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有55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在谴责法外处决所列出的受害者清单中保留同志群体。甚至在2011年6月人权理事会通过的那项里程碑式的17/19号决议时，投票结果也只能说是险胜…几乎在任何地方，绝大多数LGBTI人群仍是不可见的，某某领导人出柜的这类故事，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对今日的很多同性恋者而言，不可见性仍然是规范，普通人中的多数都未曾向父母或者在工作领域出柜。恐同在很多社会中则变得更为开放，有时甚至被说成是最后一项可以被接受的偏见。”
2015年11月，恰逢台北主办ILGA-ASIA（国际同志[2]大会）会议以及第十三届台北同志游行，中国大陆的众多同志组织也齐聚台北，在参与多元深入的大会和激情四射的游行之余，也参与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同志组织利用国际倡导机制参与联合国议程的研讨会。
性倾向、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SOGIE[3])是一个重要的人权概念，在二战之后的联合国层面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5年，《联合国宪章》中正式提出人权的概念，将促进和保护人权确定为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指导原则，同志活动家在三个不同的方面争取SOGIE的权利：1）不同政治体内的司法及准司法决定的不断推进；2）在欧盟、联合国、世界会议等不同政治体中围绕SOGIE议题展开的斗争；3）借助专家以及条约机构等机制的运作。在研讨会上，对于SOGIE概念在联合国层面的发展历程的学习特别重要，早期的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中，与性别相关的表达只限于“男人和女人”享有结婚和组成家庭的权利，以及婚姻的概念是一种特权。其中，几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日子，体现了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下，对于同志和人权的不同理解和实践。
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女同志活动家的现身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在首次举办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女同性恋帐篷”、9月5日的女同性恋游行，以及“性权”的提出，都是破天荒的。《北京行动纲领》最终确认妇女“有权利控制和自由并负责地决定她们的性，包括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免于被强制、被歧视和遭受暴力等权利”。当时，有11个LGBTI 组织获得了认证。这个认证是取得国际认可的起步，对LGBTI组织获得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 欧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SOGIE议题的高度开放，将SOGIE议题作为单独的新法条或作为更广泛改革中的一项内容，对国际层面同志权益的促进有重要的影响。欧盟资助的ILGA-EUROPE通过游说，以及欧盟内部改革者在议会中结成男女同性恋者组间联盟，最终成功使性倾向纳入欧盟的新条约中，还通过了一项要求禁止基于性倾向的就业歧视的政府指令，这条政府指令于2000年10月生效，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项禁止性倾向其实的国际立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SOGIE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巴西决议”。在2003年，巴西向当时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人权与性倾向”的决议草案，虽然得到了27个支持者，但是却被其他保守国家故意拖延议程，导致当时无法进行表决。之后的6年间，经历了LGBTI运动家大规模游说、以及联合国“南北问题”的政治考量与争议，最后在2011年由南非提交了第17/19号决议，成为支持SOGIE权利的重要决议。
在研讨会的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等同志活动家就国内的同志倡导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分享各自参与联合国层面倡导的经验。其中，中国同志组织分享了参与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审议情况、香港同志组织分享了参与国际公约的审议经验，另外，还学习了中国残障组织参与CRPD（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的经验。研讨会主要探讨了三种对于民间组织最重要的人权机制，包括普遍定期审议（UPR）、特别程序以及国际人权公约。普遍定期审议制度是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最重要的一项机制创新，使人权理事会能够通过UPR在每四年的周期内对所有的193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审议。这是被审议国家与其他成员国和观察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促进国家间的相互学习。UPR对于中国的民间组织来说，是很好的机会，能够通过这个机制，更直接与更有针对性地了解政府在相关议题上的立场，并通过提交信息或者出席会议等方式，参与到对受审议国的审议中，参与到国内和国际的倡导。
在研讨会上，民间同志组织以及学者对于国际机制的参与有非常深刻的讨论，其中包括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利用、实践和反思。国内目前的同志组织倡导渐渐取得了一些关注和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比如“秋白起诉教育局的污名同志的教科书”的立案和开庭、“男同志小振状告非法心理咨询机构的性倾向矫正治疗案件”的胜诉等，对于揭示国内同志群体受到的压迫和歧视，提升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认识，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和作用。同志组织如何利用国际倡导机制来参与联合国的议程，在联合国的层面上促进政府的政策完善、对妇女与性少数群体的去污名与保护，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十多年的同志组织在地化发展过程中，民间组织意识到了与国家和政府的互动的重要性，因此更加积极地去探索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参与，从不同的方面来提高组织工作的效率和达成倡导的目的。目前，同志组织普遍生存状况不佳，缺少持续的支持，使得倡导和服务工作难以进行；也有一些组织表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参与到这样“高大上”的联合国倡导之中。尽管如此，大部分的组织认为，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扎实地了解在地同志社群的问题和需求，就是参与联合国议程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是最为关键的，因为没有持续地对于社群的了解与调查，就无法得出社群的具体需求，也就无法站在社群的角度提出想要改进的方向。而有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中国的民间社会参与，将会越来越多元和精彩。
[1] 此文的关于国际倡导机制的参考来源此手册。
[2] ILGA-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国际女男同性恋协会（ILGA，International 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后称ILGA）成立于1978年，在全球拥有超过一千个组织会员（organization member），及于一百多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同志组织。
[3] SOGIE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性倾向、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