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这一重大论断，标明了我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方位，也吹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向新目标奋进的嘹亮号角。
经济和社会变革有一种创造自身发展所需机构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人们陆续创造出了很多关于如何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点子和新方法来，其中一些最优秀的做法不是微博微信、共享单车等之类的社交软件和商业模式，而是全新的组织形式，在迅速发展后又助力经济和社会迈向新阶段。
有一种组织形式就有资格登上该名单，尽管它很少被与政府、企业等组织相提并论。但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频发的今天，它的作用却愈加突显。那就是基金会。
（一）
现代慈善基金会成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一批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首倡，影响了全世界。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中国才终于诞生了第一家基金会，直到2004年后《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基金会才呈蓬勃之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更是进入井喷时代，尽管其业务大多还停留在扶危济困的传统慈善阶段。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1911年创立卡内基基金会）
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很多人认为基金会只是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机制，不过是供企业或个人“献爱心”的工具。还有些人将其看作是为扶贫、教育、医疗事业等市场之外的领域提供支持的途径。
是的！扶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必需的。在这些领域，基金会不可或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基金会的巨大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改善和提高赋予其生命的正在加强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这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基金会能力独特，更加灵活、便利且具有针对性的优势显露无遗，因为它们从创设之初就尽可能自由和独立，其他各种机构都难以企及。
除了拥有自己的理事会和职员外，数量占比已超七成的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拥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大多不必像草根机构那样殚精竭虑地筹款，也不用像商业公司那样费尽心机地从消费者手中赚钱，也无需像政府那样循规蹈矩。它们有条件自由地从更广阔地视角来看待问题，为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更为长远的解决方案，哪怕只是播下一粒种子。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它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体系创新者，为社会问题提供系统化地解决方案。
过去，国内少有基金会利用此种条件和自由完成一些更为伟大的使命。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一些基金会能够突破社会的喧嚣，穿透现实，沉默、笃定地坚守着自身的价值和使命，让我们简要地了解两个基金会的案例，展望未来的可能性。
从刘晓光说起吧，他是首创集团的前任董事长。2003年，刘晓光到阿拉善地区，第一次意识到了环境恶化的严重性以保护环境的紧迫性，他跪地大哭，誓志改变生态。因此他创设了阿拉善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NGO的成长，打造企业家、NGO、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共同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该基金会的出现当时掀起了环保类基金会成立高潮，造就了日后一批知名的民间环保机构，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刘晓光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长）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国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些机构的能力却乏善可陈。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实施机构支持计划，先后开展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景行机构伙伴计划两个战略性资助项目，内容包括人才管理培训、资源管理、品牌建设等，在破解公益人才和资源瓶颈及良好公益行业环境的营造上贡献卓越。“我们要为赢得整个行业在社会的崇高地位和尊严而奋斗！”理事长徐永光说。
这些基金会的作用称得上是“基础性的”，引发了公益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如今那些被支持的草根机构都在推动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进步产生着重要作用。
（二）
是的，尽管有时候还是有人把基金会看作是企业家或个人的“赎罪”之举，甚至是持反感态度，但它们实际上却还是在改善和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出力不菲。
前进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活力，与40年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多数是好的。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曾减少，甚至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诸如绝对贫困、残疾、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老龄化、社区虚拟化等新的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呈上升趋势。比如，千万农村儿童及其成长需求和过去不一样了，贫困问题的性质也已然不同，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等等。
因此，阿拉善SEE基金会等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它们削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棱角，它们的努力也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力量。
然而总的来说，基金会拿出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似乎少得令人惊奇，考虑到我国现在已有6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达1187亿元（2015年末净资产），这难免让人有点失望。原因大概能够猜度，使命定位、政策环境、公众认知等方面都有掣肘。
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在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是十九大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方位作出的精辟概括和精准论断，也是在时隔36年之后，中央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的重大调整。
显然，“美好生活”涵盖的范围及层次远超过“物质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平衡”则既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也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既说明国际排名仍然靠后，同时，以创新驱动、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良好等标准衡量，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主要矛盾的两方面，都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领域，而是拓展到了社会发展的领域。而这恰恰是基金会最能施展的空间！
当然，与社会主要矛盾调整相对应的，基金会也需要做出改变！尤其需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使命作出新价值判断，也需要基金会思考在如何构建新的行业生态上作出努力。在2017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我们期待与会基金会能够有这样的思考。该年会将于11月22日~23日在成都举行，主题为“新价值 新生态”。
（三）
直到现在，还少有人知道，闻名遐迩的北京协和医院是100多年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的，总计投入超4800万美元。或许洛克菲勒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就此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这个同时打造了一个慈善王国的石油大王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之于人类的福祉。”
延续了这种致力于“人类的福祉”使命的基金会还有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过去17年来，该基金会不断投资于健康、农业、教育和其他行业，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盖茨基金会传达着这样的世界观：人类实际上要比以往做的更好。让我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为健康，生活的更加充实。
这才是基金会应该承担的真正使命！站在增进“人类的福祉”角度进行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促进社会进步、消除贫困、自由平等，它超越种族、文化和国家。
显然，中国基金会离这些伟大的基金会还十分遥远。但随着开始有数十亿乃至数百亿人民币资产的基金会的出现，这样的基金会的出现正在中国变得可能，比如致力于保护地球的北京何巧女公益基金会、启动全球青年领袖奖励计划的中科创公益基金会等。
现实却不容乐观！因为即使资金雄厚，使命和宗旨远大，中国基金会在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准上还离“伟大”二字甚远。其职业化远未形成，或依附于其主办机构，缺少独立；或管理和项目执行水平差,效果差强人意。
现代公益基金会制度作为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无疑会与公司制度的创新导引工业革命、实现全球财富增长一样，其创新也正在导引一场社会革命，让财富更加公平分配、世界变得更美好。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前，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面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对于中国的几千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而言，这将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机遇和空间。
如前所述，一些基金会负责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能再满足于只是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或者只是向一些机构简单地撒泼资金。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如何推动全球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而使社会更健康地运行。
不远的将来，我们期待，当人们开始谈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时，对这个国家来说，最值得骄傲的除了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外，还有更多致力于放眼全球的基金会。如果说曾经我们期待基金会能够创新性地提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则需要它们在增进人类福祉上做得更多——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基金会完全可以离“伟大”更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