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公众认知，家族基金会需要变得更加开放。
老牛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雷永胜
说到家族基金会，好像总给人以刻板印象，觉得家族基金会是草根的、传统的、视野不开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家族基金会更应该让自己变得开放，走向国际化。
牛根生先生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的人，他做“蒙牛”时就想把牛奶卖到全世界，后来蒙牛成功进入香港、澳门地区以及蒙古、美国和东南亚等国。要把产品卖到全世界可能有一定难度，但是要把钱花到全世界，或者用我们的钱把世界上的钱整合过来，却相对容易些，这可以说是个“资本战略”。
牛根生先生最早在2003年提出，“希望公司上市后将所持蒙牛公司的全部股份捐赠出来，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回馈社会。”当时基金会管理条例尚未出台，也没有任何其他法律依据，我们根据律师的意见只能先成立一个社团组织—“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再下设一个专项基金—“老牛专项基金”来做公益。
2007年，我们正式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登记注册了“老牛基金会”。此前国内没有家族基金会的提法，我们就到国外考察，走访了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英国查尔斯王子慈善基金会在内的欧美数十个家族或个人基金会，向他们“取经”。所以老牛基金会从成立时就考虑了国际化因素，可以说有着与生俱来的国际化“基因”，通过十几年的实践，也有了一些国际化的认识和感悟。
国际慈善是“民间外交”，国家其实是鼓励基金会走出国门的，但毕竟中国的基金会国际化尚在“初级阶段”，相应的政策环境还不成熟，比如资金的汇入汇出、境内外机构的设置等；另一方面，目前的社会环境也对基金会国际化造成一些困难，比如一部分社会舆论认为：中国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怎么能把钱拿到国外去解决别国的事情呢？
老牛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我认为比较成熟的家族基金会。一直以来，老牛基金会在国际化方面都是谨慎前行，我们在做项目之前，会尽量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
国际化过程中，需要考虑国家外交方面的方针、政策、策略等，尽可能保持民间和国家的一致性，做国家外交之下的民间补充。在此基础上，我们尽可能把国际化的项目做到中国，因为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相对较多。比如我们跟鲍尔森基金会合作开展的“中国湿地保护”项目，以及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的“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都落地中国。
从老牛基金会国际化的历程来看，我认为家族基金会国际化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慈善理念和文化要国际化。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和文化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有国际化的意识，这是最基本的。
其次，管理运作模式要国际化。比如慈善资产如何合理配置，保值增值如何控制风险，年度收入/支出如何适当配比，保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等，这些都要有国际化思维。
第三，慈善项目要国际化。项目怎么选择，是不是用最少的钱去撬动最大的资源、解决最具影响力的问题，是不是充分考虑了成本/收益的关系等。比如灾后重建，本来建一个结实的民房是最好的方案，你非要盖一个类似“别墅”的房子，算经济账我认为就是浪费。
第四，专业人才要国际化。 就是你的团队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技能。所有的国际化表现最终都是通过人来完成的，而语言又是国际化首当其冲的“工具”，所以我的团队里招聘大学生，首要条件就是英语要过关，最起码能够无障碍交流，能够处理一般性文件。在这方面我们目前还是有点薄弱，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五，我认为还要不断地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每年都要进行一些国际交流活动，包括出国考察、参加会议，以及邀请国外的基金会到访我会交流学习等。
截至目前，老牛基金会累计开展了17个国际项目，公益支出达8638万元人民币（不包括“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我们一直在现行体制及行业环境下尽力探索家族基金会国际化的更多可能性，也日益形成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
我们尽可能选择与国际上一流品牌的基金会合作，以及和业界普遍认可的、没有政治目的、没有其它非公益目的的基金会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尽可能双方共同出资、共同完成项目，以便建立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取得双赢。
为什么要选择一流品牌的基金会？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学到更多东西，同时也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品牌。项目合作的过程，既是一个达到慈善目的的过程，又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提高的过程。
老牛基金会从成立之初便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这十几年来，我们不断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同时也尽可能展示自己，在此过程中增进与国外基金会的互相了解。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重点聚焦，聚焦老牛基金会与对方基金会的共同关注点，比如和鲍尔森基金会合作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西藏做过保护湿地的项目，环保是老牛基金会和鲍尔森基金会共同关注的领域，所以双方合作“中国湿地保护”项目一拍即合。找到共同的关注点之后，双方便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讨论，签署合作协议，进入项目合作程序。
老牛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就很注重交流，但那时候主要是向国内“中字头”的大基金会学习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们有了一定的“资本”跟国外的基金会交流合作，也有很多值得国外基金会学习的地方。比如国外的基金会更多是一种流程性和系统性的工作方式，而我们会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做到非常严谨。
当然，在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主要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沟通成本会很大，项目推进的时间会放慢。同样的项目，我们自己在国内做，可能半年就完成了，如果跟国际团队合作，可能需要持续一年左右。对项目的重点理解也会有差别，对项目重点的把握理解上不一致，常常会出现分歧。
出现分歧怎么解决？最基本的一点，双方一定要互相尊重和信任。在这一前提下，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如果项目在国外，我们可能就以对方的意愿为主，如果项目在中国，那我们就希望更多以我们的意愿为主。
老牛基金会是牛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个起点，作为第一任秘书长，对家族慈善事业的开启是否精彩，是否有战略眼光，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安排等，都很重要。
我和牛根生先生在蒙牛共事时有一个并肩作战的过程，彼此非常坦诚相见，他对我放心，我对基金会上心，所以在老牛基金会的管理运营方面，他只会给出大方向和大思路，其他的都放手让我的团队去做。这对我的挑战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
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国际化家族基金会的“掌门”，也是我时常考虑的问题。首先，我认为要有“超常的”责任心。家族基金会的捐赠来源于一个家族的几乎全部财富，秘书长不仅要对基金会的“钱”负责任，还要对捐赠人整个“家族”的事业负责任。即不仅要考虑如何把钱花好，还要考虑如何把基金会一代代很好地传承下去。而基金会资产的配置、保值增值以及家族人才的培养和锻炼又是重中之重。
其次，要舍得付出，因为我选择的这个行业和工作类型就是一个付出型的。创始人把财富和事业都交给我了，同时，我的团队除了基金会的事务外，还会涉及一些家族事务，这就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付出，才能把工作做好。
第三，还要加强学习。以前我基本上隔一年去美国考察一次，在美国起码考察了四圈，每一圈都跟不同的基金会交流学习，有个人、社区、企业、家族等不同基金会，有上百年的老牌基金会，也有刚成立的新型基金会。前不久又去欧洲考察了一圈，包括一些国王基金会、跨国大企业基金会、信托基金会等，同样收获非常大。同时在国内也积极参加一些学习研讨会、专题演讲会，利用双休日挤出时间上了中国公益研究院EMP课程等。
通过老牛基金会国际化的过程，我们也展示了中国家族基金会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富人家族是如何看待财富、如何对社会承担责任的风貌。这些都让我们的视野和心胸更加宽广。
牛根生先生不仅用其国际化战略主导基金会的发展，同时也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利用其个人品牌、影响力等国际交流方面的便利条件，作为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副会长、中国公益慈善国际化典型代表之一，助推着我国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国际化的不断提升。
家族基金会国际化的好处显而易见。从老牛基金会的角度，我们积极倡导，努力推动，让更多的家族基金会走上国际舞台。（整理：谢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