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长假期间朋友圈摄影比赛，战场已经转移到海外，在大陆晒蓝天或者西部的人们都不好意思出来丢人。还有一群基本不参与晒朋友圈的人，正在热烈的讨论关于公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收入太低的问题。
搞公益慈善的到底有多穷，量化了来看比较客观，正好有《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可以参考。
看完报告后的第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行业工资有了显著的提高。2010年，有超过25%的从业者月薪低于2000元（税前），而在2014年的数据里，仅有12%的从业者税前月薪低于2000元。如果真交了四险一金，按照缴纳标准较低地区的水准计算，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于两万元。同样的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最低的省份为20804元。这个收入水准大体和各地区最低工资的最高档位平齐。当然，也可以乐观的来说，有13%的人算脱贫了。
《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详见阅读原文）注：该平均薪酬指的是税前工资，包括实际拿到的工资、奖金、实物等一切收入，也包括机构支付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收入
第二个发现是，2000-3000档占28.1%，3000-4000档占22,6%，这样月收入在四千元以下的占了大约62.7%。再考虑到从业者不是刚刚参加工作，另外受访问的样本中本科学历占了71.3%之上，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接近三成，就不再和全国大专学生初次就业的工资水平相比了。无需多说，钱少事多离家远，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惨不忍睹，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第三个发现是，这提高后的收入怎么和十年前差不多。十年前，我在为其他草根机构服务的时候，税前收入最低也有四千多。更不用说，那时无论大米、猪肉还是房租，都很便宜。便宜到我自己发起机构的时候，为自己定的月工资是两千元，保底生活费。而基金会的官员反而建议我将收入列的更体面一些，不要这么拮据。
十年以后，物价飞涨，大城市里一个基本的一居室的价格，就要超过62.7%的全职公益行业员工月工资，这是逼着理想主义者吃理想的节奏。
在个人体验之外，十年前的行业也未见如今天这般窘迫。一般能够比较成熟项目化运作的机构，即便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但也能保证基本体面的生活。进一步刺激一下今天的同行，那个时候，草根机构的工作人员靠资助能拿到两万的月薪。这个数字，在今天被视为高端的基金会高管中也不是小数。而在当时大陆外基金会为主体的资助结构之下，并没有显得特别出奇。当然，一些还在勒紧裤腰带创业的机构，当然不一定能保证富足的薪水。可是，努力就有希望，就有奔头。
与此同时，一些历史悠久的成熟机构却开着骇人的低薪。北京曾经有一家以员工低薪而著称的机构，发起人偏偏手握大量的资助资源。和今天的一些机构一样，发起人早已香车宝马，唯独五行缺德，一旦暴露在公共的视野之中，马上满嘴仁义道德。很遗憾，道德很难具象的展现出来，于是员工的低薪成了支持起道德神话的重要垫脚石。而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又在媒体塑造的偶像人物感召下，用自愿承受低薪的牺牲去支撑一个虚无的道德神话。
一个是成熟的基金会支持下相对成熟的薪酬体系，但因为涉及大陆外基金会，也很难有缘面对公众进行交流。而另一个是有能力进入国内主流传播渠道的从业者，能很容易看出依靠成绩说话并不适合历史太短的本土组织，为了爆得大名而快速取巧的方法就在道德包装上。负责人为了获得廉价的掌声，而媒体也为了寻找简单粗暴地典型，在这样的共谋之下，公益慈善人物被逐步简化成道德高高在上的华表上的雕塑，简称为道德婊。
这种畸形的追逐道德，加之更多还在初级阶段的志愿者组织，构成了大众长期以来能够接触到的公益慈善生态，标志形象就是道德婊和业余票友。
但如果这个生态环境能够保持，行业在公众的形象和从业者的收入还能够继续切割。
首先不幸的是，最慷慨支持人力的大陆外基金会，不仅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有政府的压力，导致整体上面向草根组织的额度在不断地减小。而国内的职业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开始激增。官方数据给出的民间公益从业人员为400多万人，这个数字或许偏大。保守的来推算，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6.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9.4万个，基金会373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6.4万个，粗糙的给出50万人算是行业里干活的，按平均年薪5万计算下来，每年需要250亿支付工资。可是，钱还能从哪里来。
老的蛋糕越来越小，嘴巴越来越多。本土基金会虽然在快速发育，但资金体量有限，资助型的机构也不多。已经有限的资金，还因为惧怕舆论的围剿，这些资金极力偏向支持直接的救助和服务，而在支持人力上高度保守。
致命一刀，来自异军突起官办基金会和政府资金，它们不仅资金份额巨大，还掌握主流话语权。尤其是本为这些资金量身定做的法律规定的管理费百分之十问题，也开始被强势带入大众话语之中。
这样，公益慈善的低工资时代也终于全面开始了。历史延续下来的道德婊和业余票友形象深入人心，偏偏还遭遇新媒体时代，在大面积的业余传播之下更是发酵的不可收拾。基金会条例从法律上规定了百分之十管理费话语，从体制上赋予了低工资的正统地位。更多的资源方也基于法律和民意，不敢在工资问题是有突破。
法律的局限，资源方的妥协，民意的裹挟，蛋糕在变小，多管齐下，活生生把这个行业变成了低收入群体。2008年后，公益慈善组织数量在增加。而到了2011年的时候，9成从业者薪资低于5千，金凤凰已经变麻雀。4年后，物价依旧在增加，仍然有七成从业者薪资低于5千。
但有意思的是，民众其实倒做好了接受高工资的准备。2012年的时候，媒体热炒一家官办基金会的平均工资接近十万，并没有形成话题。
然而，工资问题，积重难返，此前多年积累下来的业障，造成了今天的普遍低工资现象，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法律的改变、资源方的改变、民意的改变、资源的做大，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够难了。而行业内总会有人贪图眼前的利益，继续高举道德的大旗，博取眼球和资源。
如此悲观的时代，加之经济低迷的到来，穷麻雀短期内还是很难翻身的。放眼未来，最大的挑战恰好是最好的机遇，大浪淘沙，熬得过寒冬的麻雀，也才有机会再次迎来春天。这也是穷人最珍贵的财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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