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程丽雯 赵敏
编辑/李显峰 宋建华
△ 丁宇的父亲涉毒犯罪正在服刑，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30年前，毒品像一场白色瘟疫在下马关镇蔓延。成群青壮年农民丢下锄头，挤上火车汽车去外面的世界“撞命”，最终身陷囹圄甚至被判极刑。
2011年的数据显示，宁夏同心县贩毒涉毒人员有1721名，被判有期徒刑的1382人，死刑234人。在同心县戒毒所，则人满为患，甚至一家几口人都在里面戒毒。下马关，则是同心县的“毒品重灾区”。
彭立生是下马关人，他从毒品泛滥的年代成长起来。11岁那年，父亲因贩毒被判死缓，此后，挨饿、辍学、端盘子、搬砖块、下煤矿，填写了他人生的前30年。相较体肤之苦，内心的创伤更是让他一度孤僻自卑到想要自杀。
而今，他是60多个涉毒“孤儿”的“哥哥”。“我想他们走出阴影，不要走我的老路。”2015年，“同心爱心救助协会”在彭立生的孤注一掷下创立。
△ 彭立生
没有微笑的脸
曾伟用食指在桌子四沿画着圈，眼睛望着窗外。偶尔，他会看看坐在身边的姐姐，但很快，又把目光投向远方。快两个小时过去了，红色球鞋把脚下的粉笔磨成了细粉，曾伟始终没有开口。
10月1日上午，和曾伟在一起的还有26个孩子，其中半数来自涉毒家庭。他们聚集在“同心爱心救助协会”，参加一天半的心理辅导课。
四年前，父亲因贩毒入狱后，五岁的曾伟把自己封闭了起来，长时间不说话。别人一接触到他，他会立马躲在姐姐身后。
坐在旁边的江武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他耷拉着两条腿，十指扣着鼻梁，整个脸庞的大部分埋在了掌心里。他紧紧盯着周边的人，但并不去接近，“感觉像有一个无形被我惹毛了的大人站在那里一样”。
中午时分，彭立生开放了隔壁的公益图书室，捐赠的书籍散落在架子上。《失落的一角》、《妈妈，我还是想你》、《目送》这样的书目被一一捡走，一个男孩则挑选了《小太阳的微笑》。
“他们脸上没有微笑，很孤僻、很自卑。”看着这些孩子，彭立生想起了自己的过往。父亲出事以后，他经常一个人一坐就是一下午。家中的贫穷压榨了最后一丝自尊，挨打的时候，他不敢还手，“打坏了没钱赔”。
黄米、腌白菜、黑面馍馍长期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14岁的彭立生辍了学，坐上班车去内蒙古打工。天飘着雪，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年正火，随他唱了一路。
“搬过砖块、下过煤矿、端过盘子、卖过保险......”相较体肤之苦，内心的创伤更是让他一度想到自杀，想甩也甩不开。直到救助了第一个孩子，一头扎进涉毒“孤儿”关爱事业的他，才觉得轻生的薄膜被捅开了一个口子。
协会成立两年来，有人说他对家人不管不顾，有人嘲讽他自己都活不下去，还有人怀疑他贪图善款.......协会里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身边的朋友大多都疏远了，能剩下的，从始至终坚持的只有5人。
他理解这些孩子多么渴望帮助，就像当年的自己。
“笑着活下去”，这是彭立生的微信名，他希望把这种态度浇灌到每一个孩子心里。
父母“消失了”
这些孩子觉得自己是“孤儿”，像地里的野草。
李青六岁那年，父亲因贩毒吸毒入狱，她懵懵懂懂，只知道再不能和爸爸打牌骑牛（骑在脖子上），用笤帚玩武侠战士的游戏。两年后，母亲贩毒被抓，被判15年。她找没人的地方，又大哭了一场，从此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回家后，她把妈妈买给自己的眉笔、眉粉、眼影砸了个粉碎，丢在炕里，一把火烧了。随之焚毁的还有跳舞和吹长笛的梦想，她觉得这辈子只能当一个普通的丫头了。
程斌的父亲被判了七年半。知道真相时，他七岁，距离父亲被捕已经过去了两年。
爸爸“突然消失”，他也没觉得多奇怪。有一次，邻居的孩子告诉他，父亲给了五角钱，他才想起来问，“爸爸去哪了”。
直到无意中看到法庭的传单，程斌才知道父亲入狱。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接受同学们的说三道四。好不容易习惯“没有父亲”以后，妈妈又因心肌梗塞离世。
母亲走的前两个月，程斌保持了放学回家喊妈妈的习惯，得到奶奶的应答后，他跑进屋子，一头闷在被子里面哭，哭到自己没了力气。
丁宇的父亲出门前没和家人打招呼，只看了儿子一眼。从此，最后的眼神和背影停留在五岁的记忆里。奶奶告诉他，等将来毕业，爸爸就回来了。他很想快点长高，让爸爸回来。
八岁的杨泽不知道父母的模样。两岁那年，父亲入狱后，母亲就离开了家。在他的认知里，“爸爸妈妈就是生我的人。”他愣了半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学校里，同学问他爸妈去哪了，“干活去了，”爷爷告诉他。
杨泽嘴边常挂着黄色的鼻涕，十个指头被啃到起皮。鞋子的粘扣带开了，打着卷，落满污渍，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脸洗脚了，爷爷时常忘记提醒他。
今年四月份，带他长大的奶奶因胃癌离世。“奶奶完了，家里就我和爷爷两个人。”他语调平静，仿佛不懂得什么是悲伤。
△ 父亲入狱，母亲改嫁，奶奶离世后，家里只剩8岁的杨泽和爷爷两个人
玻璃窗那边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父亲永远在玻璃窗那一边。
第一次看父亲的时候，刘伟五岁。由于个子不够高，他踮起脚，双手扒着，使劲伸长了脖子往里瞅。
曾欣去年看过一次父亲。知道爸爸出事，她说好像突然掉到一个好冷的地方，“心里凉飕飕的”。见到爸爸第一眼，瘦了，有皱纹了，她哭着说不出话来。
时间到时，声音消失了。爸爸把磨出茧的手贴在玻璃窗上，她的小手贴在另一边。最后，父女俩打着手语说再见。曾欣特别讨厌那块玻璃，“想拿铁锤把它打碎”。
对于孩子们而言，探监更多时候是奢侈的。路程远了，费用是一笔昂贵的支出，加上老人上了年纪，不敢带孩子出远门。有人一年见一次，有人好几年见一次，有人一次也没见过。
大部分时候，电话和信成为传递情感的方式。
监狱里打电话并不自由，孩子们会时常把这个事情惦记在心头。每当奶奶电话铃声响起，丁宇都会心头一紧，“会不会是爸爸打来的？”
有时候想父亲了，他会打开那个平日里锁起来的房间。发黄的白布罩着沙发，被子叠成了方块，整齐的房间在等人回来。丁宇小心拉开床头柜的屉子，里面有爸爸用过的台灯，写回家的信，“看到爸爸的字，就像看到了他”。
“爸爸你好不好？我好着呢。”这句话被刘玲用土话说了无数次，但她从来不会感到腻。最近奶奶的手机丢了，她愁坏了，去问手机的价格，“要好几百”。
王文接到电话，妈妈的第一句话是：“宝贝，妈妈想你了。”她随身挂着一个小熊，那是母亲节的时候，她买给妈妈的礼物。父母双双入狱以后，两周内她都持续做了同一个梦：自己和爸爸妈妈在公园里玩捉迷藏，出来以后再也寻找不见。
十几年前，彭立生和这些孩子一样，期待父亲的电话，把寄来的信翻成连接不起来的纸片。多年过去了，他对父亲的印象停留在电影《给爸爸的信》上，那是父子俩看过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最后一部。此后，每次看到主演李连杰，彭立生就会想起父亲。
知道孩子渴望这个东西，彭立生决定去各个部门跑动协调，带孩子集体去看一次父亲。今年6月20日，事情终于有了着落，他给父亲们准备了孩子精心排演的曲目。
玻璃消失后，丁宇坐在了爸爸的大腿上，“心跳加快了，暖暖的。”他仿佛是第一次感受到父亲。
“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是不落泪的。”临走的时候，一个奶奶把儿子全身上下都摸了一遍。
△奶奶离世，和爷爷生活的杨泽经常忘了洗脚，落灰的鞋子粘带打起了卷
两个“自己”
安排探监帮教活动后，协会又组织了“斋月慰问”，实现孩子们的“新年微心愿”：一个篮球，几本书籍......今年暑期，彭立生组织了一趟“北京之旅”，带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在所有项目中，彭立生将“禁毒教育”与“儿童心理辅导”作为核心。涉毒家庭里的孩童，多由单亲或隔辈亲属抚养长大，他们易形成自卑自闭，孤僻抑郁的性格。
在今年两期“儿童心灵成长营”活动中，心理老师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打开心结。
活动之前，李青把那个爱去商店买小零食、和小伙伴一起吃一起玩的活泼女孩关了起来，不相信任何人，经常一个人躲在家里。
她觉得身体里活着两个自己：在家里做“隐形人”，在外面做“铁人”。
学校里，同学骂她爸爸妈妈是贩毒的，她拿起墨水瓶子泼了对方一脸。有时周末，李青也会约架，骂女同学“贱婊子”，得了“李能打、李能骂”的绰号。“要么就不打，要么就狠狠地打“，学校里没人敢惹她。
11岁的年龄，她说自己能看懂《红楼梦》，最喜欢林黛玉。“和我一样，寄住在外奶奶家，遇事不往外说，一个人憋在心里。”三年，李青会把心里话写下来，十几个本子累成了厚厚的一沓。
程斌只有在母亲的坟头才会放声哭。每个星期五，他要去妈妈的坟头哭一场，袒露最真实的自己。
奶奶平日里劝导他，走出阴影，他耳朵淡，不爱听，闷着气往牛棚后的草墩里一坐，待到夜里十二点，叫谁也找不着。
次日出门上学，认识的邻里都告诉他，“你奶奶找你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到第五个人说的时候，眼泪再也绷不住了。
到学校，程斌也是一个人，别的同学说说笑笑，他也羡慕，但怎么也融入不了。
现在，程斌已经好了不少。他把彭立生当哥哥看，参加了三月份第一次心理辅导课，暑假又跟着协会去了北京。
他不想继续活在过去、活在悲伤里，把一门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希望将来离开下马关，到北京一样大的城市去。
△父母双双涉毒入狱后，刘玲帮助奶奶承担起做饭、洗锅、扫房子、打草等家务活
过早的成熟
平日里，这些孩子讨厌上下学，别的同学有父母接送；讨厌老师布置关于父母的命题作文，自己只能去作文书上抄一段，再对着他们的照片瞎编；讨厌开家长会的时候，到场的只能是爷爷奶奶或者舅舅小姨。
和别的孩子不同，他们必须过早地成熟。
曾欣第一次学做饭，是四岁的时候。学了好几年，调料还是摸不准，有时候放了好几勺盐和辣子，炒得半生的土豆又咸又辣，在嘴里嚼了又吐出来。
父亲被判十五年，母亲长时间在外打工，离开的时候没留下钱。她带着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在家，做的东西不能吃，就去小商店里赊方便面。1.5块一包，一天吃两次或一次，“每一种口味都吃过，最喜欢香辣的”。算下来，吃过的方便面不下200袋。
曾欣今年长成12岁，变成了一个做饭小能手。“炒菜的时候油要先热一会，做辣子需要把味精、芝麻撒上。”10块钱买一大袋土豆后，炒土豆、拌土豆成了家常菜，但她最拿手的是蛋炒饭，“又简单又好吃”。
刘玲也会经常做土豆，左手把着土豆的时候，刀片停在中间切下不去，就用双手压一压，有时候土豆会从刀口旁滑走，她只能把土豆丝切成小指一样粗。
除了做饭，洗锅、扫房子、打草喂羊都是她的活，刺篷草经常会扎在手背上，渗出血后，落满红色小点，“很痒，一抓就烂”。
最让她煎熬的是去别的同学家里写作业，老师布置的任务都在微信群里。同学的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在自己家写，她恨不能立马逃走，但到了下次，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家里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没有QQ，她在一个脱轨的世界里。
10月2日早晨，来协会之前，刘玲吃了辣子馍馍。中午开饭的时候，她放开了肚子，“好久没吃上这么好的了，有肉、有菜、有汤。”
下午，心理老师组织“穿越火线”的游戏，让孩子彼此信任、相互团结。刘玲玩得很欢，找回了丢失很久的笑容。
△江武的画。父亲因吸毒在戒毒所进进出出，江武觉得他和父亲之间有一道斑马线和一盏红绿灯
“恨死毒品了”
每个孩子都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他们痛恨毒品。
一个孩子说：“恨，恨死毒品了。”
王文每次上街，看到防毒禁毒的宣传牌，有种掉在河里被水死死围住的感觉，呼吸被堵住了。她低下头，让眼睛只盯着路面。
江武觉得毒品悔了自己的一生。父亲吸毒，母亲在两岁时离开了自己。
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在戒毒所里进进出出，数不清次数。
父亲犯瘾的时候，躺在床上眼泪、鼻涕哗哗流，，吐个没停，睡觉也不安稳。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被丢在黑黑的小屋子里，看着眼前的爸爸，大哭大喊。
10月2日晚上，心理老师为江武做了一次心理测试，让他画一个房子、人、树。江武在纸张中央画了一辆车，一道斑马线，一个红绿灯，把房子和人画在纸张边缘，小到不惹人注意。
14岁的江武觉得，在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一条线和一盏红绿灯。父亲节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任务是给爸爸洗脚，江武想做，但心里害怕，靠近父亲到一定的距离，心里的红灯就会亮起，只能停在那条线以外。
走路的时候，江武习惯把头抬得很高，背挺得直直的，别人说有“大哥”的风范，他听了，心情会飘起来，“很happy”。他想在自己身上彻底摆脱父亲的影子，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对于父亲，江武有害怕，有讨厌，也有依赖和爱。每次父亲被带去戒毒所，他会守在那儿三天，不吃不喝，“害怕爸爸离开我，爸爸是好爸爸。”
有时候江武也会觉得自己很矛盾，两种感情在脑子里打架。他经常梦见自己像一只蜘蛛，被一层一层网围在中央，然后吓着醒来。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自己像《失落的一角》里面的圆，缺了一角，去问小虫，去问大树，忍受冰雪，忍受日晒，寻找缺失的一角。但是永远不会有合适的角，去填补那个空缺。（文中涉毒“孤儿”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