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长、政府主体各站立场，“被裹挟”的随迁子女遭遇敌意和区隔。
新的“积分入学”政策被教育学界解读为是对外来人口的“纳优排劣”。“由于积分指标、权重与分数设定更青睐于高端人才，而忽视大多数普通农民工，积分入学模式对于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受教育权极为不公平。”
一道铁皮门在苏州的一所小学内树起，两群小学生被区隔而处。
一端是苏州百年名校勤惜实验小学的400名低年级学生，他们多是苏州本地孩子。一端是被安置来的打工子弟学校立新小学的800名学生，他们是跟随父母来苏打工的全国各地的随迁子女。
勤惜实验小学是苏州家长眼中的重点小学。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9月后两所学校要共用校区，引发勤惜实验小学家长不满。他们认为接纳随迁子女，“打破了该重点小学之前严格‘按学区招生’的传统，让非学区的学生抢占了公立学校的资源”，“这对我们（买学区房的家长）来说不公平”。
立新小学则是一所有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学校在江浙一带有个名字，叫“菜场小学”。该校一位家长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称，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上民办的小学比公办小学费贵不少，新校舍的条件，让他们担忧“学费是否会涨”。
这个校区所在的姑苏区教委表示，共用校区是因立新小学原校舍租约到期，而勤惜实验小学是唯一符合安置条件的学校。设立铁门是为了便于管理，将给予安置的800名学生单独的教学和活动空间。
▲ 学生家长提供的照片显示，勤惜小学为了便于管理，增加隔离门等措施加以“隔离”。 © 澎湃
据媒体目前披露，勤惜实验小学为2015年易地而建，校园内现有闲置校舍，因此被借用。目前并无更多消息显示共用校区会对“重点小学”未来的招生政策有何影响，且接纳打工子弟，也符合政策所宣扬的教育公平，家长群体为何不满？
这道铁门，实则暴露了外来人口汇集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事实上的等级分层和随迁子女难融城市的尴尬。与纸面所宣扬的相悖，以往像勤惜实验小学这样的苏州传统优势学校，随迁子女事实上并无入学资格。
苏州是人口流入大市。2015年，该市的流动人口总量已超过户籍人口。一项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显示，因为苏州经济发展优势吸引大批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数量庞大的随迁子女，该市义务教育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16年，该市开始仿效珠三角地区，实行公办小学“积分入学”，但这一政策实质上造成了对外来人口的“纳优排劣”。因为达不到“积分入学”要求，加之打工子弟学校陆续关停，近年不少苏州的随迁子女只能返乡求学。
而名校家长们在并不充分的事实基础上的反弹情绪，更暴露出了一点——在他们眼里，义务教育有优劣之分，以学区房显价，他们想捍卫家长以每平米单价3万元的学区房换来的入学机会背后的东西。
背后的是什么？
▌富孩子择校
这背后其实是公办重点小学集聚的优势。它包括更优的师资、更好的管理和更顺畅的升学机会。
这种优势的累积，既有老牌名校的历史传统，也得因于建国后的重点学校建设制度。有研究指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提倡重点建设一批中小学，政府部门对其倾斜投入。此种机制，加之改革开放实施的分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使地区间、城乡间、区域内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差距逐渐拉开。
而在改革开放后，优势阶层趋向重点学校的择校行为即已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即开始对“择校”的教育治理。研究者发现，从1995年到2010年的16年中，共有16个择校禁令发布，却难抑择校之风。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北京市的8个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竟高达15种，包括条子生、共建生、赞助费等。该报告指出，优势社会阶层会利用特权、寻租等超常规的方式享受“优质教育机会”。
到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教育部次年出台响应文件，并提出了“到2015年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的目标。
这就是上述家长所谓的重点小学严格“按学区招生”。如果从家长群体的择校行为看，这实则是因治理择校的政策趋严，条子生、赞助费等渠道陆续堵死，而使购买学区房成了仅剩的择校渠道。2015年后，中国各地重点学校周围房价高升。
▲ 位于北京五道口的学区房。2013年，此地“天价学区房” 尚不足10万/平米。而据链家网成交数据显示，2016年华清嘉园一处约50平的房产成交价近14万/平米，总价达700万。 © 视觉中国
相比其他择校方式，学区房以更直白且更高价的方式显示了这种重点学校的优质学位是有市场价格的。事实上，类似的所谓“学区房”“维权”事件已不鲜见。笔者在近年的采访中发现，每年一到春季入学政策发布及秋季入学时分，因划片改变或校区安置等问题引发的矛盾不断，各方各执一词，暴露了中国教育公共服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结合而生的种种怪现状。
勤惜实验小学的一位家长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称，花大价钱买学区房，有居住、为孩子上学及房产升值潜力等想法。他们担心，这样共用校区会影响到今后的新生招生，“有一种学区房白买了的感觉”。
这与义务教育政策所倡导的均衡、公平相悖。但尽管教育部门作出多校划片、轮换名校教师等均衡化尝试，家长群体似乎并不买账。他们的择校冲动始终难抑，重点小学的优势累积也似马太效应，越来越大。
择校行为的实质是什么？一位江浙地区的家长向笔者道了心曲：选学校，其实是选孩子的同学。不少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不论是周围学区房价格高升的北京重点小学，还是家长挤破了头想进的上海民办小学，这些实质上的“重点小学”具备选拔效应，它们选出了对教育投入更大的家长，生源也具备集聚效应，因为这样的家庭，课外的教育投入也不会少。
有学者认为，诸因之下，重点小学的好生源将越来越多来自优势阶层的家庭，而教育质量的空间溢出价格加剧了社会分层。
结合以上梳理，再来看媒体报道中勤惜实验小学的家长们的说辞。其动机清晰了些。这所重点小学的入学机会是他们花费了大成本得来，也借此筛选了孩子的同学，由行政部门强塞800名随迁子女，他们势必情绪反弹。
笔者得知，有苏州媒体在采访该校家长时，他们反对共用校区的理由还包括——“农民工小孩素质差，包里藏着钢管，怕小孩被欺负”；“800个新来的学生是高年级，会带坏自己的低年级孩子”……
▲ 勤惜小学外，反对“立新进勤惜”的标语。 © 家长帮
▌穷孩子返乡
值得注意的是，被安置的立新小学今年只有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说明这所小学已连续两年未招新生。其间原因还待媒体进一步披露。
而为何要腾挪校区？姑苏区人民政府公开答复称，是因其校舍不符合安全标准，出租方在2017年6月30日合同到期不再租赁。此处细节亦模糊，为什么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获得了办学资质？立新小学此前曾三易校址。网络报道显示，被安置前的校址内一些教室为板房结构，桌椅拥挤，有学生都坐到了教室口。
其背后折射了随迁子女在苏州越发困难的上学问题。上述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指出，2012年开始，苏州要求随迁子女要进入公办学校，父母和监护人需具备“稳定居住、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条件，一些学校除了要求具有“三稳定”条件之外，还对外来人口提出具有房产证、户口本等更高的要求。这一门槛在2016年后越发趋严。这一年，苏州开始效仿珠三角地区实行“积分入学”。根据相关政策，以流动人口的学历、服务年限、居住时间、参保年数为参照，按积分由高到低的顺序安排适龄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
这一政策被教育学界解读为是对外来人口的“纳优排劣”。“由于积分指标、权重与分数设定更青睐于高端人才，而忽视大多数普通农民工，积分入学模式对于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受教育权极为不公平。”上述研究指出。该研究统计，苏州市流动人口学历中占比最大的是初中及高中水平，占至85.28%。据估算，如果普通的农民工想要和硕士学历的流动人口具有相同的起点分数，则需要“在苏州参加并缴纳城镇职工保险至少超过3年”，或者“在该市市区连续居住至少超过6年”，或者“拥有自有产权房建筑面积超过250平方米”。
事实上，在实行“积分入学”的大城市，随迁子女多面临隐形的门槛。上述研究也发现，随迁子女能否就读公办学校，除了依据累计积分排名外，还视公办学校提供多少学位来定。以苏州的高新区为例，在当地颇具口碑的传统优质学校，均没有可供随迁子女入学的学位。数据显示，2016年该区对随迁子女开放的中小学学校共20所，其中普通中学7所，小学13所，可供随迁子女的全部学位数仅1183个。而2015年末的数据显示，该区拥有普通中小学33所，在校学生学生51500人，毕业生达8600人。高新区2016年的流动人口占至总人口的50.23%，供需矛盾凸显，而该区接收随迁子女的学校最多的是分布在乡镇。
如果一个随迁子女未能经积分排名进入申请的公办学校，按积分高低统筹调剂也不能进入公办学校，他就只能就读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回原户籍地就读。但近年苏州和北京、上海一样，随着城市开发建设等原因，打工子弟学校也日益缩减。
笔者曾在苏州官渡里立交桥附近的一个菜市场走访，随着周边的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达不到“积分入学”门槛要求的菜场子弟，返乡求学的越来越多。
▌尴尬的纸面公平
勤惜实验小学家长的态度并不独一份。笔者在沿海发达地区走访发现，随迁子女涌入的学校，常被当地居民目为低了一等，本地生源开始逐渐流失。
此即上述勤惜实验小学家长所说的，担忧影响接纳随迁子女而影响该校未来招生的实质，没被进一步道破的，是由此可能影响他们购买的学区房的价格。
这可以从学者曾晓东关于“择校”的一项研究中找到解释。曾晓东认为，教育政策所提倡的“就近入学”之所以屡屡受挫，是因为家长、学校和政府三个利益主体立场的差异化，学校主体更倾向于“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精英教育”，家长更看重子女的“竞争性品质”，而教育主管部门则更多体现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各方均抱持各自的立场，将利益纳入政策博弈。
勤惜实验小学家长所诉的“凭什么他们一分钱不花就占用学校资源”的理由实则并不成立。其症结在于，中国公共教育资源错配的板结矛盾。从需求端看，家长群体为获得重点学校入学机会花费了大量择校成本，但在供给端，公办学校是用公共财政投入而建，具体而言，义务教育县级主管，是收缴了所在区的税收所建。既然是公共资源，校舍为何不能给父母同样纳了税的随迁子女所用？既然是公共资源，教育部门利用闲置校舍安置随迁子女，合情合理。
学者张琦曾在公开撰文中解释，由于学区房和上重点学校相挂钩，其结果是买得起学区房的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买不起学区房的人，享受普通教育资源。其造成的局面是，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一方面花着所有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只供富人享用这些教育资源，这实为“劫贫济富”。
▲ 早前的立新小学，板房教室空间不够，学生坐到教室门口。 © 新东方苏州学校
类似的争端呈现同样的道理。花巨资购学区房的家长群体，将类似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投向公共服务供给者，但其花费的择校成本并不等同于向学校缴纳了巨额学费。公办义务教育并不收学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资源错配是将教育投入交给了房东或者房地产开发商。
但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收费。上述东北师大的研究指出，由于打工子弟学校需要收取入学费用，而政府对这部分孩子缺乏补偿措施，而使这些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随迁子女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加之打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与师资配置相对落后，其教育教学质量不容乐观。
“这些被排斥在公办校门外的随迁子女，在用金钱为其接受城市义务教育‘埋单’的同时，还可能需要承担教育前途并不光明的风险。”上述研究指出。
相比北京等地，苏州的物价部门此前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有所调控。上述研究披露，高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一般每学期1900元，每个学生还能获得650元的公用经费补贴。但打工子弟学校却日渐难以负担其运转水平，因为它们的场地和校舍租赁费用、教师工资、水电费用等支出不断上升。
要追问教育部门的真问题什么？是其是否为随迁子女的学位支持做了应有的努力。立新小学租约到期为何不搬迁？是否和此前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例相似，用地被收回是让位于城市开发建设，或者控制人口？立新小学的办学主体还能存续吗？安置好了这些孩子，未来的孩子苏州还管吗？学位缺口怎么办？
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6个人中就有1个在流动，而流动人口的子女，被称为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两个群体被称为“被社会洪流裹挟的1亿个孩子”。
如何让这些被裹挟的孩子少受一些敌意、区隔，甚至驱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