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Scott Rozelle的演讲《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引起轰动。我非常敬佩他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关注和投入，但是他的某些结论并不符合实情，某些解决方法亦值得商榷。
▌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智力？
Rozelle在演说中表示，“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认知，我们的IQ，90%是0-3岁的发育决定的，到了3岁，基本上我们的脑子已经定型了，不能再提高，或者说很难再提高了。”我们的智力发展只受到0-3岁期中的影响吗？而文章的配图，似乎更加深了这样的结论。
但是，仔细观察文章的配图，似乎并不是在说明智力的发育，而是在说明，人的大脑随生命时程的突触形成过程，它表示的是人的视听觉、语言等基本心理功能相对应的突触形成，都有一个发展上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环境给予适当的输入，就能发展出正常的功能，而不表示智商的形成。
事实上，人的智力，与其他的心理能力一样，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发展形成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ane Piaget)根据人的智力发展情况，将人从出生到成熟的阶段分为感知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 0-2岁)、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i stage, 2-7岁)、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7-11)和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11岁以后)四个阶段，各阶段对儿童智力发展都很重要，新皮亚杰主义者更是认为形式运算阶段也不是智力发展的最后阶段。我认为Rozelle过分强调了0-3岁在认知能力或智力发展上的重要性。
如果年龄不是影响智力的关键因素，那什么才更重要呢？
皮亚杰在《智力心理学》中表示，主体通过动作对客观的适应，乃是心理发展的原因。具体而言，除了精神系统的成熟外，社会环境与人对外界所做的动作和学习到的经验也同样重要。而在国内，有论者亦指出，家庭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膳食结构对人的智力发展均有密切关联。所以，如同皮亚杰所说：“环境、教育对心理发展并不起决定因素，它只能延缓或提前心理的发展而已。”相较于早期教育所带来的智力发展指数(MDI, Mental Development Index)的微小提升，改善农村的社会环境结构和膳食结构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农村的小学都没了，还上什么高中？
Rozelle在演讲中提到，农村中63%的孩子一天高中(包括职中、职高)都没上过。而在后文中，他将这样的结果归咎于营养不足和幼时的智力发展两个方面。但是，这样的结果真的只是营养不良导致的吗？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教育政策上鲜明倡导效率优先、城市优先，无论教育目标改革，还是教育经费投入、学校基本建设等各方面均有体现，城乡教育的不公平被拉大。尤其“分税制”改革后，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转变为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教育资金的筹措也交由地方负责，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发达地区和城市。
2001年开始的“撤点并校”更是拉大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程度，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情况进一步恶化。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2000-2010年间，全国共撤并了农村小学约23万所，到2010年，仅剩21万所，十年间，撤并了约52%的农村小学。虽然农村入学人口也在随着城市化而降低，但一些偏远地区，学生还在，学校却没了，人口的自然变化没能赶上政策的滚滚推进。
撤点并校后，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学生的上学距离增加。根据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对中西部6个省区的调研，撤点并校后，农村学生平均上学的距离为4.8公里，66%的学生上学靠步行。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2008年的调查显示，学校撤并导致的到新校就读的额外成本每年均在1000元以上，而实际上每生每年可享受的国家免补政策，初中一般为1250元，小学一般为800元，免补政策的好处完全被学校撤并导致的额外负担抵消了，甚至有的地方农民负担比免费前还重。
另一方面，撤点并校导致大量优秀的师资流失，或流向待遇更好的城镇学校，或流向社会，而师生比例却不断扩大。最终，大量的村小被迫消失，农村的文化氛围渐退，农村尊师重教的文化也几近断裂，读书无用论大量盛行。
于是，我国农村的辍学率在经济总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却不降反升，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与1997-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但不同的是，辍学的主体已经由高年级迁移到小学一、二年级。在这样的情况下，63%的农村学生未上过高中，其实并不奇怪。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实施了十余年的“撤校并点”政策被叫停。
▌农村资源匮乏，老师也走了
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它是一种地位获得机制。布尔迪厄著名的“资本转换”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换取更高的政治地位、经济财富和社会声望，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跨越社会阶层间的障碍。
但是，在我国的农村，近年来却相继出现辍学潮，Rozelle在演讲中也提到，在他参加调研的初中，只有47%的学生希望升入高中。
发生了什么？
从理论上来讲，在城乡存在高度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教育对于农村学生的意义更为重大。他们不仅要通过教育填补与上层阶层后代的先天因素差异带来的鸿沟，更要在学校教育中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以获得“比较优势”来争取相应的职业，改变从父辈继承来的底层地位。
但不仅小学辍学率逐年升高，在升入初中的农村学生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在毕业后甚至是初中阶段便选择了辍学。这当中虽有农村生活逐步富裕，使农村学生失去了求学上进心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城乡二元化加剧了教育不公平，才是读书无用论大量盛行的根本原因。
首先，城乡二元化的教育体制与城市中心的教育资源投入模式，使得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本进一步升高。现行的《义务教育法》虽然确定了均衡发展的原则，但在经费投入上，城乡政策依然有所不同。
例如第四十四条规定：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重城轻乡”的制度客观上加剧了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化和失衡。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地区，而最需要扶持的广大农村地区得到的资源却远远不足，最终加剧了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在这样的状况下，大量的农村家长认为学校教育会使其家庭越来越贫穷，因为孩子不仅不能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而且还要为他额外付出学费、生活费等，毕业后也不能赚大钱，因此可能会选择让孩子放弃读书。
▲ 就算农村孩子随着父母到了城市，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还是会面临各种问题。图为2017年7月13日，某市一打工子弟学校，工人正在用砖块把学校的大门砌上。 © 冰点周刊
其次，城乡间长期资源不平等，使农村的教育水平不断下降。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与城市相比，农村教师负担的学生数量都要多于城市教师。师资匮乏的农村学校，老师更是身兼数职，甚至跨年级教学。
一般来说，师生比越高，每个学生接受教师辅导、与教师交流的时间与机会就越少。同时，每个教师对应的学生就越多，负担也会越重，相应教学质量也随之下降。因为待遇的差距，城乡两地的师资质量也呈现巨大的两极分化。
尽管上大学是人们的普遍愿望，但农村家庭的学生和家长同时认识到，“上大学”并非易事，甚至上了大学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因此，便有家庭从实际出发，在读完初中之后选择成为技术工人或农民。
最后，由于前期种种城乡教育不公平的累积，在高等教育入学阶段被淘汰掉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即使高等教育入学率升高，他们也不能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近年来盛行的超级中学现象，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两极分化，使得更多农村学生在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
▌妈妈回家照顾孩子，爸爸去哪了？
在Rozelle的演讲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提出解决方案时，完全将抚养儿童的责任归咎于母亲身上，并且提出让妈妈留在农村，教育孩子。那么教育与照顾孩子一定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吗？“丧偶式”的育儿方式能够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吗？
在传统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年代里，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在夫妻之间有明确分工，男性主要从事体力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女性一般承担相对清闲的家务劳动。隐藏在“男耕女织”的和谐家庭劳动画面背后的，是社会非正式制度对劳动性别分工的固化安排，带有浓厚的男权色彩，与之相伴的是对两性劳动价值的不同认定，及夫妻双方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不同位置。
两种性别原本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在劳动性别分工的固化安排下，男女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上，还渗透到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于是男性在家庭中有着绝对强势的地位，女性的发展空间被遏制，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以外。两性间的差异被人为拉大。
▲ 吴飞教授曾在华北地区做过关于“农村自杀”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性别不平等的农村社会，女性会以自杀来获得“道德资本”，但遭遇不公时，“‘豁出去’就是把性命当筹码拼一把，如果赢了，就在家庭政治中占了一次上风；如果输了，毕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随着经济发展，有研究（Paul Yip; Jing Jun 等）指出，女性可以选择外出打工，摆脱来自农村社会的压力、失败的婚姻、邻里或婆媳纷扰等，因此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大大降低。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呼吁使得这样的固化安排越来越受到挑战。但是，正如其他的文化现象一样，文化的发展常常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要求同时承担社会的生产和家务劳动两个职能，形成新的压迫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呼吁女性回归家庭教育孩子，却无视男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不仅无助于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反而会产生由于女性在家庭的地位进一步弱化所导致的诸如家庭暴力频发、婚姻关系破裂和家庭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丧偶式的育儿方式、父母双方中的一方的缺席，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生育即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社会化养育职能的缺失，会导致大部分新出生的孩子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阶级固化现象；长此以往，才是使得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严重下降的真正原因。
在“让妈妈留在农村，让她教她的孩子”的方案中，无视社会应该承担的抚养职能，而将责任(包括生育、抚养、教育)推给家庭，不仅与家务劳动日益社会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同时，由于社会对生育和抚养的补偿已远远不足以补贴生育者的付出，人口的数量只会出现进一步下降。在这个意义上，Rozelle的方案不仅仅是退步的，更象征着更严重的剥削。
▌我们可以并应该做什么？
正如上文所述，“63%的农村孩子没上高中”不是教育不够带来的结果，而是教育没有、也根本不能回答的问题。
即使如某些论者所述，早教对幼儿的智力发展有所帮助(这个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环境因素仍然存疑)，但将解决方案寄望于0-3岁的早教，除了平添广大城市中产家庭的恐慌，坚定他们决不让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执念，进而养活一大波早教机构之外，对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儿童亟待改善的生活环境起不到丁点作用。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无非是城乡二元化下农村教育资源极其匮乏、教育水平落后、经济发展欠缺和社会抛弃社会化养育职能的一个集中的体现而已。
但最终，解决农村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不能仅仅加强家长的营养知识，还需要提高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仅仅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也需要发展农村经济、改变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解决农村学生高辍学率，低学历的问题，不仅仅要将眼光放在教育的内容与水平之上，而且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资源分配格局，促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与抚养职能的社会化……
我非常倾佩Rozelle和他的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心中国的——尤其是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无论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和建议，这都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农村教育要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公平又要走向何方。
Rozelle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只是我们未必需要用他的答案回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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