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美国学者罗斯高(Scott Rozelle)的演讲稿《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一出即得到高度关注。他的数据被质疑，社会经济发展观被挑战，而提出的“要外出打工的母亲回到家中”这一解决方案更是引来争议。
然而，连日来，读者还是不吝把赞美送给罗斯高。
我和你一样困惑，罗斯高做对了什么？
罗斯高和他的中国合作同事组成的团队，近十年来都在开展一系列关涉农村儿童发展的研究，并设计干预实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跟其他学者不同，罗斯高做的是干预研究。
这里说的干预研究，不是指他具体做法中的干预——将儿童随机分组，实验组和参照组，其中实验组的儿童被改变营养状况；再来比较两组儿童的智商差异，由此评价营养水平在何种程度影响学习表现——而是指走出书斋，到真实世界中改变真实世界，不单是描述它、解释它。
干预研究是一项行动，是一场冒险。它挑战的，是一种现今占据上风的学科专业主义。
你可能会说，作为学者参与实践向社会服务，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何来奇怪？但还真不是。
▲ 秦巴山区一处村庄的养育中心，“罗斯高深得‘民心’，妈妈和孩子们都喜欢这个‘美国爷爷’”。 © 黄姝伦 / 财新网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生，或许都有这样一个记忆，如果你说学习一门专业是服务和改变社会，是践行“家国情怀”，很可能会被嘲笑。因为其他同学会认为你的专业尚未入门。他们会说，社会科学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世界，而即便有干预，也不过是实验研究中的实验组干预，确定变量及其因果关系，目的还是服务于解释。到此便停下脚步。
这便是刚才说的一种学科专业主义。它常让人想起学科之间的壁垒，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面，即：（1）退回书斋，独立于世，研究者将私人观念隐藏，保持价值无涉或中立，与外面现实世界打交道只限于实证材料收集中的观察和调查。（2）研究问题往往落脚于解释一起事件、一种现象或一个群体，怎样被政治经济文化等宏大环境影响。“以小见大”的因果演绎逻辑，是它们的标杆。
这样做的初衷，是拒绝个人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研究过程。
二十世纪的德国思想大家韦伯(Max Weber)阐释的“价值中立”，是说材料收集、筛选、综合、分析和结论等过程，都要严格由事实和逻辑决定，绝不能根据利益需要自由裁剪和演绎。韦伯很清楚，欧洲史上被意识形态捆绑的研究和课堂，是怎样误导大众和学生的。
然而韦伯只说研究过程要坚持价值无涉，至于研究选题、方法和公布范围(学术期刊、公共演讲或新闻媒体)等都不可避免带有个人偏好，即价值有涉，而他自己便有第二个身份即政治家。卓越的思想家，审慎的政治家，两种职业经验让他更清楚学术和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职志”(Beruf)。历史学家蒙森(Wolfgang Mommsen)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中就向读者呈现了韦伯在两者之间的紧张。
但现实是一场误读和意外。“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中演变成，既指研究过程，也指研究者与现实保持绝对距离，向学科专业主义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说辞。
同样提供正当性说辞的，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还有结构主义。尤其是兴起于美国战后的“结构功能主义”。他们无比相信外在结构的力量，同结构相对应的个体“行动”只能被影响。
被扩大化的“价值中立”和“结构(功能)主义”两者主导的研究结果是，研究者谨小慎微地守在学科专业内，安全地研究着因果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他们的自变量，事件、现象或群体(行动)是因变量，而自变量决定性影响着因变量。
或许研究者都会承认“结构”和“行动”两者互构即相互影响，但这样的庸俗辩证法可能只是正确的“废话”。现实的情况是，结构决定说占绝对上风。
二十世纪末，前苏联退出历史，冷战结束，宣告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竞争得到缓和。意识形态影响学术研究的担心，平静了下来，学科专业主义旋即统领天下，影响至今，而这恰恰是中国向世界学习看见的最大“道统”，浩浩荡荡广及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于是，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内，“幕僚人才”或热衷于提政策建议的做法，都不受欢迎。同行往往质疑他们的专业性。
但于欧洲和美国而言，其实还有另一支“道统”。滥觞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Joel Migdal)是目睹了行动如何改变结构的一代学者。他在《社会中的国家》中回忆学生时期，曾经深信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即国家垄断权威和暴力，但二十世纪六七十代发生的黑人平权、女性权利、环保和动物权利等新兴社会运动，让他见证了个人和群体同样具有暴力且能影响国家的建制。
▲ 1965年8月6日，《选举法案》签署仪式上，总统约翰逊与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选举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机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片的法案，其禁止了在投票过程中的种族歧视”。 © Yoichi Robert Okamoto / LBJ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Alain Touraine)更为直接。他书写《行动者归来》即要宣告“行动者”改变结构的时刻到来。行动者是谁？是每个社会成员，他们都拥有改变自己和社会的权利与能力。
图海纳是社会学出身，他不满足于做描述和解释研究，提出“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倡导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精神参与社会的改造，即干预社会。声望更隆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同是这一研究取向的践行者。
干预研究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甚至可以说，近代专业主义诞生前的学者都在直接干预社会。马克思(Karl Marx)生活的十九世纪是最后也是最辉煌的时期，见证它的，是流传至今的那句“哲学家是以不同方式去解释世界，问题在改变世界。”
学科专业主义诞生时即怀疑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很可能给干预的对象带来风险。同自然科学的实验不一样，研究者干预的社会实验，造成的伤害将不可逆。
但遗憾的是，晚来的学科专业主义矫枉过正，现今已走得过远。将研究者封闭起来的做法，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变迁中的社会，将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有人吐槽说，研究者蜷缩在自己狭隘的“小九九”领域内而不关心真实世界。按照社会学家沈原的说法，中国社会正在呼吁一种根植于实践的干预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的一些干预研究在重新起来，推动着社会的改变。而乡村最受关注。
要知道，即便在时下，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学者也不少。往前回溯百年，知识分子自主参与的乡村建设，也只在共和国“前三十年”集体主义时期中断过。
▲ 位于北京海淀区温泉镇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培训基地，围墙上写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过有意思生活，走理想之路！” © 3nong.org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纸上谈兵”，一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两者都在指向读书人，笑其不懂现实运行逻辑的复杂性，偏爱指点江山，幼稚且可笑。干预研究能否用专业精神克服这些说法？
但现在看来，这些很可能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是：干预研究可以插手何种领域？是否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和生活经验？干预到何种程度？等等。就目前来看，这些问题非常模糊。研究者都声称自己是客观的，是进步的，但有的往往用“三农专家”的名义来“拯救”乡村。
将信教的农民粗鲁地定义为“被洗脑”的愚蠢，而不考察他们追求信仰背后的需求空白，是不是缺乏专业精神？用“维稳”的思路来建言治理乡村，是不是不尊重他们的诉求？通过工程来设计乡村的建设，整齐划一地改造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过于自信？
这些问题很难界定和厘清，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选择一门学科，只是为了志趣，而古中国所谓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治天下”是一厢情愿。结果退而回到书斋。
绝不是说都要走出书斋，而是说，退回和走出书斋两者都需要，因为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唯一的选择。
倒是政治学家任剑涛的《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启发了“干预研究”的方向。他的目的是，探讨怎样在国家、社会、市场和个人等要素之间界定“公共”。而公共，在我看来，恰恰是干预研究的领域。
▲ 2017年6月，距河南辉县县城50公里的西平罗乡，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和社区大学的学员们一起交流。2014年，孙庆忠和时任“川中幼儿园”园长张青娥共同推动创办了川中社区大学，目的在于“带动乡村幼儿教师参与培育乡村文化”。 © 河南教师
简言之，这一领域关涉的是，追求幸福和尊严的，且是最基本的被最广泛认同的权利，包括福利、教育、收入和健康等等，而并不包括研究者浪漫主义的乡村改造想象。做干预研究的学者，显然需要更扎实的专业精神，更审慎的现实行动能力。
抚今追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于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干预研究，同十九世纪不同，同十八世纪乃至更早时候都不同。数经波折和洗礼，尽管按流行标准，践行者中以新左翼居多，但我认为这样的划分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因为现实是干预研究身上的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都已变淡。更何况，已经垫上了一层厚厚的专业主义和精神保驾护航。
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国，需要走出书斋的学者，他们不限于做描述和解释，而是直面现实的困境和难题，投身于真实世界的干预研究。当下已有不少学者加入其中，包括罗斯高在内，但更重要的前提是厘清干预研究的范围和程度。罗斯高不做冷漠的旁观者，是被称赞一面，而他以专业的角度关注乡村儿童教育，对什么是需要且可以干预的公共领域有着审慎的把握，是被称赞的另一面。少了其中一面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