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奇葩大会》上刘可乐关于躁郁症的分享走红，一件是已故导演胡迁作品《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获奖。
刘可乐在奇葩大会上
如果要说这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有什么联系，那就是抑郁情绪，胡迁生前所描述的身体及精神状态与抑郁症非常相似，根据《柳叶刀》在2002年时的研究，在中国，抑郁是自杀的最大成因。刘可乐为观众“科普”了躁郁症，但这“科普”得有点戏剧效果——就算在抑郁期，也不至于每天都想自杀，而且躁郁症的表现也不是真的无间断地“躁”和“郁”切换，其中个体差异很大。
当分享到了最后阶段，小编忍不住想起了这张图：
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你给了一个"five"
几乎可以肯定，刘可乐的分享不是给真正有躁郁症的人听的，而是给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打鸡血的。里面说到“躁郁症是一种标签”，又说不要忘记自己的力量，听上来是很鸡血，但问题是对于一个正处于抑郁期的人来说，这些鸡血有用吗？
事实上，真正的标签不是“躁郁症”本身，而是贴在“躁郁症”上面的“有病”、“发神经”、“好可怕”等等充满歧视的评价。其实，躁郁症患者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更容易被误解，TA们需要的是尊重、理解和包容差异，人与人相处不也本应如此？听完刘可乐的故事，小编觉得让她好起来的不是她发掘了自己内心的力量，而是找到了合适自己的医生和支持自己的男友。
下面分享一篇躁郁症高校学生的自述文，透过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来与大家分享，到底躁郁症患者真实的需求在哪里，作为TA们的同学、朋友、家人应该如何和躁郁症患者相处？
请你听一听：我和我的躁郁症
作者 | 卢梓淇
刚好，我也是一个患有躁郁症的人，直到现在都不能说已经痊愈了。每天我都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当TA们知道我的这一情况后，会有各种回应：
有的人是希望能帮助我，有的人是希望我能少为他们添麻烦，有的人则用所谓的“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着我。
无论是哪一类人，都有一些举动让我感到不舒服，对我造成冒犯，让我感受到不必要的压力，甚至恶化我的病情。这篇文章，我想来谈谈，在我这个躁郁症患者的眼中，什么样的举动是让我感到舒服的。
帮助的前提是尊重与理解
那些想要帮助我的人，往往对我的伤害是最深的。
TA们在并没有真正了解我的情况，擅自给出TA们认为可行的建议，并且希望我能在听了建议后立刻付诸行动，切切实实地“改善”病情。我的很多同学就属于这一类人。TA们给出的建议往往五花八门，有看韩剧，有放纵吃喝。
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例子，是我的现任班长。可能是出于班长所承担的关心班集体成员身体状况的责任吧，TA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看在TA貌似诚恳的份儿上，就具体说了些我面临的困难：我会无缘无故地失眠、食欲下降，而且对周遭事物提不起兴趣。
TA给出的建议特别有意思，TA认为我面对的困难太多，不要想着一下子全部解决，而应该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比如，我食欲莫名下降，我就只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睡眠不好，我就早点入睡，放空思绪。
我还没来得及询问TA事先是否了解过躁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TA又接着说我需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尤其是多晒太阳，这是TA的妈妈告诉TA的妙宗。在这场谈话中，我的态度从愿意交流，慢慢地就转变成防御、抵抗，甚至不耐烦，只想着快点结束。哪怕TA给的建议是真正有效的，我也不会再听得进去了。
与之相反的，是我的一个辅修应用心理学的同学。TA给的建议其实和那位班长所说的“多运动、多晒太阳”别无二致，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她在给了建议之后，补充了一点：“其实也没什么，不是想给你什么建议之类的，就是想关心一下你。如果觉得没什么用可以不用管哈哈~”
有了那位班长的经历，再加上那会儿我心情特别不好，这段谈话开始之前我已经有了明显的防御姿态了。但TA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反而舒畅了许多。
TA并没有想要硬塞给我什么东西，与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平等的姿态来对话。至少，TA明确地给了我选择不采纳其建议的权利， TA甚至表明了自己不是来给建议的。这种对话的方式，一下子就让我舒服了很多，哪怕我还没有采纳TA的“建议”，都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病情的改善。
当你想要帮助躁郁症患者时，最好是先了解躁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释放善意在别人那儿或许有用，但在躁郁症患者身上，如果不和平等尊重的姿态相结合，那往往就事与愿违了。
袖手旁观，就选择了墙
希望我能少为TA们添麻烦的人当中，最典型的人恐怕就是我爸爸了。
我出自单亲家庭，成年之前我的抚养权归我妈。但他俩离婚之后，也不能说是老死不相往来，很多时候出于孩子的联结，还是有不少来往。我奶奶则特别关心我，认为我是家族里难得培养出来的一个文化人，她对我算得上是寄予厚望。
我第一次发病是2014年的时候，那会儿奶奶十分关心我的情况，屡屡来我家探望。而我爸作为其儿子，貌似应该履行接送母亲往返的义务，再加上已经来到我家楼下，所以也会“形式地”上来我家问候两句。那年我的病情好转得比较快，奶奶需要来我家探视的次数也算不上多，因而他也就基本都跟着来了。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到了2016年11月，我第二次发病，而且比上一次持续时间长，病情更严重，我却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奶奶倒是常来，不过听她每次来的口吻，她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有人接送，有时候是自己坐公交车来我家和我说几句话的。偶尔是我爸接送，他也没有上来我家坐坐，问问我的情况，稍稍关心几句。
我想，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希望我能少为他添麻烦了吧？莫名其妙的情绪病拖着总不见好，自己老妈老是要看望和自己已经没多大关系的孙子，害得自己老是要接送。
当然了，我也没多把他当回事儿，只是看着奶奶如此，我不得不埋怨自己让老人家受累，却也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既是没有办法想让病情好转就好转，也是没有办法安排奶奶的往返接送，更是没有办法抵抗原生家庭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包括对病情的影响。
“抑郁症者‘出柜’”漫画，图片来源：BUZZFEED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在墙和鸡蛋之间，如果你选择了袖手旁观，你就已经选择了墙。其实在情感障碍这件事情上，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因情感障碍身陷囹圄，自己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要以为你这种行为对方看不到，也不要以为这对TA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联系总是普遍存在的。
世俗的标准，不都适用于TA们
更多的人是用所谓的“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着我，这自然让我十分苦恼。
躁郁症的特点是躁狂与抑郁并存，而我的情况是轻度的躁狂再加上明显的抑郁。明显的抑郁是很容易被感知、发现并诊断出来的，但轻度的躁狂更多时候会被患者和周边的人理解为“正常”状态甚至是“兴奋”状态。
这就很容易造成人们对躁郁症患者的误解。在我的大学里，老师在评估学生们平时成绩时很喜欢采用课堂展示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Presentation，简称Pre。
一个Pre往往会有一到两个主讲人，小组分工的时候再怎么进行严密、细致的分工，最后这个Pre的呈现效果好不好，责任都在主讲人身上。所以，在小组分工的时候，大家都对主讲人唯恐避之不及。
上学期一节电影艺术赏析课，同样需要小组展示。轮到我们那组的那一周，我之前几周一直病着，好不容易撑着去上几节课。在某节课上，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就在课上睡着了。但当我隐约听到课堂上谈论着我所感兴趣的性/别议题时，我立刻精神抖擞，举手向老师示意发言，在课堂上运用我所读到的性/别理论阐述情景案例，可以说是口若悬河了。
然而正是我的这一举动，让我的组员们不相信我不能够在几天后的电影课上做Pre的主讲人。TA们对我进行了各种隐/显性攻击，“你能够在别的课上口若悬河，在小组作业上就推卸责任，你难道不是只为个人利益着想吗？”；“你能够这么口若悬河，你好意思说你抑郁？你只是装出来的吧？”诸如此类的言论最终将我逼上梁山，而组员中的某些人，最后也因此与我交恶。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与之相反的，则是我这学期另外一个小组里的成员。这次的小组作业是要拍一个视频，我原本是要负责后期剪辑。但组员分工敲定不久，我的病情就恶化了，超过两个星期没有回学校上课，也没有和组员们联系。
后来我的情况稍有好转后，我陆续得知TA们已经把视频拍好了，甚至已经规划好要怎么剪辑，原本应该由我承担的剪辑工作已经分配给其他组员了。我挺不好意思的，虽说我看上去是有着正当理由而不参加小组合作，但到底我还是拖累了别人，这也会给我造成心理压力。
组长和我沟通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案，竟完美地解决了这一事情下的诸多矛盾：TA很体谅我的状况，因此免除了我在这一次小组作业中所需要承担的工作。而有另一个小组作业，是其他组员不太感兴趣，而我很感兴趣，同时又是在大约两个月之后才需要上交成果的，TA希望能由我来负责。
TA的这种做法一来让现在的我能够好好休养，二来能够让我承担起应当的义务，三来能让我发挥专长，四来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所能承担的特殊任务，实在是一石四鸟。和上学期的那个小组相比，这位组长与躁郁症患者的相处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世俗的“负责任”、“有始有终”、“一诺千金”的标准，在我身上并不能一直适用。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是我的病情导致了我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漠视TA人感受，不愿意与TA人联系，忽然人间蒸发。
我这么做，不仅仅会对TA人造成困扰，也会对我自身产生压力。所以可以的话，请不要用世俗的、“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我，那对我来说有时候是苛刻的。
最亲近的人，也可以是致命毒药
最后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那就是我妈。
关于我妈、我和我的躁郁症，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和反思了。我就选其中的几个特别经典的，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躁郁症患者身边最亲近的人，就一定是TA们避风港。
“精神病”在华语语境里很多时候和“神经病”没什么两样。在我的家乡，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所医院被建在了远离市区的地方，和癌症专科医院相靠。那时候人们认为癌症能够传染，癌症的死亡率又很高，所以就把癌症专科医院建在了如此偏僻的地方。这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
我妈在那个年代长大，受那些观念影响，认为那所精神病专科医院里的病人都是疯癫无状，流着口水，浑身脏兮兮的，衣衫不整，活脱脱一个发了疯的祥林嫂。
正因如此，她十分拒绝将我视作一个“病人”，尤其是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在她的眼里，一个考上了大学，品行优秀的儿子，怎么可能是发疯的祥林嫂呢？包括看病的时候也是如此。
她从来不带我去那所医院看病，只带我去家乡另一间三甲医院里的“心理咨询门诊”看病，因为这会让她觉得好受一些。这倒是其次，关键一点是，每逢我在大街上和她谈及我的病情、用药等等涉及到我这一精神障碍的话题时，她总是要求我立马住嘴。她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个病，因为她觉得“别人不理解”。
另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就更深了。她自己其实也有过抑郁症病史，但她只吃了三个月左右的药，后来停药后慢慢地就痊愈了。因此她觉得药物其实对病情恢复没多大作用。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我2014年第一次发病那会儿，看了医生之后，医生开了一个星期的药。我吃了两天，我妈看我吃了药后虽然睡眠有了大幅的改善，但目光呆滞，觉得这些药效力太强了，再加上她本来就不相信药物的作用，就决定停药，不再复诊了。当时正处于病情严重的状况，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是没办法改变她的这一决定的。虽然后来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算是缓过来了，但16年11月的复发，很可能就是因为14年那会儿我的病情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造成的。
可以这么说，这半年我和我妈曾因为很多类似的事情吵过无数次，而很明显吵架也是于病情无益的。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我到底是在和这个病本身作斗争，还是和我妈的一些自作主张、先入为主的观念作斗争？我妈可以说是十分爱我的，但她真的帮到了我了吗？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其实和躁郁症患者相处，与和其他别的人相处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躁郁症患者自身的特殊情况，注定了TA们更容易被误解。
其实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充斥着大量的误解呢？消除误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静下心来，走进对方的世界，用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曾经熟悉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