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根据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在“第二届全国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社会服务创新”主旨发言整理而来。
李 涛
“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国家智库专家、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新京报第十届“十大感动社区人物”，民政部全国首批社会工作领军人才。他于1996年担任媒体记者时参与社会公益，2003年发起成立国内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协作者”，致力于赋权流动人口，推动NGO与政府、企业、学界的跨界合作。
协作者成立于2003年，其愿景是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和融合，并在此过程中总结提炼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建设经验，带动行业的发展。我们认为，流动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不仅包括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还包括城市之间的流动，而农民工是社会开放后流动在最前面的人，是替我们承受苦难的人，在该群体身上的任何服务创新和治理突破，都会惠及每一个中国人。
现在谈论农民工及其子女的问题，有些不识时务，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且在疏解人口的大环境下，显得特别尴尬。这个群体依然是亦农亦工，非城非乡，他们，连同他们的子女，成为“被悬挂起来的人”。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办，社会工作服务流动儿童是什么？今天，我想从这四个基本问题来谈谈我的看法。
怎 么 了
我199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记者，采访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农民工群体，之后，我的关注点一直在这个群体身上，探索“为什么”和“怎么了”的问题。当时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开展了一系列质量非常高的课题研究工作，很好的回答了“怎么了”和“为什么”。进入2003年后，学界逐渐不再关注这个问题，我问过当年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不再关注农民工问题了，他说，这个群体研究来研究去就是那些问题，原因也很清楚，现在重要的是怎么办，这不是学者可以做的事情。
2003年，我决定离开媒体，去探索“怎么办”的问题，我在中国妇女报发表的最后一组系列报道就是农民工生存发展状况系列调查报告，我还记得其中一段话是“人口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均出现的必然现象。农民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面上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现有社会体制滞后于全新的经济体制的结果。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办？”
转眼之间14年过去了，这14年来，我创办了协作者投身社会工作，和团队同事们一起探索“怎么办”，逐渐的搞明白“是什么”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看看“怎么了”，即发生了什么。
从1984年国务院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开始，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已经34年了，1989年第一次非农化转移浪潮以单身打工青年为主，当时的目的就是就业，政府关注的是“有序就业”，每年春节前后国务院都会发文件，要求各输出地政府做好劝导工作，不要让农民工盲目向珠三角流动，因为珠三角不堪重负了。当年的政府关注的是“盲流”问题，完全没想到未来会出现“民工荒”问题。
当时以堵为主导的“有序流动”工作既有筑巢引凤、腾笼换鸟等所谓鼓励返乡创业措施，也有强制性的收容遣送措施，还有今天死灰复燃的教育限人措施，甚至一直被流传到今天的所谓水资源决定人口论的“研究发现”其实都是10多年前提出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针对流动人口采取的堵截措施在历史上都上演了一轮，都没有什么实质效果。
而当时学界的预测是这批年轻人挣点钱，就回流到家乡，盖房子、置办嫁妆，结婚生孩子不会再出来了；然而，九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新一轮“民工潮”，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农民工迎来了流动人口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那一年温家宝总理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黑板上写下了“同在一片蓝天下”，让无数人热泪盈眶，给农民工及其子女以“国民待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
那一年，协作者一边开展服务一边开展行动研究，把北京50多个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都走遍了，还去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回来后出版了《农民工：流动在边缘》这本调查报告。调查发现，这些返乡结婚的农民工并没有留在农村，不仅回来了，而且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来的，这完全超出了学界的预测，这是真正的人口迁移行为，他们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就业挣钱，而是涵盖了就业、居住、教育、健康、安全和融入等所有关于人的需要。
2004年11月，协作者和经济日报一起在北京沙滩宾馆召开了“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与服务创新研讨会”，提出了农民工结构有变，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转变为家庭式迁移，并提出了“流动与融合”的解决策略。而流动儿童问题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深圳铁皮房学校、北京窝棚学校、菜地学校等打工子弟学校的被发现，而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关注，至今已经20多年了。那么，这20年多来流动儿童有什么变化？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数量至少翻了一倍，增加到3500多万了；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改变。
为 什 么
流动儿童的问题需要置于流动人口问题的范畴下来看，又可以拆分为三个主要问题：
1.人为什么而流动。这是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追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好好留在家里种地，非要进城打工？”当年，我听到一个四川打工妹在火车上的回答是：“不是我们要出来打工，是邓小平要我们出来的。”这是我听到的最理直气壮的一个回答，没有之一。说白了，不是农村人多地少的问题，而是有地也不种，传统农业破产了的事实。
2003年，我们对京粤青（青岛）三地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流动动机主要有两类：求生存，谋发展。实际上，人类的本质是流动，静态是相对的。流动的原因各式各样，包括灾难、战争、生计、创业、婚姻、家庭等各种原因产生的流动，既包括自主流动，甚至是网络时代流行的“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包括因为失地、拆迁、疾病和贫困而造成的被迫流动。无论哪种类型，流动的动机均呈现出追寻一个更加安全美好环境的愿望，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因此，流动是人的权利，流动是创新的基础，流动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
2.流动人口为什么是“弱势群体”，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流动人口的问题。当年我采访的第一个农民工是一位15岁的打工妹，给我深深的震撼，我问自己，李涛，你15岁敢一个人背井离乡，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家人吗？我的答案是：做不到。我由衷的敬佩农民工，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精英。因此，作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主体，流动人口的“弱势”是被建构出来的。
流动本身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流动的本质是不断被去权的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冲突，脱离了原有社区的保护，面对制度、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如何融入当地社区，有尊严地获得接纳，建立新的支持保护体系，这显然不是仅靠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即使是一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海外留学，要想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融入当地社会，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个市民都是孤立无助的”，这是托克维尔早在150多年前就说过的话。每个移民都需要来自家庭、社区和社会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你和我。
3.流动人口为什么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介入。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社会工作的历史，就会发现答案。19世纪中叶，工业化的启动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成为工人,人口的快速聚集产生了一系列的住房、健康和周期性失业等问题, 1869年英国成立的慈善组织会社的 “友好访问员”开始尝试以更为专业的方法介入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而美国则发起了促进社区各群体对话和融合互助的社区睦邻运动，两者构建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工作本来就是伴随工业化而萌芽、伴随城市化而兴起的，是人类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的专业自觉。经过100多年来的发展，针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流动人口问题，社会工作从理念、理论到方法技巧，为我们提供了系统的专业解决路径。
是 什 么
通常，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要求我们先回答“是什么”，才能“怎么办”；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是“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服务”，那么就需要我们先搞明白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社会工作在我国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国家在2006年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也不过才10年时间，如何将社会工作专业与我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则是通过实务工作者在“怎么办”的实践中推动的。我当年并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什么，是在解决怎么办的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的。所以，现实中，“怎么办”是优先于“是什么”的，即实践丰富了理论。
1.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选择。流动儿童的含义越来越模糊，流动儿童既有所有儿童的普遍性需求，也有因为流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特殊需求。如果说，农民工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各类问题在该群体身上的聚集性反映，那么流动儿童问题就是儿童保护长期缺失问题因为流动而在流动儿童群体上的放大。我把当前的流动儿童问题概括为“两难两差”，教育资源配置能力和城市治理能力低下，造成的上学难；由于生活和交往渠道的封闭性，以及自我排斥和社会排斥造成的融入难；由于父母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和缺乏亲职能力造成的成长陪伴差；由于福利缺失和专业服务缺失造成的身心健康差。这些都需要专业力量有针对性的及时介入。而社会工作服务以需求为导向，以通用过程模式为保障，由此克服传统儿童服务以行政为导向的弊端。
2.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原则。20年来，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流动儿童问题的关注焦点和解决策略基本局限在让流动儿童有学可上的均等教育层面，而忽略了流动儿童作为“儿童”的多元化的成长需要，这些需要包括健康与安全的需要，接纳和融入的需要，陪伴与爱的需要，自尊与发展自我的需要等等；这本来是每一个成人回归童年情景都可以同理的需要，遗憾的是，在成人视角下被严重忽视，同时，在成人视角为中心的政策和服务安排下，流动儿童极易在“被服务”“被关怀”中再一次被边缘化。而社会工作强调“服务对象利益最大化原则”，强调“案主自觉”，使“以儿童为中心”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技巧，由此突破传统服务以成人为中心的的局限。
3.以助人自助为理念的系统介入。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为流动儿童提供帮助时着重于增强流动儿童的权能，以对抗外在环境和优势群体的压迫。在系统理论看来，服务对象的问题是由其身心问题与环境问题共同造成的，因此助人过程必须将流动儿童放到其所在的系统之中去才能真正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则从发展因素、个人因素以及环境因素构建流动儿童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帮助流动儿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并重点帮助其学习如何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和利用社会支持网络。由此构成了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理念的系统介入体系。
怎 么 办
“是什么”的问题，是协作者在长达14年实践探索“怎么办”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完善的。
协作者的流动儿童服务模式有一个核心，就是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需求为导向，并不是说只考虑流动儿童，这是教条。而是要求社会工作者从通用过程的四个基本系统，服务对象系统，改变媒介系统，行动系统和目标系统进行全面的评估分析。要知道，儿童的成长和家庭、社区、公共服务部门，以及政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儿童服务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同时也要考虑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需要。当其他的利益与儿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则必须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利益应该是第一位的。
第二步，我们会在流动儿童相对集中的社区建立社区儿童之家，为流动儿童建立一个安全、健康和开放的服务环境。环境的设计同样需要儿童优先的专业视角，要知道系统理论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而贯穿环境建设的全过程，是儿童参与原则，即儿童有权利知道环境的规划，并参与到决定中，参与到布置和安排过程中。
接下来，我们会开展以促进儿童参与为中心，深入家庭、带动社区、影响社会的四位一体的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协助每一个孩子更好的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培育自我觉察和自我决定的能力；进而深入家庭，开展亲职教育，认识家庭角色，发展亲密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会进一步建立家庭互助系统，培育儿童认识社区、建立社区，培育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社区融合。在社会层面，社会工作者会协助儿童更好的认知社会，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扩大社会交往，提升社会表达能力，培育社会责任感，以实现让每个流动儿童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家人，最好的邻居和最好的公民。
而无论是儿童健康服务、权益保护、安全培训，还是社区照护，参与志愿服务、举办社区亲子开放日，都坚持以具体的服务为载体，在改善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同时，鼓励他们参与到服务设计和开展中来，探索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而社会工作者则扮演协助儿童发展自我、融入家庭、参与社区、改变社会的协作者。从而构建起以儿童为中心，“自我-家庭-社区-社会”四位一体的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事实上，当我们把流动儿童视为一无所知的缺乏教养的需要可怜需要教化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低自尊、低能力、强排斥的弱者。而当我们把他们看做是有改变的能力和意愿，有独特的智慧和认知的改变者、行动者的时候，他们真的就会成为有尊严的有行动的改变者。
14年来，我们培育了上千名流动儿童从求助者成长为助人者，他们在家庭关心父母，在学校帮助同学，在社区照护孤寡老人，在社会参与公益倡导活动，自尊有爱。最值得骄傲的是，1名从11岁开始接受协作者服务的流动儿童，后来慢慢培养成志愿者，去年正式入职协作者，成为一名公益组织的专职社会工作者，这就是助人自助的力量。
小 结
现在我们返回去，重新认识一下“是什么”的问题：
2.流动儿童社会工作的使命是通过服务消除因为制度、地域、文化和身份等差别造成的偏见和排斥，改善流动儿童的生存和发展质量，提升其参与的权能，建立儿童优先的安全、平等而自由的成长环境。
3.流动与融合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挑战。流动人口社会工作的发展，唯有立足于底层需求，踏踏实实的行动，进而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总结创新，才有可能应对挑战，成为保障和支持人类社会自由而美好地流动的专业。
儿童决定未来，流动儿童服务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怎么办”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去实践，去和流动儿童一起发现未知的自我。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农民工出现在深圳河畔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走出计划经济，还没有对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做好准备，那么历史曾经给了我们30多年的准备时间；今天，流动儿童教育与专业服务缺失造成的后果日渐显现，记得几年前媒体报道过珠三角出现的一批“砍手党”，都是从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十几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据老家村民反映，这批孩子逢年过节回到农村老家，孝敬老人守本分，而回到城市，不仅抢劫，而且砍断受害者的手筋，这哪叫抢劫，这是报复社会！让父母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更好的陪伴孩子，是解决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困境儿童问题的正确选项。
今天，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以户口定义的严格意义的“本地儿童”会越来越少，即使在北京，越来越多的“本地儿童”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同样陷入上学难和融入难的困境。
未来的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或者成为流动人口的邻居；人和人的差异永远存在，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尊重、接纳包容的社会文化却是可以建立的；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当前的流动儿童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能力和城市治理能力低下造成的，不能发展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专业服务力量，不能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成长环境，不能在童年时期培育起包容接纳和平等尊重的理念，那么，我们就会为未来埋下分裂的种子，就会在成年后的数亿群体身上投入百倍于童年时期的资源来做控制性、弥补性、治疗性服务。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我们今天走出的每一步都在决定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办，历史需要我们立即交出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