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学是很多人心底存留的一份诗化的记忆，有文章称：“如果说梦想住在城里，那我们的起点则在小学课堂。”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昔日“书声琅琅，笑满校园”的乡村教育日益萎缩。农民的精神在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公共精神的丧失下也逐渐无处可依。当“长大是为了逃离”在诗意的乡村蔓延，乡村未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来一场变革。
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父母心公益基金执行主任于奇文看来，乡村教育的未来在于教师，没有了讲台前的那个人，一切都是徒劳的，这就是他们发起“烛光行动——乡村资教计划”的目的。于奇文告诉记者：“有人说，一旦农村无法呼吸，那么城市也将窒息。我们愿意做变革者，自教育始，自教师始，为乡村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重要的是讲台上的那个人”
善达网：乡村教育的落后、缺失是近些年被屡屡提及的话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致力于乡村教育的改变和变革，但好像还是看不到乡村教育的未来。
于奇文：自1989年的“希望工程”起，很多的企业、爱心人士开始致力于希望小学或教学楼的修建，也热衷于将企业或个人的名字镌刻于校舍之上。同时，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也加大了对乡村教育的投入。而今，我们走进乡村，已再难见到昔日破旧的土坯房学校、漏风漏雨的茅草教室，以及学生用砖头加木板自行搭建的课桌了。在一些乡村中，教学楼已经成为村子里最靓丽的风景。
但是，再大规模的硬件投入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的教育问题。失去讲台前面的那个人，再漂亮的教室不过是一栋水泥房子、再丰富的图书室不过是一间印刷品库房、再先进的计算机不过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合品……
善达网：你说的这个“人”显然指的是乡村教师。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乡村教师的流失，在一些地方，当学生们满怀憧憬到学校，却发现由于教师短缺，美术、音乐、体育等很多课程都无法正常上课。
于奇文：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在一些偏远、落后的乡村，教师短缺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知识学习和人格教育。以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规模小学为例，学校23人的公办教师编制，实际教师人数只有12人。这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编制难以补满，就谈不上教育质量的提升，更谈不上教育内容的完备。所以我们说，乡村教育最需要的是站在讲台前面的那个人。
在我看来，乡村教育的痛点还在于：一是教师年龄老化现象严重，音、体、美、英等专业水平较差；二是年轻教师因工资待遇低、评估体系单一而很难留下，另外一方面，一些愿意留下当老师的本地年轻人却因为公办教师门槛较高等原因不得其门而入。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受“努力学习，走出大山”观念的错误引导，乡村毕业生普遍缺乏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感情，纷纷逃离乡村。没有了教师，乡村教育还谈何未来！？
善达网：你说得对，多年来我们的教育都是“城市取向”教育，父母、老师、朋友都在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鲤鱼跳农门”，去城市里生活。结果呢，使乡村教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乡村少年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终于上了大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乡村没有了人才，于是就愈加困窘。
于奇文：我记得陶行知先生当年就曾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农民；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几十年过去了，先生的疾呼依然在震撼着我们，激励我们思考：乡村教育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脱离贫困的家乡？还是为了家乡能够脱离贫困？
我们意识到，乡村的教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有改变，而这改变，首先要从改变教师开始，只有改变了教师，才能改变孩子；只有改变了孩子，才能改变未来……
“悲情公益没有出路”
善达网：我知道，“父母心公益基金”的前身是一个成立不足两年的民间NGO。据说是起因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桶里的惨痛遭遇，从而激发了你要为乡村孩子做点什么的想法，是吗？
于奇文：是的。当初的父母心公益基金最初是以民间志愿者团队的面貌出现（当时的名称是父母心公益团队），与众多草根NOG一样，旨在通过一对一的帮扶模式，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留守儿童，组织团队成员，每人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光照镇的规模小学认领了一个干儿子或是干女儿，定期组织团队成员前往规模去看望孩子，与孩子们一起玩耍。
仅2013年一年，团队就组织了11次远赴贵州看望孩子的活动，基本上每月一次。为了能让孩子们的学校环境得到改善，我们还利用慈善晚宴募得的8万余元，计划为孩子们修建一个营养午餐食堂，最后该食堂总造价35万元，超支部分的27万元由我自己承担。
善达网：一年“帮扶”下来，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于奇文：每次前往山区看孩子的成本都很高，包括往返机票、住宿、包车、餐费等等，合到每个成员头上，基本要七八千元，这种帮扶模式不是每一个爱心人士都能承受的；团队没有专职的执行机构，每次搞活动，都是成员自发组织，而所有的准备工作全是内部志愿者承担，这意味着志愿者们往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物力、财力，长此以往，志愿者很累；为期一年的帮扶过程，有近一半的成员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前往看望孩子，有些甚至一年都没跟孩子联系过，不得已，团队只能安排更换帮扶人，这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这一年中，我一直在思索，如此高成本的帮扶工作究竟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什么？结果我痛苦地发现：一年多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给孩子太多改变，而更多的是作为我们帮扶人自身的一种满足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如果帮扶山区孩子的目的仅仅是完成了我们自己的满足感，这样的帮扶又有何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山区孩子以他们的天真无邪拯救了我们，当看到一个受助的地区拉起横幅，捐款人讲话，孩子们接受礼物，然后唱歌，念感谢信这样最为常见的所谓做公益做慈善的画面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善达网：所以你选择了一条与“支教”、“一对一捐资助学”、捐建学校等方式不同的另一条路——资教。
于奇文：是的。我觉得只有“资教”才能改变乡村教育，给乡村以未来。就像前边咱们交流过的，没有了讲台前的那个人，一切都是徒劳的。因此，我坚持对乡村教育的资助必须“授之以渔”，即把目光聚焦到乡村教师这个群体。他们待遇低下，不受关注，但又承担了极大的责任，如果乡村教师的问题不能解决，最终将使我们的乡村教育后继乏力。这就是村教师的问题不能解决，最终将使我们的乡村教育后继乏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发起““烛光行动——乡村资教计划”的根本原因，我们所提倡的“资教”包含着：筹措教育支持资金，扩大乡村教育资源，提高乡村教师薪资，加强教师资本储备等多重含义。
善达网：请你简单谈谈“烛光行动——乡村资教计划”的特点？
于奇文：简单来讲，资教模式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是教师本地化，以当地教师在当地的学校教当地的孩子。项目招聘当地县城及周边应届师范毕业生以及有专长的非师范生任教“烛光教师”，这些老师都是当地人，没有去外地支教的孤独感，只要有机会就能在当地扎下根来。
传统的大学生乡村支教往往存在目的需求不明确、有效供给不充分、环境不适应等问题。烛光行动的助教本地化方式避免了这些问题，创新性地将教师与学校的利益有机融合，使教师安心教学并持续服务。
其次，是管理企业化，“烛光行动”采用企业管理模式，“烛光教师”以教育雇员身份与父母心公益基金签订6年期的服务合约，入职时的待遇就达到3000元/月（试用期2400元/月），且每学期有外出培训机会。6年合约期满后可选择续约或离开。表现优异的老师在离开时，还可获得父母亲公益基金提供的就业推荐。这种“待遇留人、人情留人和发展留人”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现了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即在聘用“烛光教师”时找的是最合适的人，而非学历最高的人。例如，001号烛光小学音乐教师龙涛的学历仅是初中毕业；而003号烛光小学体育教师田大林的学历则是本科。他们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深受学生喜爱。
最后，模式的发展可复制性，根据试点情况编制《烛光行动标准化操作手册》，详细规范项目实施的每一步流程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父母心公益金将无偿与其他公益机构分享该手册。让更多关注乡村教育，而又缺乏项目研发能力的公益机构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调整使用，建立基础教育阶段的烛光学校。
善达网：从中能看出“烛光行动”专业、理性、有效的公益理念，这与很多公益组织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于奇文：传统的公益组织，大多是激情公益，仅仅为了心中的一份大爱，想着要给受助人提供帮助，却很少考虑受助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把这称之为1.0时代的公益，这种公益消耗了大量的社会爱心资源，却收效甚微。而现在，到了公益领域的2.0时代，激情公益应该让位于理性公益，让位于有效公益。讲究大爱的公益应该进化为讲究责任的公益。就像医生治疗病人，不能因为被病患的痛苦打动就失去理智，只顾同情；更应该坚强地面对病患的痛苦，分析病情的起因，研究治疗方案，把治病放在首位，而把同情放在次要位置。
所以，我现在不管到哪儿，都在呼吁：中国公益，不能再走悲情宣传的路线！不能仅仅想着要给被帮助的人提供哪些帮助，靠着志愿者们做一些治标的工作。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去了解被帮助人需要我们提供哪些帮助，提出科学解决方案，做到标本兼治，同时建立专业高效的职业公益人团队，像运营一个企业那样去运营公益组织。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不理智的公益项目，都是在挥霍社会的爱心。爱，容易打动这个社会，而只有责任，才能真正改变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