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我一直在社会企业和公益机构工作，出于对“授人以渔”的执着，我对社区营造工作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些疑问：
真的只要自下而上吗？
我们已经意识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但倾向于哪一方，本质上都有点二元对立。
真的只是“以人为本”吗？
如果只是以人为本，人类与地球及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难道要视而不见？
贫困地区的人真的是弱势吗？
在贫困地区，人与自然的连接更深，村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紧密，只要增强其自主性，不就更有优势了吗？
四川藏区的丹巴腊月村
今年年初，我有幸跟着泰国生态村建设的专家去四川藏区的丹巴腊月村。在当地我听到，牛因为吃了塑料垃圾死掉了，而这些牛是村民及其重要的生存资源。我还听到，隔壁村因为外来资本的入侵，村民开始懂得什么叫“贫困”，而出现向游客当街乞讨的行为。
我还在当地看到，一个完整的“食物森林”体系，而这个体系是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生态体系。此外，我听说某个村民要修建房子，所有人翻山越岭来帮忙。当地人那种团结互助的氛围，跟我的家乡闽南村庄中的凝聚力是如此相像而又不同。我开始思考，在当下这个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不断融合的时代，这些村子的内核精神将发挥多大的作用？
前期积累
我创办了一家社会企业Upbeing，带着学生做社会创新方面的社会化学习（项目式学习），并将部分营收用于推动生态社区的公益项目（生态协力社）。城乡共创是我很感兴趣的领域，城乡差异如此之大，城乡的居民可以如何共创呢？也许可以尝试半工半X，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参与自我发展的其他项目，甚至在过程中找到商机，而这个商机以不破坏经济、环境和社会为基本条件。
最开始，我们先找了一个很小的点——环保卫生巾，作为城乡共创议题的起点。以前做义工的时候，了解过印度的一块纯棉卫生巾，才意识到一般的卫生巾产品的危害和以及新的可能性。如何才能让卫生巾更符合追求低碳环保生活的人的需求？我们聚集了一些中外人士，让拥有不同文化和智慧的城市人，做了几种环保卫生巾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聚集起一些想做社会创新，既有技能也有社会公正意识的伙伴，打算做一个城乡共创的小平台，提供匹配技能和技能交换等功能，希望未来为贫困地区的人赋能。
随后，我带着Upbeing团队的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上海人，联系了四川当地的公益机构——天下谷文化交流中心的负责人杨正清，一起到海拔2200米的川藏高原——丹巴，与不同年龄的当地人进行对话和实验，探索城乡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如何通过各自的眼睛看到更多城乡共创的可能性。
如何为社区赋能
我们最初的目标是通过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调动当地年轻人的参与。年轻人可以从社区需求和自身的职业发展出发，循序渐进地以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项目，一点点建设生态村。当然，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告诉当地人要“建设生态村”这样的抽象概念，而是慢慢引导他们产生出相似的想法。
村里的居民并没有明确的行动动机，以往社区赋能有两种模式。1.0版本，简单来说就是给给给，或先学习和培训，再行动。这个模式是基于成员能力不足的假设而提出的。2.0版本，是外来创客或者难以融入当地社区的创客进入社区做项目，主角经常是外来者或者当地的知识分子。
那么，在这个村子里，该如何进行社区赋能，实现城乡共创呢？丹巴的优势在于，村民们愿意一起做事，分工明确有序，效果好效率佳，这就是城里人说的“共创”，也是一种难得的集体领导力。
如何识别社区的需求
我们行动的基本原则是把问题转化为资源。首先，让村民有共享的文化“产权”的归属感。然后，慢慢让村民达到对于当地文化的共识。比如，我们为当地人描述他们村庄的美，在他们脑海中加深其对自身文化的肯定。文化的觉醒，往往可以尝试在不同的声音和对话的系统空间中发生。由外来人告诉当地人那些被忽略的文化价值，往往更有效。
接下来，我们在村里举办了一场混龄参与的村民大会，尝试通过全民参与的方式找到村子的内核与共同的愿景，探索发展腊月村的方法。除了当地村民，主要的参与对象是学生（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其次是当地合作社、老人和女性。
村民大会合影
这次大会后，村民们讨论出几个发展方向，并组建了几个行动小组：
1）康巴之鹰小组
由于销售渠道有限，农场品的销售常常被中间商压榨，而花椒又是村民们每年最大的收入之一。这个小组会尝试探索，如何开拓销售渠道，增加村民的收入。
康巴之鹰小组的成员们
2）吉祥山寨小组
嘉绒藏族是最古老的藏族支系，跳锅庄、藏秀、嘉绒藏语和藏寨，都是当地独特的文化。然而当地青年都已相当的汉化，只有年长的女性才会每天穿民族服饰。这个小组会尝试探索，如何采取行动保护嘉绒文化。
3）藏迷小组
垃圾从来都是城市和乡村的共同问题。村寨的开发以及外来旅游者的“侵入”，都会造成更多垃圾问题。当地的耕牛就曾因吃了垃圾而死亡，导致一个家庭基本收入的损失。让旅游者自己带走垃圾，既能避免垃圾对当地的影响，也能让游客的旅行体验更环保。这个小组将探索如何带走当地的垃圾。
最后，结合学生们的未来职业选择及大多数村民对当地的期冀，还有外来者的更多声音，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将当地建设成一个更美好的生态村，大家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愿景：
五六十岁的父母不用远赴他乡做苦工，村里的生态产品越过中间商获得一个更好的受益，村里没有垃圾、没有死牛，美丽的嘉绒藏族文化被年轻人一代代以发展的方式保留下去，等等。
趁热打铁一起行动
我们在大会结束后，马上鼓励当地的8个中学生和大学生建立当地的生态村建设小组，开始进行行动学习。引导当地人提出问题，并围绕自身兴趣和当下能做的事情开展行动。
当地的很多青年都有身份焦虑，这种焦虑多来自家族的压力。我们听到当地青年说：“我们的选择只有公务员、老师、医生和外出打工做苦力。”我们能做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很多社会力量在帮助他们，并能从眼前能做的事情做起，在行动中建立自信。行动过程着重在创造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与当地文化进行结合。
这8人小分队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启动“生态花椒众筹”项目。他们绕开中间商，通过线上众筹的方式探索新的销售渠道。村里曾当过教师的四爷爷帮小分队写花椒文章，村里会画画的大婶帮小分队画简单的外包装图。在没有4G网络没有电脑的情况下，要下山到网吧才能操作网络众筹——这件城市人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丹巴的生态花椒树
进行生态花椒众筹的8人小分队
这个众筹项目很快获得了成功。这次众筹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在上海建立好的社群网络，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共创关系。大家以购买的形式支持当地社区。对众筹平台的使用也是通过城市的引导员远程指导。众筹成功后，设计师志愿者Tony承接了设计包装的任务。
众筹成功
未来的城乡共创愿景
除了生态花椒，丹巴腊月村是一个巨大的食物森林，而其中的各种植物对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来说都相当陌生，而本地青年随时都能记录这个食物森林，以及当地独特的制作手工艺。这些记录未来也许可以变成城市人喜欢的绘本，以及一些天然产品（如环保卫生巾）的素材。
此外，当地青年还希望帮助村里减少垃圾，有一个计划是将村里的垃圾搜集起来升级回收做成雕塑，作为村里的装饰物。
以上两个计划，我们在丹巴的时候便已经商议好。但后期实施过程中，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需要相应技能的人帮忙设计绘本和雕塑，还要依靠当地青年和村民的持续力等。
而丹巴的经验对于城市也有很大帮助，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借助丹巴的生态生活方式，在上海建立生态社区。通过生态心理学与生态社区设计，来培育可持续设计师，协力共建混龄、低成本和有趣的生态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