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望断无寻处
在渠岩作品研讨会的发言
◎文 | 牛见春
▌导读
2015年12月26日，《乡村影像——从“观看”到“行动”》渠岩作品展在深圳圈子艺术中心正式开幕，同时举行的渠岩作品研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们围绕乡村建设与艺术介入乡建的主题进行了一番有趣而激烈的探讨和争论。芬芳文化研究院院长牛见春先生受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以下是牛老师于研讨会期间的发言内容。
▲牛见春老师在研讨会上发言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讨论。许村离我的家乡比较近，开车大概一个小时，都在太行山麓，地理条件差不多，大约在2008年我去过许村，记得那是一个影视基地，有一些用于拍摄的景观建筑，街道也修整得很整洁。许村以及它的南北很多地方我还算熟悉，我在山西的文化调研做了十几年。
一、如何看待乡村建设的现状与困惑
我想谈谈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其中一个题目叫“如何看待乡村建设的现状与困惑”。乡村建设概念的提出是在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中国乡村遭遇到一个很急迫的问题，即：外部的资本进入中国，尤其是新技术的进入，最早是从棉纺织业开始，大量的新型纺织厂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对于棉花的需求量很大，这给中国的棉农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这个美好的时间持续不长，由于我们的棉花品质问题和成本问题，最后导致纺织业逐渐放弃了收购本土棉花，转而从南亚一带进口，由此带来大量棉农的破产。紧跟着就是沿海地区大量新型商业城市的出现，带来了运输业、商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于是，乡村也和今天一样出现了大量的进城务工现象，再加上传统农业一再遭遇所谓的“凶荒之年”，随便下个雨、闹个灾害就是“凶荒之年”，于是中国农村问题就很突出了，出现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主张。晏阳初所谓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问题，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一本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那是费孝通先生在1946年对晏阳初进行的系统批判。费先生说农民不识字与愚昧与否无关，因为文字与封闭的乡村生产生活毫无关系，而自私则是因为没有发生分工合作而自然形成小农家庭核心，至于贫困，这是土地与人口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与文化或者知识无关。
第二个代表人物就是梁漱溟先生，他认为中国的乡村问题的根本是文化问题，是伦理秩序遭遇到挑战，只有重新回到旧有的伦理关系中，并遵循宗法原则形成等级伦理，才可以使得乡村恢复生机。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脱离于世界文明的进步，自成体系地保持在2000年前的文明水平上。
这就是乡建的来源和早期主张，我认为民国时期提出乡村建设概念本身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传统封闭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多元社会转型的时期到来了，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脉络才提出了所谓乡村建设的概念。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又重提乡村建设，这个乡村建设有一个新的背景就是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的反思。这个现代化的反思到了中国，则演变成了一场对于现代化的反动。
似乎在转型时期遭遇的新旧矛盾，以及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适应，都是现代化的问题，只有回到传统中，回到封闭与原始的技术中，才可以找到美好的社会生活。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乡村建设的提出在民国初年是个误会，到新时期以来则是对现代化的反动。反动就是说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依然有它可以生存的空间，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依然可以维持乡村旧有的秩序。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本书可以作为参考，一本是财政部编的《中国农民负担史》，从先秦到近现代，整理了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大量数据。还有一套《中国灾荒史》。这两本书反复用各种数据证明了中国传统农业本身是难以维持的。当商业化城市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像上海、深圳这样纯粹商业化城市的出现，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这种选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时候乡村才出现所谓空心化等问题，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表现。
现在中国农村问题很清楚，一个是中国乡村如何实现转型，从传统的小农向适度规模的专业化生产转变，第二是如何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公共服务均等，这是农村当下面临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的时代，决定人的行为的力量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个体自身，集体意志正在走入历史。我们希望每一个个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社会问题发声，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个体的意见如果试图成为公共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就必须具有公共性。从私人角度谈公共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把公共问题偷换为私人趣味。再有，公共问题要看大势。这几年乡村乡建派发表了很多奇怪的言论，比如复兴乡村，复兴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乡村以前很美好，是这样吗？中国乡村从来没有美好过，历史上几千年一天也没好过，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历史上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是什么呢？对农村生活想象是什么呢？就是桃花源理想。《桃花源记》里描写的最美好的生产和生活内容，就是土地肥沃、邻里和睦、没有政府，更没有苛捐杂税。其中没有文化问题，更没有信仰问题。不过就是希望大家都和和睦睦的，没有自然灾害，够吃够喝就完了，这就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天堂——桃花源。（在前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牛老师曾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详情请戳【研讨会文集】走出桃花源——艰难转变中的乡村文化）还有一首白居易的诗《朱陈村》，与桃花源没什么区别。它讲的是一个村庄里面有两个姓氏，这两个姓互相通婚，以保证正常的繁衍，这样一来就可以与外界不相往来，这特别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小农的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闭关自守是最好的，任何外人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桃花源和朱陈村的文学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种最简单的期待竟然成为了华夏几千年的社会理想，它所反映的正是华夏农业社会贫困与苦难的历史。
近代以来，华夏终于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迎来了新的机会，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就业有了更多的渠道，个体有了更多活动的自由，这个自由正在逐步的扩大。这个时候乡村自然就出现了人口的流出、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乡村文化的逐渐瓦解，这是一个社会进步过程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乡村文化一定要瓦解，因为它是服务于传统的小农生产的，小农瓦解，却希望小农文化存续，这可能吗？
▲党国英老师在研讨会上发言
刚才党老师说的是乡村原有生产方式的瓦解，我以为艺术家在许村的活动对于传统乡村文化也是瓦解。传统乡村的文化是什么样的？第一，它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上形成的伦理秩序。我看到在这个展览资料上写着艺术家对于乡村道德滑坡很担心，需要重建道德。中国传统乡村本来就没有道德，怎么会滑坡呢？道德是人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行为标准，有公共事务才有道德。传统乡村就没有公共事务，村庄是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组成的，它只有家务事，家里面的人只会讲伦理。那么，很多人所谓的道德滑坡的判断是如何得出来的呢？当一个传统乡村社会开始与外部广泛接触，这时候传统乡村伦理就不管用了，也就是那套家庭或者家族内部的秩序原则就无效了。我们过去说十里不同俗，这是说村庄的封闭性比较强，造成了各自独立的秩序原则。
来自城市的艺术家干预乡村文化的问题，这不会带来乡村文化的复兴，相反，它会进一步瓦解原有的大一统的单一价值体系，带来乡村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也满足了乡村在目前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匮乏，在原有体系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提供支持。
三、传统乡村的信仰崇拜与伦理秩序
乡村的文化与精神活动，我以为不要盲目夸大它的意义，更不能将它说成什么中华文化的命脉。刚才王长百先生讲了关于信仰的概念，他说信仰与宗教不一样，它应该是与彼岸相关、与生死相关的。在精神上与生死相关的一类问题我们称之为终极关怀问题，与彼岸相关的一定是解决此岸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才有彼岸。在中国的传统民间崇拜活动当中，比如祖先崇拜、各种地方神、自然神等等，其中都不存在所谓彼岸问题。在华夏的鬼神世界和阴阳世界中，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得失荣辱，都是生老病死，都是高低贵贱。华夏文化中从没有创造过超出土地的想象，对于华夏小农来说，就算死了也逃不出罗网，也一样要吃喝穿戴，要伦理关系。所以，在华夏小农文化中，不存在王长百先生所说的关乎彼岸的信仰问题，华夏的小农文化中没有信仰，只有巫术，对信仰问题或者彼岸问题从来不涉及，没有超出过此岸所有现实功利问题的追求。
一些城市的精神困顿者，试图到城市以外去寻找慰藉，这可以理解，但这是私人问题。另外，今天很多NGO组织和艺术家在乡村问题上都带着很多的情感，尤其当一个社会进入转型期的时候，震荡就会在人的内心深处发生。已经适应了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人们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发生的震荡，这种震荡在今天，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后发展国家更强烈。人们天天看着美国大片，自己却有着一大堆没有解决的乡村问题的时候就显得比较激烈。现在很多人怀念乡村的美好，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城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感觉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比较冷漠，于是有了对乡村的留恋。这个问题我在乡村工作的时候跟村民和我们的工作者进行过很多专门的讨论。乡村内部是伦理秩序，村庄是由宗族组成的，无论村庄里面的姓氏是一个还是两个，它都是因宗族关系产生的伦理秩序，这个时候人们建立起来的行为规则是依据着伦理而展开的，超越伦理关系的行为是对于秩序的破坏，就像在家庭内部一样，是不能被容忍的。传统乡村的自然经济特性，使得它与外部没有过多的交易，没有交易不可能产生更深入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一来中国传统乡村事实上没有建立起一套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方法。当一个外人进入乡村的时候，对这个不属于这套伦理秩序中的人，乡村的人只会按照固有的伦理秩序来对待。我在许多陌生的村子里面调研，吃饭你想给钱他都不要，因为他们内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当农民有了外部打工的机会，他们忽然发现外部的关系跟他们村里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我在广州调研的时候，一个到广州打工的贵州雷山的苗族小姑娘说，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她走在路上正赶上下雨，她就躲在一户人家的房门外避雨，那户人家的人出来撵她，不许她站在房门外。过了几个月，那个小姑娘回到家乡去忙秋收，她家里有个果园，这个时候有一些城市人到乡下去旅游，就到她家的果园里面摘苹果，她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随便摘我家的苹果呢？城里人当时就说“现在的农民都变坏了，什么都要钱。”这个小姑娘对我说：“我到你们城里人屋檐下避雨都不让，为什么你们城里人就可以到我家的果园里随便摘呢？”。
这样的事情所反映的正是伦理关系所遭遇到的现代挑战。把伦理关系当做善良淳朴，这是个极大的误会，那种关系是内部关系，不适用于陌生人之间。这与善良或者淳朴与否无关，来自城市的释放乡愁的人，更不能因为村民不把你当做他们的村里人就指责村民道德滑坡。
本文转载自芬芳文化研究院，作者：牛见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