考，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别是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自然大学、心智障碍服务创新联会、中国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先锋思考（分享顺序随机）
在8月30日上午，景行计划合作过或正在合作的9家伙伴机构分别分享了其所在社会问题领域或行业发展问题的先锋思考或最佳实践。这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布在教育、社区发展、健康、弱势社群、行业支持、环保、心智障碍等不同领域，但相同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引领或带动本领域的发展。
发言人：曲栋，主任
发言内容：
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今年6月11日，广州市政府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关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广州市政府宣布出台《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一块钱可以注册社会组织、住宅楼可以作注册地址、取消年审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发布会一开，行业内的组织很高兴，都特别期待条例马上落实。后来在一些讨论会听说，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的官员都感慨，说广州对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好像已经没什么好创新的了，因为一块钱都可以注册，还要怎么样，我们已经非常努力地放开这个行业了。很多外地的NGO同行打电话给我说，是不是可以到广州来注册，广州现在特别好，什么都可以解决。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结果，但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2013年10月24日，广州市政府法制办的网站上公开征询一个即将出台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弄得整个行业都非常紧张和担心，因为其中有很多让我们受不了的规定，比如注册资金需要区一级的三万、市一级的是三十万；注册地址必须是办公楼；并且还有两个特别讨厌的规定，第一个是重大事情报告会，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大会，必须要提前7天，写一个很好的报告给民政局，但报告以后民政局要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第二个是涉外活动，首先涉外活动必须上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办公室突然走进来一个外国人，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报告；然后如果你接受境外资金，境外资金占到一定比例，你就被视为境外机构的代理机构，或者你的名称跟境外机构是一样的，那你也是境外机构的代理机构。而且对内部的治理也进行限制，包括理事会和重大会议必须有多少人参加，达到多大的同意比例才可以通过决定，已经不仅仅是按照原有立法的草案对外部环境加以限制。
媒体说的“社会组织推门立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情景以后，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有所行动，因此在《管理办法》公示几天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一个立法关注小组，恭明中心牵头，还有NGOCN等一些特别有理念的社会组织组成。因为只有一个月的公示期，我们就委托NGOCN很快地做了一个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当时收到了57份问卷。可想而知，问卷调查反映出来大家都是反对的。并且有律师事务所出了3份法律意见书，其中2份是我们委托的，另1份是网上一名律师实在看不过去了，出了一份最严厉的法律意见书，说整个条例都是违法的。最重要的环节是，我们召开了一个由各方人士参加的讨论会，包括社会组织的代表律师、学者，并且邀请了政府。政府是在最后一刻怀着非常犹豫的心情走进了我们研讨会的会场，从他们的表情就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很气愤很有压力。会议上社会组织相对中立，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也还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但是学者特别猛，把政府骂得要死，说你们凭什么出这么一台法律，法律完全是违背中央精神，媒体记者也非常的激动，他们用了标题上的一句话，说社会组织推门立法，之前在广州没有这样的事情，即在相关法律出台前社会组织主动召开这样一个有新闻媒体参加的讨论会。会后我们给政府提交了一个详细的立法建议，包括很多对原有规定的修改。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民间舆论，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今年6月份的结果，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从那以后，广州的NGO开始越来越多的做倡导的工作了。今年5月份，广州市搞了首届公益创投，公益创投以前都是黑箱操作，有很多不被人知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公益创投出来以后，又联合了几家机构，发了一个公开信，邀请广州市政府公开所有创投过程，进行透明的评审。当时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民政局非常不喜欢恭明中心这个组织，我们也担心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但广州还是广州，相对来说官员比较容忍，同时很多组织纷纷跟进。现在恭明中心在广州已经不是一定要出头去发声明和做推动的机构了，因为有些组织已经耗上这样的事儿，他们就觉得倡导特有意思。所以广州社会组织非常活跃，创投、接下来的广东省立法建议，也都有很多组织在关注和倡导。
目前我们觉得最重要的、特别想倡导的一个事件，就是广州每年有3.5个亿的政府购买投入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和社工组织里，而这3.5个亿的投入在外地看来是很有问题的。不仅仅是它无法产生真正的服务效益，而且也会导致很多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倡导，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改变这个事情。倡导不是只发发声音，二是真真的实现改变，所以很多学者现在正在做研究，也动员了人大和政府的一些人。
我在思考的问题是，公益组织怎么推动社会的改变？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是在培育土壤、找社会资本的累计、做公益理念的传播，不仅仅是这样的事情。作为社会组织、公益组织，要有社会理想，就是我们要推动社会改变。在这样的努力过程中，社会也好、制度也好，真正会有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是我认为的民间的动力来源，民间领域怎么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去跟政府博弈或者做推动，简单说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仅仅是自己发展，而是互动的，我们要去影响政府和企业。
恭明中心在这两年做了战略转型，转型的过程当然很痛苦，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基本出发点就是我们开始关注草根组织，因为这些人群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的挤压，他们正承受着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他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社会制度的改变，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比如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污染受害者怎么参与议题的解决过程。所以我们的工作开始关注工人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些工人的培训，这个不详细说。
我觉得行业需要有一些思考，这个思考的目标是我们怎么推动社会的转型。所以从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说，我们作为一个知识性机构，我们有这样的观点，在理解问题的时候，可能从需要角度转换成一个权力角度，有什么权力。从提供社会服务的角度，转向让社群能够有力量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从广泛的公益传播转换为社会动员，这种动员直接指向一种支持力量，去支持公益组织、公益行动，去改变一些社会状况。官民合作也是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拿了很多政府的钱，帮助政府做了很多事，转变成我们的参与是改变整个治理的过程。
提问：如果我们把需求伺候好了，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了，但如果你把需求变成权力的话，就贸然地跳到一个主观的领域，是不是就脱离群众了呢？
曲栋：我说转换其实并不代表着不做服务，但是角度不一样。服务的角度就是做服务，还是希望通过服务启发他们对什么东西的认识，去行动、改变。所以工作手法上可以根据具体衡量去做试想，但是视角不一样。
提问：在草根社群的自组织的议题解决能力建设领域，恭明中心是怎么做的？你们在这方面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曲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珠三角的工人自组织领域，再加上一小部分残障领域。工人领域的做法是围绕议题解决考虑，他们需要什么能力。如果要解决一个议题，在我们的视角里首先社群要动员起来，不能别人帮助你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举个例子，跟瓷娃娃的合作中，我们培训病友，让他们首先在自我价值方面的认识提升，对于社会发展的理解、对于怎么做公益有个学习，于是他们就行动起来做公益。这个目标就是让这群人自己组织起来，参与到公益领域，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首先是社群的培育。第二是社会动员，把所有的社会资源整合进来，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视角。第三就是政策倡导，政策倡导真正地解决深的问题，有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社群本身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所以需要做政策上的倡导。在培训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是基于议题去考虑问题，就需要很具体地去想，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和能力。并非说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培训框架，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我们把有些培训的对象分成几个人群：领导人、骨干、关注的人和青年工人本身。
做这个事情是有挑战的，首先大家已经心里在嘀嘀咕咕地想了，政府是不是敏感，但我认为实质上政府还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因为社会议题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社会议题就在那，而我们是积极地建设，想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如果我们不参与解决，会发生什么，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公益组织用理性的、法治的、协商的、宽容的方式推进事情的解决，这是好的。所以我跟很多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认可这样的角度，他们也知道需要有这样的力量去介入。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困难，因为很多东西在变化，但是我觉得不是根本性的困难。
当然这个问题背后还有另外的角度。很多同行或者支持者，会觉得恭明中心是不是不好支持。这个也是对敏感性、制度性的问题的判断而导致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就说明我们做了一些别人目前没有做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说你的视角，是不是愿意先走一步。就像今天广东的倡导，已经不是完全由恭明中心在发动，很多人都参与其中。而在一年前，你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是不是把自己归于万劫不复的状态里。这是一个推动的工作，往前走就会有更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