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
本文重点是在讨论新技术带来新的社会协作模式的变化，社会未来的组织形式、发展趋势，是价值导向还是利润导向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公益和商业的免费的问题。
“收费”与“免费”是价值观的表现，而不是质量的保证。
最近，一个叫“黑光救援队”的公益组织因反复言说“免费公益”而“因言获罪”，被著名的慈善公益组织孵化机构“恩派”赶出了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一位深度介入这场争论的“慈善公益领袖”力挺恩派，认为“公益也要收费”。这位“领袖”举留守儿童公益救助项目为例，说：留守儿童救助项目应向留守儿童家长收费每个月100元。“是不是这些打工者家庭的家长拿不出每个月100元的教育投入吗？也不是，那为什么免费？”
这位“慈善公益领袖”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学前教育市场，就应该收费。如果不收费，第一、项目不可持续发展；第二，不收费质量就不行，就是凑合，最终这个项目就只有死路一条。
“免费”就意味着死路一条？这话在今天听上去非常滑稽。著名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一书（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中说：“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全球网络中的产消者将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共享绿色能源、商品和服务，并且通过在线虚拟课堂学习，进而将经济带入一个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的时代。”
我们正处在“免费”时代的起跑线，世界著名剃须刀吉列靠“免费”送剃须刀，来销售剃须刀片；艺人靠在在网络“免费”分享歌曲，以销售演唱会的门票；不需要花钱订报纸杂志，每天“免费”获得各种资讯；全球上千万名学生通过慕课，“免费”学习世界知名大学教授的课程，且学分还被大学认可。
我们使用的微信是“免费”的，微信如果收费会怎样？马上就会有千万个“免费”的社群软件冲上来；微信不收费，短信收费，但微信不是给穷人凑合出来的烂产品，短信也不是给有钱人用的好东西。现在，一个好产品的运营不是靠“收费”，好产品靠的是价值观，是产品模式。
商业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大的推动力，通过商业赚钱是一件正确而伟大的事情，当商业都开始进入“免费”的共享经济时代，如果还有人不遗余力地挂“倒档”，倡导“公益慈善从穷人身上收费”，这难道不是“自掘坟墓”的节奏？
中国的企业在进步，中国的公益在退步。
中国的企业今天越来越像慈善公益组织，而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越来越像企业。腾讯公益的公众号坐拥百万粉丝，上文章就一分钱不收，他们说根据项目质量来决定是否推荐；而一些仅有数万粉丝的慈善公益公众号，发一篇宣传稿收费万元以上。
“收费”与“免费”是价值观的表现，而不是质量的保证。未来，收费的产品未必能活下去，不收费的项目也许还能暴红。
中国儿童教育市场的确很大，仅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有9000多万，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贫困家庭。按照这位“慈善公益领袖”的建议，关于农村儿童教育的慈善公益项目每月可以向每个孩子收取100元的费用，家长如果意识不够，就应该做家长的工作。
这话要是出自美国政客特朗普之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出自“慈善公益领袖”之口，就必须要澄清一些事实。
在中国，仅极端贫困人口（收入不超过1.6美金／天）有7000万之多，按照2011年中国的贫困标准，极端贫困人口的年收入不超过2300元，平均月支出不超过200元人民币，其中50％以上的收入用来购买食物，维持生存，填饱肚子，按恩格尔系数的一般分类，为勉强度日。要这样的家庭为1－3岁孩子每月支付100元的教育费用，这不是卖“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肉”的萌么？
当一个家庭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时候，这位“慈善公益领袖”建议慈善公益组织告诉“勉强度日”的贫困家庭，美国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儿童留守在家，由爷爷奶奶抚养，到3岁的时候，他们的智力已经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这不是赤裸裸地对极端贫困人口的精神恐吓么？
更甚之，这位“慈善公益领袖”还建议慈善公益组织要通过“市场营销”的方式让极端贫困的家庭意识到：“孩子的学前教育关系到孩子的未来，乃至关系到一个家族的未来。所以，他们是会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教育掏钱的。”
大家不要怀疑这位“慈善公益领袖”的慈悲心，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有说一套做一套的毛病，前不久他在网上分享“慈善法”，听者达数万人之多，就没有收一分钱。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位是“慈善公益领袖”那天的万人讲座是“凑合”的、是对付事。我坚信他是充分准备的，毕竟，哈佛大学教授的课程在网上都是免费听，他怎么可能呢？
此时，想必“吐槽帝”都泪流满面，吐不出来了，请高手在下面跟贴留言吧！
美国大学的研究报告说：“这些儿童留守在家，由爷爷奶奶抚养，到3岁的时候，他们的智力已经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其本意是希望中国政府和慈善公益组织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尽最大可能去帮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帮助他们更平等地接受教育，而不是给慈善公益组织找穷人收钱提供一把恐吓的枪。
面对这些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明白，慈善公益组织的行动，绝对不是基于市场手段分配，也不是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它是人类没有契约的社会互助机制。
中国人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贫困原罪说，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被欧美现代社会所抛弃。在欧美，现代慈善公益的基础不是志愿性的施善，而是对于人的生存尊严的维护。康德说：没有人注定应该生活在贫困中，帮助穷人维持基本的生活不是施善，而是我们的义务。
对慈善公益组织是否应该向穷人提供收费服务，我不做评述，但是，我们必须把“保护每个人的尊严的社会意识形态”打造成中国慈善公益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每个人，不论贫富和强弱都有过上好的生活的权利。
“向穷人提供收费服务”在中国之所以有市场，是来自英国社会企业的概念，而现在开始盈利的“格莱珉银行” 则被中国人奉为社会企业的经典。很多人认为，只要让慈善公益服务收费赚钱，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困境就迎刃而解，问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说：“产品一诞生就会作用于其它产品”（只要有产品就会有市场）的理论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世界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新产品出来，其中99％的产品都会死在和消费者见面的路上，真正消费者能看到的产品，不到创新产品的1％。所以，鼓吹“慈善公益收费”就能让慈善公益组织做大做强的说法是缺乏常识的胡说八道。
补丁一下，格莱珉银行创始人、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反复强调：格莱珉银行本身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服务社会、服务最底层的穷困人群。格莱珉银行从接受捐赠服务于穷人到和穷人一起建立能盈利的“共有”银行，走过了十多年时间。十多年时间，格莱珉银行在做一件事情——“帮助那些穷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过去的穷人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格莱珉银行中国版之所以无一成功，就是一些实施者总希望跨越十八年的“慈善公益”服务，直接实现从“穷人骨头上剔肉”，并称之为“帮穷人赚壮穷人的钱”。不用评议 “帮穷人赚壮穷人的钱”是否道德，但起码不符合“帮助穷人过上有尊严地生活”这一现代慈善的社会伦理基础。
从商业的角度看，“免费”服务将是大部分组织构建“付费”用户基础的工具，事实上现在滴滴快车、易道、优步就正在使用这种方式。未来，试图通过“收费”（市场交换经济）来获取利润的组织，只能依靠高度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苟延残喘，且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免费”从何而来？
“免费”是移动互联网提高了社会协作的效率，降低了市场交换经济时代的边际成本。面对商品和服务免费时代的到来，基于市场交换原则的经济模型将走向没落，协作共享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而公民社会通过免税机制形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将以社会价值而不是金钱价值为主导，成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公民研究中心在全球40个国家的调查表明，非营利性共有组织的运营支出高达2.2万亿美金。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八个国家，非营利性共有组织的产值平均占本国GDP的5％，与建筑业持平，与银行、保险和金融服务业占比接近。
创新、透明和社区是“免费”的共享时代的核心，优化核心价值和运营原则是共有组织长久不衰的秘笈，腾讯、阿里、优步、滴滴毫无疑问地都是在这个方向上行走的佼佼者。
再说一次，中国的一些企业今天越来越像慈善公益组织，而中国的一些慈善公益组织越来越像企业。
后记：
现在慈善公益组织的人，概念多于行动，就“慈善”与“公益”之区分，每天就有不少人能打起来，而后相互拉黑。在“黑光救援队”和“恩派”就“免费”与“收费”之争弥散于网络的当天，一位从南开大学毕业，刚刚进入公益行业的小伙伴给我留言，让我觉得应该写点东西。
小伙伴说：“看到公益组织之间，这么互掐，我又心痛了！我觉得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需要辩论，拿到台面上来一起论就是了。但是看到这种类似掐架的行为，不仅悲哀，更觉得好丢脸。”
“丢脸”，我也有如此的感觉。在职业化的倡导下，一些公益组织只重视自己开的方子，而不去研究社会的病症。面对不同的意见，总是强势一方暴力剥夺弱势一方阐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即便公开的对话，也是在比人多势众，气氛中充满了打压和对抗。
如果慈善公益组织整天不是彼此互相攻击，就是彼此互相谄媚和点赞，这对刚刚进入公益圈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一百年前，胡适就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有心人，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想出来的救济办法。不去实地研究社会的问题，只谈某某主义或名词，好比医生单记住了很多药方，却不研究病人的病症一样，只是庸医一个。
无论什么时候，建设性的探讨，都需要通过结构化思维来建立全局观念，收集更加全面地资料，审视争议双方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归纳为“免费”和“收费”的名词之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才让多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