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讨论、权力江湖与政治世界
——关于当下中国公益的一种观察与思考
也许，公益规模化的提出者与拥护者所未曾料想到的是关于公益规模化的争论开始“规模化”，其以一种量产的形式重复着公益市场化争论以来的诸多论题，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展开形式维护与支撑着公益圈舆论市场虚假繁荣的表象。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包括公益去政治化、公益市场化与公益规模化以及其他议题在内的关于中国公益的公共讨论，为我们分析话语、权力与政治的相互交织勾连以及其所呈现出的复杂矛盾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口。借由对于中国公益圈内的话语、权力与政治的分析与解读，我们能够还原出蛰伏于公共讨论与公共行动的喧腾之下的更为真实的中国公益图景，尽管这一图景并不让人感到振奋。
一、无力的话语与沉沦的公共
如果你长期跟踪关注中国公益圈的诸多争论，你多半会诧异，无论这些在观点上针尖对麦芒的争论如何热火朝天，在吸引公益人眼球之外，这些讨论鲜有指向诸如行业共识、行业规范达成与机构行动修正的现实意义上与诸如问题廓清、思想提炼与价值肯定的认识意义上的成果。更为让人费解的是，这些讨论似乎并不像讨论。在这一点上，公益市场化大辩论无疑是最好的例子。
起因于公益市场化教父徐永光先生那句惊人的“希望有人驳倒我，那我就进步了”的公益市场化大辩论，如果以公共讨论的形式去剖析，与其说它是一场公共讨论，不如说它是对公共讨论的一种经典否定。
在“公益资本论”发表了那篇睥睨众生的访谈后，反方将这种刺激性的公共表达视为一种智识上的挑衅，从而首先在情绪上被点燃，但其情绪并未彻底波及理性思考，所以反方阵营在“发展观察”上陆续发表的数篇回应文章依然有理有据有节。
但让人颇感遗憾的是，正方并未对反方提出的诸多驳论进行驳斥与再立论，而是在一再重复自身观点并以此为自我肯定与自我确证，并最终导向了自证胜利。
此后，无论反方如何再进行驳论，正方的反应依旧不是就反方文章进行逐条回应，而是一次次的重复与自证。所以，这场大讨论以虎头蛇尾的方式在正方的自证与反方的尴尬中悄悄结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所谓公共讨论，是指针对公共领域的公共议题面向公众发声的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它是公共话语的栖身之所之一，也是公共话语得以构筑成行动与思想的重要路径。公共讨论要求对白式而非独白式的话语形式，而即使是表现为独白的公共话语因其公共性也具有引发对话的公共潜能，所以任何以单方面宣言为先导的公共讨论从不拒斥宣言的公共性下所联动的对话性，但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一点，也是能否由宣言而生成公共讨论的核心点，即一旦由宣言而引发基于理性的批判，宣言本身不得再以宣言的形式出现以替代本应出现的批判的批判。
也就是说，某一独白式公共言论可以作为公共讨论的起点，但不可成为公共讨论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因为这无疑会阻碍交流的形成，也对公共讨论中双方所必需的真诚性构成质疑。你可以在最初的宣言中声称“我做番茄炒蛋的方法是天下通则”，但在对方在品尝过后从色泽、香气、口感以及适用度等角度提出反驳后，你不能无视这些反驳而在已被批判的论点与论据上堆砌论据，因为你的立论基础已经受到攻击，你必须解除这些攻击的效力或增加新的立论，从而加固你的论证体系，无论哪一种方式，这都意味着你必须对他人的批判做出回应。
那么，为什么在公益市场化讨论以至于今日的诸多讨论中，理想的对话并未出现且最终导向了双方的隔空喊话，以及为何这些讨论并未生发出富有意义的共识与联合行动呢？仅仅是因为正方并不知晓且掌握公共讨论的规则么？
显然不是。这种尴尬至少折射出让所有对公民社会发展饱含热望的公益人深感不安的两个看似彼此矛盾但又互相依存的现实，一是依赖于理性批判的公共讨论及公共话语不再具有行动上的价值，二是这种不回应正是工具理性指导下的效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
就前者而言，行动是最真实的话语，话语只是行动的表意，对于公益领域的行动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话语所携带的真理性与论证性所构成的行动的基础，而是行动所赋予话语的权力与地位，也就是说，在这里，话语所依傍的是外在于话语批判性的事实性存在，而这种事实性存在又不是理性所加以处理用于证明话语正确性的经验材料。
在对话语进行了如此的处理后，在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实际上仅以理性思辨为形式，尽管所有文体都是论述式的，但其精神是中空的，因其本身受控于外在的事实性存在。
那么，这一事实性存在是什么？当下，我们或许可以放心大胆的说，这一事实性存在就是由行动者的行动所建构的权力。正是在权力逻辑的导引下，公共话语的批判性被极其谨慎地操控，并以拒绝对话的形式一再重申自身的权力，这里，对公共话语批判性的剥离和对公共讨论的实质上的排斥似乎也将有损于权力自身的合法性，因为行动与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复杂的张力，但鉴于中国公共领域的高度分裂所营造的小群体环境，以及资本对于亲资本方的倾斜，以大基金会为代表的公益市场化正方可以巧妙的规避公共话语的批判性丧失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只要在其所依靠政治行动所联结的小群体内部完成论证与表述，只要以诸多平台为代表的行动依旧决定了中国公益界的利益、权力与资源的分割，以批判性为代表的公共话语本身是可以在实质上得以悬置与抛弃、利用与替代。
也就是说，只要与我的行动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我说什么只在行动的辅助论证层面上重要，而外界对我的话语的批判无法构成行动上的否定，因为对方缺乏权力，而只要我在行动上成为主流，我就更不须在意对方说什么，因为我完全可以以行动的效力对我的话语进行新的解读与论证。简单来说，就是我没理，但只要我对我所欲团结的群体显得有理，只要我的行动“旁证”我有理，且在未来只要我成为通则，我就可以有理。
这如果能证明的是回应本身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不需要回应”，就后者而言，认真的回应反而将有权者置于不利的境地——“不值得回应”。在公共讨论与公共话语的批判性逻辑，也就是指向真理探索的逻辑，丧失的情况下，执着于与对方在此方面唇枪舌战是自露其短且自毁长城的举动。
一来，就有权者（其在公益圈内经常被冠以“大佬”的称呼）而言，其最为关键的资本不是知识与理性，而是符号资本，即作为行业领军人物在其所团结的小群体内部和广大公众中的符号感召效应，这种资本如果没有坚实的智识的基础，盲目地将其置身于批判场域是一种自杀行为，因为呈现于公共平台上的你来我往的公共讨论会最终暴露出其知识的贫乏与视野的局限，进而形成了对符号资本的消解；
二来，我们所强调的公共讨论中参与者的平等地位只是一种规范性的认识，并不是陈述性的事实，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面对对话双方各自由行动所构筑的权力及其所生发的话语权不平等的现实，有权者必须考虑与无权者展开对话这一举动本身的政治意味，这至少意味着对方所言真实地触及了我的权力，而在对方的批判性话语只在批判层面上对我构成威胁而并未在行动上对我构成制约时，我选择回应恰恰给我面向的小群体及更广泛的公众造成了一种我的权力遭受威胁而不得不做出反应的错觉，这可能会有损于我的权力。
如此，回应可能造成的内容与形式上的客观效应都使得有权者深以回应为高风险性举动，那么，最佳的策略选择无疑是一边在单向的独白中标明对不同声音的欢迎以表现自己开放的态度与长者的风度，一边在真的面对批判时选择沉默以保全自己的符号资本与权力不受动摇。
这种话语的无力现状完全是有权者一手造成的么？不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权力如何在其中上下其手，也能看到一个高度缺乏批判性（批判精神与批判能力）的公众群体如何间接地相助其中，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在一个先天畸形的行业内公共性的沦陷，公益的“公”渐渐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 权力的逻辑与江湖的法则
与中国公益界批判性对话消失相对应的是权力逻辑的兴起和江湖法则的存续。权力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任何社会关系中都存在权力，但这里所说的权力逻辑指的是跳脱了批判性公共讨论对于真理与共识追求的权力冲突中的强权逻辑，这一强权逻辑有诸多表象，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中国公益如孤魂野鬼般游荡在外的主体性和价值性的缺省。而这一权力逻辑直接地促成了公益圈内部被温情脉脉的同志情谊所遮盖的潜规则，演化成为一种江湖法则的存续。
对于二者的分析中可以从近来与公益规模化相伴的百度基金会当选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轮值主席所引起的争论开始。在百度基金会当选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原“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首届轮值主席的消息出来后，痛感于百度以竞价排名方式推广医疗广告而对弱势群体造成严重的伤害的公益界人士痛斥这一过程中罔顾基本伦理价值的选举结果，正荣基金会某工作人员迅速发表回应，从内部规则与制度的自洽性、百度基金会的独立性和论坛的自愿性等角度维护了这一决定，指出我们并不想当谁的江湖盟主，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是自愿组织，愿者上钩。
这是一种为以大资本为代表的基金会所用的非常典型的自我辩护，无论你是否赞成我的行动，无论我的行动是否表明我的权力欲望，也无论我的行动造成了怎样的外部性效应，我都只是我，我并不要求你服从于我。而这些自我辩护的发声者，可以是这些赞同百度基金会成为轮值主席的基金会，也可以是公益市场化与公益规模化的拥趸。
这一看似节制的自我辩护恰恰在结构性因素的伴随下反映出深刻的强权逻辑，所谓强权并非仅仅指以武力或暴力等积极方式迫使他人屈服，强权的运作完全可以用一种消极的冷漠的不关注、不接纳的隔离方式展开。这是一种反直觉的现象，却在人类历史上充满了类比物，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前的种族隔离政策，平等但不接触的原则看似满足了弱势方的平等诉求也满足了强势方维持既有生活方式不被干扰的自由，但其实却造成了被隔离的弱势群体被置于既不平等也不自由的困境。
权力逻辑的表现之一是，随着政府以《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法规对公民社会进行重新型塑，大企业大财团以资本的力量跑马圈地，境外基金会纷纷撤出中国，中国本土行动类NGO面临十分严峻的资源紧缺形势，在此情况下，资本与资源越来越多的集中于大型基金会，基金会与NGO的权力关系呈现出更加不利于NGO的态势。
在此背景下，鼓吹公益市场化与规模化的基金会以其持续的整合与建构行业的行动间接地隔离了许多急需资金支持但与其理念不符的NGO，从而形成权力上的隐性的压制，其间接在传达一种信息：你要贯彻我的意志；
权力逻辑的表现之二是，公益领域内的企业话语权在持续上升，来自商界的知识、经验与资源越来越多地成为行业建构的主要材料，这不仅体现在马云、李彦宏等商界领袖在公益领域内的与其言论内容正确性不平衡的言论美誉度与传播度，也体现在公益市场化、公益规模化等理念对市场因素的借用。与之相应的是，由于草根NGO处于权力上的弱势地位，其声音越发难以被公众所听到，其发声成本越来越高，而其所期盼的公共讨论也如前文所述越来越难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隔离常常可以凭借自愿联合的名义自圆其说，但其辩护基础却并不牢固。
一方面，诚然，基金会与NGO的合作依靠的是价值理念上的共识，无论哪一方都希望与认可自身理念的机构合作，个别的联合行动的基础也无疑是自愿原则；
另一方面，自愿联合而致百花齐放的叙事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多元性尚不存在的地方，所谓的自愿联合是在以自身的强势的单一性来规范与摧毁弱势的多元性，这也就回到了公益市场化与公益规模化的理论困境上，在一个异质性较低的基金会领域，在一个仍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公益内部，如何保证观念市场的充分竞争和多元行动的充分生发？（如果它所顾及的只是符合市场化理念的小群体，只思索的是如何建构符合这一理念的内部多元的公益生态圈，那么不容于此价值体系的群体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如此一来，市场化理论所依赖的公益市场内部的自由竞争反而因为发展的不健全而成为了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立论内部的确是肯定多元主体的自由竞争（尽管仍然没有脱离竞争框架），但在缺乏内部反思与批判的情况下，其对待与之不同的观念依然呈现出鲜明的一元论特征与规范冲动，进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话语霸权现象。这里，多元性不足或者单一性过强似乎形成了对基金会，这一公益领域内上游行业，采取更为均衡的资助行为的阻碍，也形成了与NGO界更为多元现状的矛盾，这与中国基金会近年来虽快速增长但仍在体量上稍显单薄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主体性的缺失与价值性的沦丧。
就主体性而言，中国公益界一直未形成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导致行业权力的弱小，这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慈善法》草案审议阶段，一众企业家人大代表对10%行政经费比例的质疑（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正是因为本应以多元性为基的行业主体性的缺失，得到资本支持的单一理念与意见就愈发可以凭借权力而非批判实现观念的统治，因此行业权力的弱小丝毫无阻于权力逻辑在行业内部的畅行，这一权力逻辑诉诸于资本与资源的不平衡分布的现实却进一步消解着真正的主体性的积累，所以主体性缺失与权力逻辑的盛行，凭借二者中间环节——多元性的缺席，共同构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主体性缺失在中国公益身上不只是一个现状与病症，而更是一个能动的过程。那么，依靠引入企业家群体，能否建构行业主体性呢？尽管这是公益市场化等流派的潜意思，但这却颇不现实。首先，很难实现企业家群体身份认同的转变，尤其是在某一领域只具有工具价值的情况下；其次，企业家们并不是以一张白纸的身份进入这个行业，而是自带了价值理念、行为准则与经验认识，其绝不是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来学习，而是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俯瞰；最后，利益与权力依然是决定性的，如果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自我权力的彰显，权力逻辑并无不可。
就价值性而言，在大基金会所把持的强权在中国公益界内部无所不能时，其所信奉的价值理念自然是不言自明而无需思辨的，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关键的是效率与效益等词语，至于这些词语背后的价值支撑并不重要。
这也就造成了整个行业价值思辨极度贫乏的现状，这不只体现在我们对社会问题而非社会价值的语汇的选择上，也不只反映在公益市场化与公益规模化理念内部缺乏的反思性上，其更为直观地在行业伦理的无人关注上得以凸显。
如果说权力逻辑能够解释支持百度当选轮值主席的正方的自愿原则指导下的隔离思路的话，那么价值思辨的缺失则可以成为其越过伦理道德顾虑或者说以规则自洽和基金会独立于企业来合理化越过道德顾虑的注脚。（事实上，规则自洽并不能成为规则合法性的保证，基金会的独立地位显然是高估了中国公益的主体性）这一价值性缺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让许多基金会与NGO成为资本背后的大脑所操纵的傀儡，也加剧了公益行业的合法性危机，其所宣扬的善与道和行为上的恶与陋构成了反差与冲击，更为加深了公众对于公益的怀疑。
价值性缺失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逻辑支配下的江湖法则。江湖，一直都是中国公益圈最生动的隐喻，也正因为是江湖，所以立足的根本无非两样，一是替天行道的大旗，二是手里的刀剑与抽屉里的《葵花宝典》。按理说，替天行道或行侠仗义不能不首先明白何为道、何为义，但在行动者的权力逻辑下，重要的变成了权力可以让我的意志为他人所服从，权力逻辑也就成功取代了价值思辨，行动成为了主宰。于是，江湖法则也就建立在权力逻辑之上，但又以共同体的温情来遮掩权力本身的暴力与强制。
无怪乎中国公益圈总给人以一种非常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在对外上似乎有一种公益一家人的小共同体的温暖，另一方面圈内的攻讦、毁谤乃至背叛、分裂又屡见不鲜，也正因为是权力重要，而不是价值重要，所以在无损于各方权力甚至有益于各方权力的前提下，让一家伦理道德上存在争议的机构成为主席并无不妥。
需要申明的是，确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就有权力，但中国公益圈的这一权力逻辑支配的现实，却一不与其自诩的社会改造者的形象相符（即对现实没有批判性只有妥协性），二不与其所歆羡的成熟行业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行业共识、规范与自律相融（即对对象只有完成体意义上的占有欲而没有能动性），在这个没有共同的底线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建构起行业的道德底线，反而对道德滑坡任之由之，最终毁灭的只会是我们自己。
三、去政治化的行动与行动的政治
关于公益去政治化的讨论时间上要早于公益市场化讨论，但规模上小于公益市场化讨论，其近年表现在对立人图书馆被政府关停解散的相关争论上，支持方认为这是对于一家教育NGO携带政治私货的合理惩戒，反方认为这不啻于政治打压。在近年对于公益市场化和公益规模化的争论中，公益的政治面向或权利面向也更多的被反方当做论据斥责正方驯服于权力的本性。
在公益圈的讨论之外，更为可见的是政府对于中国公益的整顿，恰恰是从打压公益行业中的权利倡导型机构开始的，从这点看，无论是传知行的被清算，还是女权五姐妹被捕，乃至更早的立人被解散，都与《慈善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行业法律建设一以贯之。也正是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大量的权利型NGO偃旗息鼓的同时，公益市场化等理念引领下的公益行业再建设蓬勃起来。笔者无意将二者的行动的选择做刻意的因果上的联系，也无意做出任何别有深意的影射，笔者只是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去政治化的行动与行动的政治是如何共存的。
首先，我们能看到的自然是在社会整体去政治化背景下的公益领域的去政治化。如果说涵纳了多种多样的维权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公益领域过去一直以此来实现与现实政治的相连，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政府的强势打压态度不只将运作于政治与公益重合领域的排头兵们连根拔去，更将一种理念即公益不应政治化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灌输给公益人士。
此种去政治化不是指公益机构完全的不涉政治，而是指公益机构不参与、不支持、不同情反抗政治。政治只作为一种向政府表忠心与唱赞歌的高度窄化的群众动员的入口，而不是表明自己独立的态度与立场并以自身权力与理性通过行动与批判抵达政治理想的路径。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慈善法》对于社会组织成立党支部的规定，这种规训所欲达到的目标是一种软性的控制，也是一种内化的概念的传达与植入。这一去政治化一方面以强势的政治打击导致公益与政治的联结只能凭仗近乎不可能的政策倡议等改良模式，一种探求政治空间（政治天花板）的手段被完全毁灭，另一方面，其以软性的规范与理念的渗透培植起了自己的盟军（尽管其中不乏投机者）。所以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不论是出于自保还是投机，都益发采取去政治化的行动，政治转眼间就不再与我们相关。
其次，与之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此种去政治化的行动的政治逐渐在公益界内部发展。似乎，当对外的呼声与行动被锁死，人类的从事政治的欲望就会愈发在群体内部膨胀，并以某种行动的变体维护着自身的荣誉。这种行动的政治是抛弃了理性批判的权力政治，也是面向内部的退化的政治。
这种权力政治的吊诡在于借由权力逻辑指导下的行动所达成的资本的统治与隔离，因其内部性恰恰无法满足外向的权力胃口，但受制于政府与资本的双重压制又无法进行外部扩展，这里，似乎资本的进入与本土内生的力量的某种结合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实体，这一实体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有公益主体性的以公益为名的实体，但这并不妨碍这一实体有自身的欲望与渴求。这一实体尚未诞生，但我们有充足的忧虑相信，这一实体诞生之时，也即是公民社会殒身之日。
最后，就二者的联系而言，行动的政治在去政治化所搭建的舞台上运作，以去政治化的行动为标志，它加强了去政治化的现实统治意涵，也使得去政治化得以更为充分的实现。
而去政治化的行动成为了公益界的主流身份认定，反抗政治不仅是危险的、肮脏的而且也是激进的，这种妥协也使得如何以专业化为自身的行动赋予价值变成十分迫切的需求，毕竟政治抗争价值的流失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行业与领域的无能与无力。
值得关注的是，公益市场化、公益规模化等理念均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这是否是一种被压抑的政治本能的另一种释放，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深知的是如前文所述，以权力逻辑为圭臬的权力政治无力支撑起一个行业的主体性，也无法以这种内部的权力交锋培育日后的政治力量，它是一种坍缩的存在。
四、三种矛盾与从缺口和裂隙中生长的可能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话语、权力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三种矛盾：
（一）话语与权力的矛盾：权力对于公共话语与公共讨论的工具性处理使得话语的批判性意义被抽空，理性表达形成共识的话语空间坍塌，权力逻辑大行其道，但话语的批判依然构成对权力的解构与消解，权力无法完全通过小群体环境避免话语的批判力的影响；
（二） 权力与政治的矛盾：权力逻辑所支配下的权力政治否定且替代了与更广阔政治领域联结的反抗政治，但内向的权力政治无法满足政治本身的整体性和权力的外向欲望，公益圈既构成权力政治施展权力的场所，也构成对权力政治的限制，而权力政治又无法逃脱外在政治权力的控制；
（三） 话语与政治的矛盾：公共话语的批判性的现实影响受到政治安排的框架性与结构性限制，但其批判性的理性维度上的持续存在却一直构成对现有政治格局的挑战，而理性批判所能带来的公众启蒙与无权者的联盟，能在资本的压制下保存多元性的可能，并最终形成对既有统治的颠覆。
也正是因为三者间存在着这般的矛盾关系，我们可以在其缺口与裂隙上发现生长着的变革的可能。
首先，因为公共话语本身的批判性可以被压制，却不能被消灭，所以持续的良性的公共讨论可以成为一系列联合行动的起点，也可以促成未经审查的观念在批判中完善与修正，尽管如前文所说，资本与权力可以利用多种手段加以控制，但这种可能性永远不会消失；
其次，无论是基金会还是企业，其所代表的某种思潮与某种社会力量虽然内部同质性较高，但其在个体维度上的差异性依旧显著，个人永远在利益与权力之外同样深受某种价值理念的影响，也即存在着从个人切入的对话与行动的可能；
最后，政治依旧十分关键，同样基于价值理性的政治号召可以形成对权力政治的某种转化，反去政治化行动的行动可以借由某种社会运动促成对整个系统的破坏性的反思与重构。
虽然有着诸多变革的可能，眼前绝非是无尽的黑暗，但现实依然困难重重，就个人而言，我们所能做的固然稀少但也无比重要，这就是保持坚守的勇气、光明的信心与对话的理性，中国公益乃至中国的未来在每一颗永不停止搏动的心和每一双温暖的手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