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原文标题《新“撤点并校”之争》
甘肃青年乡村教师陈昕（化名）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上课时的情形。教室里的氛围几乎和温度一样冷清，零零散散五六个学生，他问问题时，学生们不回答，只是盯着他看，“我不知道在给谁上课”。下了课，学生们没有雀跃的样子和要玩耍的意思，陈昕只能“命令”他们离开教室。
那是2013年，当时整个学校有40多个学生，现在则一共只剩8个。每年都有学生陆续转走，2016年，整个四年级都转空了。“本来就只有4个学生，转走了2个，另两个家长一看，剩2个还怎么学？”现在的8个学生里，有4个是因为家庭贫困无力转学，还有4个，家长筹划着等他们的弟弟妹妹上幼儿园时再一起带去镇里—村里没有幼儿园。
在乡村小规模学校与教学点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改革开放40年，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家长进城，学校撤并，学童离乡。仍然留在这些学校中的孩子与老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这个问题，马云非常关心。
1月21日，在三亚海棠湾举行的2017年“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礼即将举行之际，马云在午餐时间召集郭广昌、冯仑、史玉柱、李连杰、孙俪等80多位国内知名人士，探讨在中国贫困乡村进一步推动撤点并校计划，为乡村儿童建设软硬件过关的寄宿制学校。
在这场对媒体开放的午餐会上，马云罕见地使用了PPT，展示他的工作团队从全国各地采集的乡村孩子上学的照片，其中也包括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张“冰花男孩”。“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应该（读）走读制（学校），”马云望着那些照片，“中国必须大力推动寄宿制（学校）。”
A8新媒体集团董事长刘晓松是连续参加三届乡村教师颁奖的企业家，去年受到马云公益基金会启发，他在自己的家乡贵州做了两个“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刘晓松在午餐会上分享称，对贵州极贫地区的调研让他明白，这些地方可能并不缺校舍、物资，一些校舍硬件齐全，但因为没有学生而空置在那里——他们缺的是好的老师，但是在这些偏远地区，仅有一二十人的学校，没有老师愿意下去。
“我们研究过，500个学生的学校就可以建得非常有意思了，老师愿意去，各方面都能发挥作用。”马云描绘着他的设想，“周五用校车将孩子们送回家，周一早上再从村口把孩子送到学校。农村里的留守妇女通过培训成为生活管理员，照顾孩子们生活。学校规模大了，有几百个学生，教师也有积极性。”
马云鼓励现场的企业家为自己的家乡服务，参与当地（乡村学校）并校与建设校舍、捐助校车，“我们（马云公益基金会）负责标准制定、监督、落实，然后每年向公众汇报。”
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机构于2016年发布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农村小学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5.4公里，农村初中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17.5公里，很多农村学生每天上学往返要用去4～5个小时。
在马云看来，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条件堪忧，孩子们步行上学距离又过于遥远，进一步并校，建设条件良好、配备校车接送的寄宿制学校，并培训当地留守妇女成为合格的生活管理员，是最合理的方案。
“从我的经验来讲，100人以下的学校是办不好的。学校人数过少，一方面不能吸引优秀师资，另一方面学生也不能接受良好教学。”马云呼吁，学生规模在100人以内的乡村学校“原则上都应该裁撤合并”。
此言一出，立即在各个关注乡村教育的群体中激起了不同声音。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发文“怒怼”马云：“我想怼马云的，就是他的这一思路。这一思路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乡村儿童教育的现实情况。”
俞敏洪称，自己并不反对农村小学的合理撤并与兴办农村寄宿学校，但完善的校车设施在现在的财政体系状况下从未推广过，寄宿学校的条件也不忍直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表示，没有事实能证明寄宿制一定是乡村教育问题的解药。
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看来，对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说100人以下的学校就都要撤掉。“寄宿制学校只是提供一种选择。对于贫困的地方，政府做决断时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一个微信群里，几个乡村教师也为此“吵”了起来。一位教师不赞同马云的这一提议，他认为马云并不了解农村现实—如果一个学生从走读改为寄宿，住宿费加接送的花销，一个农村家庭一年可能要多花几千元，甚至“可能让部分家庭返贫”。
有着20年执教经历的乡村学校校长王强（化名）同意马云的观点。此前，有学生家长总问他，怎么不多招一些老师。他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村家长对教育的要求在提升，“他们去打工，也希望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学校”。
这可能是马云涉足乡村教育公益后争议最大的一次发言。没有人会质疑他对乡村教育的关心，然而，仅仅强调寄宿条件与接送机制的保障就重提“撤点并校”这个乡村教育领域的敏感词，让许多人担心从上世纪末就开始的“撤点并校”运动及其负面效应卷土重来。
一个乡村教师，坚守着课堂上最后几个无力转学的学生。在乡村小规模学校与教学点中，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改革开放四十年，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家长进城，学校撤并，学童离乡。
撤点并校之殇
1月底，歌路营针对是否同意马云提出的撤并学校计划这一话题向乡村校长老师们发放了调查问卷，短短一天内收到了259份回复。对“学生在100人以内的乡村学校，应该裁撤合并，同时推动寄宿制”表示不认同的校长与老师占51.4%；在非寄宿小规模学校的老师中，不认同裁撤的占63.2%。
尽管发生类似争论的场合、地点、方式随着时代发展一直在变化，但是自撤点并校政策开始实行以来，争议从未停息。
乡村学校的兴衰与中国运动式的学校布局调整关系甚密。建国后，中国的乡村学校先是经历了疯狂的运动式扩张，后又在运动式的裁撤中走向衰败。学者吉标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梳理：在“大跃进”与“文革”时期，为了完成“3年到5年时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中学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这一目标，乡村小学数量一度猛增，但这些学校提供的多是低质量教育。
因此，改革开放后，“撤点并校”成为各地调整学校布局的重心，一些不合格的村办小学和“戴帽初中”（指村办小学附设的初中班）陆续被裁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学龄人口和村庄数量逐年减少，农村中小学迎来了第一次自发的较大规模的布局调整。根据吉标、邬志辉等人梳理的统计数据，中国乡村小学的数量由1949年的11万所猛增至1976年的82万所，此后开始逐渐减少，1996年降为48万所，其中消失的多是生源少、维持困难的村办小学。
21世纪初，随着学龄人口下降和大规模城市化导致农村学生减少，国务院要求各地按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
依据人口变迁而进行学校布局调整，本来是教育管理的常态，但由于农村县级财政的压力，这逐渐演变为地方政府强力推动的“运动”，在落地过程中严重走样。虽然国家强调在“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但许多地方政府却将减少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益”作为优先目标。多项学者研究显示，这一运动过于推崇规模效益，导致农村学校的撤并规模远远超过实际需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全国共撤掉了22.94万所农村小学，削减了52.1％；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四分之一。这10年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大量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权益，导致“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的严重问题出现。由于实行寄宿，学生家庭的教育成本明显提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功效，而高质量的寄宿制学校未能随之出现；遥远的上学路途使得一部分学生不得不乘校车上下学，而由于财政因素等多方面原因，完善的校车接送制度也并未诞生，事故频发。
2011年11月，甘肃庆阳发生导致18名儿童死亡的严重校车事故，拉响了警报。次年，国家审计署对西部地区270个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初中、小学服务半径分别平均达到14.35公里和6.09公里，导致安全隐患和小学生辍学率大大增加。
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办好村小和教学点，解决学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该设置初中，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要设置村小或教学点”“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2015年11月，国务院颁布《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要求“加快探索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并办好寄宿制学校，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大班额现象，保障当地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目前，教育部正组织研究制定关于统筹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文件，进一步明确加强农村小微学校建设的措施。2018年，教育部将印发《关于统筹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意见》。至此，可以说国家已经明确，乡村小规模学校与寄宿制学校各有长处，须同时存在。
2011年12月，江苏丰县首羡镇，几名放学的孩子正在改装过的三轮车后座做功课。当地校车停运后，孩子们几乎都由家长用三轮车接送。
校车校舍难题
尽管撤点并校政策引发了广泛的复杂后果，但当前我国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确实普遍存在“小而弱”的问题，大部分维持着低水平办学，无法留住老师，也无法满足乡村家长对教学质量日益增高的要求。马云想要尝试去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事实上，乡村学校数量从50多万到20多万，能撤的其实已经撤得差不多了，一个民间基金会，也没有行政权力去撤并学校。马云可能只是想表达与尝试，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更有利于吸引人才，提升教学和管理水平，也更适合寄宿。
马云喜欢电影《阿甘正传》里面家长送孩子坐上干净漂亮的黄色校车的场景。重提撤点并校，他强调提升寄宿条件、配备合格校车、培训生活管理员。“这整套寄宿学校的机制，在欧美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应该带进来。”马云认为，之前政府做并校不成功，是因为“原来路途实在太复杂，而现在高速公路基本上都通”。
2003年，根据中央“三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交通部党组提出“修好农村路，服务城镇化，让农民兄弟走上沥青路和水泥路”的发展目标，启动了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村公路建设。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12月发表的《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截至2015年底，农村公路里程达到398.06万公里，通达99.9%的乡镇和99.8%的建制村。
然而，乡村小规模学校出现的原因，如邬志辉所言，是由于“我国地域广袤、环境复杂，许多农村地处偏远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平原地区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但一些深山老林还不具备校车安全快速行驶的道路条件。
此外，许多熟悉校车制度的专家都曾表示，建立完备的校车制度是一项颇为昂贵的工程，合格校车的购置、后期的运营维护、司机等人员的聘用，加在一起是一笔很庞大的开销。对于校车工程的开支，中央政府层面亦有估量。2011年曾有数据指出，按照中国有1.5亿义务教育中小学生计算，如果都乘坐校车，至少需150万辆，教育部测算需要4600亿元。这笔开销显然无法由企业家全部买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乡村教育的落后是全方位的，改善乡村教育，应该包括投入、政策、管理、教师等多个层次，这也是保障教育权利的应有之义。“如果改革只是触及某一个方面，缺乏一揽子的统筹规划，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马云强调的改善校舍条件、培训生活管理员这些提法事实上并不新鲜，之前也屡次被强调，然而撤点并校政策施行10年后的寄宿制学校里，条件仍然远谈不上良好，许多校舍条件极为恶劣。
“在一间50平米左右的旧教室腾出的宿舍里，摆了十几架尺寸不一的上下铺铁床，床铺相连形成类似大通铺，4个相连床位平时要睡8到10个孩子。新建的宿舍一般20多平米，放5到6架大约185cm×80cm的上下铺，多数宿舍一间睡18到24个孩子。同睡一床的两个孩子入学时一般会商量好，一个负责带垫褥，另一个则负责带被子。
“因为没有浴室或者浴室没有热水，很多孩子习惯了一周回家洗一次澡，不少孩子内衣裤也是一周一换，宿舍里自然‘别有一番风味’。许多宿舍楼内没有厕所，或者有厕所但因缺乏管理而经常无法正常使用，天冷的时候孩子们起夜时就会纠结，是憋着还是大老远去厕所？光秃秃的四壁缺少装饰物，很多宿舍连窗帘都没有，一些高年级女孩子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拉开门与墙形成一个三角，站到门后换衣服，窗外就看不到了。”
这是歌路营在其2015年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中描述的乡村寄宿制学校宿舍景象。尽管国家在2006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关于寄宿学校建设与管理的文件，但寄宿制学校环境依然不容乐观，也说明良好寄宿条件的建立并非易事。
歌路营指出，这样的事实也在提醒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以“效率”和“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的“撤点并校”工作尚未达到最初的设想。在寄宿制学校中，教育不再是每天7节课的内容，而是24小时如何度过。如何科学地分配学生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发展。大多寄宿制学校课时数超出平均，老师的课已经很多，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再组织孩子课外活动，也由于安全原因、条件所限、清洁原因压缩课外活动，如此一来信息刺激过少，不利于孩子大脑的发展、人际沟通技能的培养与学习的改善。
硬件的提升尚且不容乐观，软件的填补则更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寄宿制学校与校车接送制度是不是乡村教育难题的解药？人们欣赏马云的担当，但大多认为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至少不可“一刀切”。
在湘西凤凰县的州特困村岔河村，隆九金是村里唯一一所小学里的唯一一名老师。所有的课程（语、数、音、体、美）均由他一个人完成，一个班上课的时候，其他班的孩子就自己写作业；下课后，若天气不好，隆老师还会护送住在河对岸山里的孩子们回家，翻山越岭，风雨无阻。45岁的隆九金已经这样过了整整27年。2018年1月，他获得第三届“马云乡村教师奖”。
办好每一种学校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少于3个班级的小规模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0%，大多实行复式教学或混龄教学，法国、秘鲁、泰国、老挝等国的小规模学校数量都占有较大比例；美国尽管城镇化率达到85％，但依然有2.2万所教学点，约占全美小学总数的1/3。可见，由于地理环境、人居因素，农村小规模学校不可能被消灭，作为一种教育形态将会长期存在。
俞敏洪回忆，他曾就读的小学就是一所不足百人的小学校，然而，教师的知识和眼界带给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好奇和梦想。“问题不是出在学校大小，而是出在这样的小学校留不住好老师，因此也就教不好学生。”在俞敏洪看来，对于这样的农村小学，不应撤并，而是应努力提升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给老师更好的待遇。
邬志辉也认为，“撤并和寄宿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提高学校的软硬实力才是明智之举。”他说，我国许多农村地处偏远山区，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前提下，保留并建设好一定数量的教学点，有助于农村儿童就近入学、控辍保学；此外，年龄太小的孩子寄宿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也会给老师增加极大的工作负担，何况学校代替不了家庭，老师也代替不了父母。
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小规模学校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农村学校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学习书本知识的地方，同样也是传承乡土文化的场所。小规模学校与社区、家庭关系密切，有利于实行生活化、乡土化、社区化的教育，使学校成为农村的文化中心。
对于马云的提法，邬志辉也有这个担忧：“如果再撤校，家长都进城了，谁来种地？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怎么实现？”
邬志辉曾经遇到一个家庭，一个9岁的男孩，奶奶很早就去世了，爸爸出车祸死亡后，妈妈离开了，小男孩和瘫痪在床的爷爷相依为命。如果孩子到二三十公里之外的寄宿学校上学，爷爷的日常生活将无人照管。
邬志辉指出，导致农村学生变少有多种因素：其一是城镇化的加剧；其二是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大，为了不耽误孩子，家长被迫才进城。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如果农村教育质量好，有54%的受调查村民表示愿意回到乡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与副院长熊丙奇都认为，伴随城市化进程与学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学校布局并非不可调整，但坚决要杜绝的是“一刀切”。杨东平曾经强调，即使那些必须撤并的学校，也一定要坚持“先建后撤”原则，遵循必要程序，妥善解决寄宿学生住宿、就餐和上下学交通等问题并获得村民同意后才可实施。
熊丙奇表示，乡村教育现在的困境并非选择寄宿制学校还是小规模学校的问题，而是没有办好这两种学校的问题。
“我国乡村地区之前的撤点并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村民的意见得不到充分表达。而且，在对乡村学校进行撤并时，没有考虑撤并后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班额、寄宿条件），而只顾把学生‘塞进去’就完了。”
在熊丙奇看来，如何选择乡村学校办学模式，最重要的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村民。并且最终，要让所有乡村寄宿学校都有好的寄宿条件，给孩子们好的寄宿教育和寄宿生活，仅靠社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就如面向贫困地区孩子的营养改善计划一样，之前由社会公益机构在少数地区推进，后来成为国家行动。
当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人们对他的期待，已经不只是帮助一个人、一个村甚至一个县。然而，教育终究首先是政府的责任，要解决“冰花男孩”背后几千万乡村孩子的教育问题，最终还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来兜底。
国家层面对规范撤点并校、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已有明确规定，并纳入了教育脱贫攻坚计划。民间力量能做的，或许主要是对政府行为的配套服务和查漏补缺，并为农村教育服务探索标准，打造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