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欢
时间回溯到2003年2月底，冬月未过，春燕未归。北京东五环外，一间职工宿舍里暖气微热，让人不得不在屋里也裹紧冬衣。屋子虽不够热，可屋里这名年轻人的心中拢着一团火，他眉头紧锁，手握钢笔，急速地在桌上绘制了一幅图画。
这张名为“协作者的理想国”的图画15年来一直躺在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创始人李涛的笔记本里。这是一张“协作者”发展的蓝图，更是一张中国草根NGO生长的索引。
李涛解释了图中的意向：大海，波涛汹涌；乌云，密密层层。但前程一定是光明的，太阳只是暂时被遮住了。一群大雁隐喻了陆续成长起来的草根社会组织，头雁象征着协作者。“不能仅靠协作者一个组织，一定要推动更多组织的发展，只不过协作者在前面，我们努力地为后面的组织省一些力气。当有一天我们飞不动，我们会到后面去，让其他组织带领大家团结协作。”李涛说。
“协作者”以“每一个人都不再因为性别、职业和地域的差别而遭受歧视，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为愿景，坚信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尊严。15年来，累积开展19343次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超过92万人次农民工及其子女、孤寡老人提供公益服务，协助其走出困境，并积极发挥社会工作赋权增能的专业功能，在服务中培育了11396名志愿者，其中60%以上是从求助者成长起来的志愿者，并有7名农民工通过国家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
2010年6月，北京协作者成为北京首家由市民政局直接主管的兼具服务性、倡导性和支持性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被媒体誉为“一个草根组织的华丽转身”。2015年，受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委托，北京协作者承接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为全市4000多家市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服务。
15年来，正是因为有了最初蓝图的指引“协作者”才一路跟随初心发展至今。未来“协作者”还计划设立草根学院，为草根组织培育更多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李涛始终坚信只有具备专业性才能确保自己走得更科学、走得更远。为了充分了解“协作者”15年来嬗变的过程，发展简报对创始人李涛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略有删节。
简报：“协作者”成立于SARS肆虐的2003年，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当年您和“协作者”的6名志愿者每人签了一份生死协议，然后买了口罩、消毒液，印刷了非典防疫手册，到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宣传预防知识，在SARS救护的过程中，协作者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是否可以说SARS疫情成为了“协作者”成立的一个契机？如果没有这样的突发事件，您觉得协作者有它成立的必然性吗？
李涛：协作者注册时间是2月28日。那时候，SARS疫情还未扩散开来。实际上，成立“协作者”这件事已经在我们心中酝酿了许久。
在90年代中期，流动打工者群体超过9600万。我感觉到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要想解决城市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光靠政府肯定是不行，必须把社会的力量调动起来。另外，我在做一些救助服务的时候感觉到人的服务是需要专业化，不能仅仅是志愿者有时间就做。但是，专业是什么？怎么去发展这个专业性呢？
当时，社会组织特别少，比较有名的只有青基会、中华慈善组织等几个官办背景的。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定是从民间自发成长起来，是服务对象的需求赋予了他们行动的目标。大家觉得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组织，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环境、国情决定；还有人说可能会有，但是需要向国外学习。
专业化是因为觉得我们要做弱势群体的服务，可能不只是发一些东西，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帮助。更应该包括让他们怎么更好地树立自信，更好的认识自我，更好跟社会建立联系，而不是被分割。专业方法是什么呢？是社会工作。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在社会上是不被认同的。那时候我在《中国妇女报》做记者，中华女子学院找我做社会工作督导，我开始浏览一些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当时觉得社会工作也需要依托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当仁不让地就应该是社会组织。我在想能不能把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实现组织化、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当时大概就是这么个想法。所以，到2003年1月份，我被调到《中国妇女报》新闻中心，但我的心早已不在那个地方了，觉得做这个尝试已经迫在眉睫。结果无非就是两条路，一个是成功了，就知道后面知道怎么去做。如果失败的话，大家就吸取教训，不要再走那条路。想好了结果我们就开始了行动，在2月28日成立了“协作者”。“非典”也随后大规模爆发，其实我们一成立，同步就在做着“非典”的救援准备。
成立了社会组织，根本的使命就是去回应社会需求。到4月20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特别严重了，开始了戒严管控。当天晚上，“协作者”就在网上发了一封公开信叫《我们不做木头人》，投入到非典救援当中去。我们主动给北京市政府打电话，说要参与救援。市政府很高兴，还感谢了我们。
协作者启动非典紧急救援
我记得有一个社区的伙伴告诉我，他说跟我们走了十几年，从“非典”一直到现在，说为什么我这么信任“协作者”，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都是远离我们，只有“协作者”是逆行而上，这些人是不要命来帮我们。这个关系建立才比较深厚。
简报：刚才您提到的专业化问题，在我国，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已经有30年历史了，已经进入了“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的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协作者是对社会工作最有发言权的，那么对于我国社工行业的发展、社工的培养机制有什么建议吗？
李涛：事实上，整个社会对于社会工作缺乏基本的认识。当你问社会组织负责人什么是社会工作？很多人答不上来。但很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坦诚地说我不知道，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实事求是地说“我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什么”，绝大多数的人是凭想象胡乱回答，不懂装懂，甚至连居委会的志愿者跟专业社会工作者都分不清，更不知道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后来我慢慢理解，大家之所以对社会工作有这么多的偏见，是因为把所有和社会服务相关的工作都统称为社会工作，把传统的社区居委会工作等同于社会工作，既不懂也不学，这是导致社会工作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社会工作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在主导推动，大家认为凡是政府主导推动的就是行政化，这不是专业化，大家带着这样的偏见。其实，真正的社会工作是在18、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为服务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而在民间开展的一种睦邻友好运动，它是一个社会行动。而且社会工作的可贵之处在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对于人类处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从微观的个体到家庭到社区，有一整套科学的方法。
比如说社会工作强调“接纳”，接纳这个名词大家都能理解，但具体到行动上你用什么行为技巧体现接纳呢？你怎么面对一个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服务对象？恐怕99%的人是不知道。还有一个词“亲切”，什么叫亲切？怎么才能用行动让服务对象感受到“亲切”？社会工作者的亲切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一种好奇和探究。还有“尊重”和“真诚”，这些词汇在普通人眼里只不过是些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在社会工作者却是最基础的服务理念和技巧，是社会工作者四个基本特质，这就是专业。
从10岁开始接受协作者服务的流动儿童余晓雪，在2017正式加入协作者，成为一名公益人。
如果说从小就对每一个人进行社会工作理念和知识的普及，人类社会绝对会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工作专业是对自我的认知，是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厘清。比如为什么家庭和社会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冲突的背后关系是怎样的？哪个角色关系发生了混乱？社会工作者会用专业的方法协助这些关系的调整。为什么农民工这么有力量的一个群体被称为弱势群体？从赋权增能的理论视角来看，他的权能为什么没有了？可以说，咱们现在的很多社会组织不了解怎么从专业技术角度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社会工作者的发展十分艰难？因为大家对这个专业缺乏敬畏心，其后果将会是对公益行业的侵蚀。很多人觉得只要有时间或有钱就可以做公益，但并不是这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对公益的服务会造成二次伤害。比如说，看见一个孩子坐着发呆，你就过去想和他说话，你以为这是在帮他，实际上是在随便打扰他，社会工作者不能这样。服务是你的责任，但对方是否需要服务，是否接受你的服务，则是服务对象的权利，即使是孩子也是有权利的。孩子如果没有服务的需求，你就不能过去。也许孩子正在那里想象，打扰会破坏他的专注力。不懂专业的人会觉得孩子他不应该独自坐着，就应该过来玩。然而这种做法是在干涉他，就会把孩子的自我空间剥夺。好心办坏事是因为不懂专业。
大家现在讨论的是互联网、物联网，甚至区块链。我觉得这都属于基础建设的方面。人类最高的技术是什么？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社会工作关注的就是这个最高的技术。
一个是哲学意义上的我是谁？我要去哪里？一个是应用意义上的我是谁？我有什么方法去认识到我？我和别人的生命链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的链接是错位的？我用什么技术方法可以把它扭转过来？社会工作者是用实用技术方法解决人们对生命的一种关怀，所以说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是它的必然走向。
简报：听您这么一说，感觉每个人应该都学学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李涛：真的是这样。社会工作里面不仅有社会行动、社区社会工作，还包含有家庭社会工作，为什么会出现隔代教育的冲突？社区里，邻里关系要怎么处理？职场中，你要怎样给自己做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全部可以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中找到。
所以，我觉得社会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生命自我关怀的一个最重要的专业，也是最有前途的一个专业。
我国原来的社会服务体系都是政府包办，行政化氛围浓厚。从2006年开始，国务院提出关于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号召，对社会工作发展采取一种嵌入式的发展策略，就是说在原有那个庞大的行政化的社会体系之内，把社会工作专业嵌入进去。在政府主导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成社会主导，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中。
简报:我们看到“协作者”成立之初就以“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为服务理念，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变过，请问当时对于这个理念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选择了这八个字？
李涛：这里面有两个视角。原来我在媒体主要负责报道农民工，我曾去采访过一些家政保姆。当时大家对这个群体的看法比较传统，认为她们是弱者，需要帮助。但我真正采访完了，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些打工妹一般15、16岁就进城打工，她们从大山走出来，举目无亲来到城市里，不仅自己要活下去，还要把挣的钱寄回家里，支援家里的生计、盖房子。我就问自己：你能做得到吗？我感觉我做不到。可以说，这个群体非常有智慧也有能力。她们的自主能力比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要强大得多。这么一个有能力的群体却被边缘化了，社会觉得她们是弱势群体，是廉价劳动力，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有能力投入要社会建设当中去。究其原因在于她们缺少一个社会对她们的承认，缺乏一个社会参与的机会。
团结协作，助人自助，协作者以具体的社区服务活动为载体，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相互融入。
第二方面，农民工群体想参与社会建设，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没有渠道参与，这是缺乏参与的问题。当时的农民工群体有9600万，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主要问题。未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成为流动人口，只不过农民工走在最前面，所有的压力都在他们身上。现在就是这样，你看谁是流动人口？我遇到的北京人里面十个有五个是离开了他的户籍地，他的户口可能在昌平，为了孩子上学他可能搬到东城区。还有人在北京，孩子在加拿大。就现在问任何一个人，你知道你的未来会在哪里终老吗？你知道你的孩子未来会在哪里生活吗？我敢说90%的中国人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谁是流动人口？所以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农民工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在流动的过程中，都获得应有的社区保护，快速地融入到社区当中去，重新建构起一套支持系统来，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协作。
简报：所以您这个理念的提出是基于一个更大的视角下。
李涛：是的。“协作者”把“团结协作”作为我们的核心理念一个部分，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协作者”，它跟政府有很好的合作，它跟市场也有很好的合作。我们的志愿者当中既有最底层的农民工，也有政府官员，还有企业白领。每一个人都在“协作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是协作者的概念。既然未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只有咱们自己，这就是“助人自助”的概念。
另外，“协作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有尊严，都值得尊重，每个弱者都有力量，都应该被承认。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定义在此。表现在我们的服务当中，一方面，广泛联络各个群体、各个部门，联合开展工作开展服务。我们既和政府合作，又和市场合作，又和我们的服务对象合作。第二方面，我们不光给服务对象，即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农民工，还是流动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而且在服务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参与进来，培养他们自我服务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从一个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实现“助人自助”。
简报：作为一个为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服务的组织，“协作者”服务于他们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
李涛：我们建立起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与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服务体系。所谓三位一体，一方面在服务过程中直接回应我们的服务对象的紧迫需求，即直接服务，这是基础。比如孩子上不了学要帮助联系学校，或者农民工受到工伤，拿不到工资，帮着想办法讨薪等等。但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你能够服务多少人？“协作者”成立这15年大概服务了近100万人次，可我们面对的是上亿的人。此外，你无论对个体怎么样努力，如果环境不发生改变的话，作用很小的。比如你对张三说，张三你要有自信，你要有自我发展能力，未来考个好大学。张三也有自信了，也好好学习了，但因为户籍问题考不了也没用。
影响环境发生改变的方法就是倡导。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还要做研究，“协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30多个研究报告。在研究的过程中，成果会分成两块，一块用于倡导，我们会形成报告提交给政府相关部门，还会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来给我们服务对象直接对话，推动政策改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另一块研究的成果会变成技术，我们开展培训，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
到第三步就是专业支持，我们支持培育更多的组织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战略体系，以服务创新为基础，在服务过程当中通过研究形成的成果，一个方面影响政策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会对其他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在“非典”的时候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流动人口，采取的策略就是你找到一个就能找到很多个。而且，流动人口不管他怎么流动，他的老家是不变。于是我们就去地方上的当地电视台发布滚动字幕——如果你的亲人在北京打工，他们遇到困难请拨打这个热线，“协作者”就会给予救援。还有就是到各个社区跑，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找。我们找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给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慢慢地他们就会口口相传，会有更多人来找到我们。
2007年南京协作者创立的时候，当时我带队过去，大概做了两个月的准备，不停地在社区里面入户调查访谈、张贴海报，第一场活动是一个电影欣赏活动，就来了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工作人员问这个活动还做不做？我说做，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要百分之百把活动做好。现在南京协作者已经服务了二三十万人，最初就是从这个妈妈开始的。
南京协作者成立之初开展社区调查。
多年来我有一个总结：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如果你找不着服务对象，你一定是离苦难不够近，你一定是离人群太远了，你只要扎进最边缘的社区，最有需要的人群当中去，你一定会切中要害。
简报：在“协作者”早期的工作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比如是否遇到过被人拒绝、被人不理解？自己很受挫，怎样克服这种感觉？
李涛：当然有。这种沮丧和挫败感，我们天天都在发生。好多人说为什么做公益？因为我很快乐。实在不敢苟同。公益从来不是快乐的事情，公益是非常使人压抑，非常沉重的一个事情。
简报：您有什么提升心理建设的方法吗？
李涛：就是和服务对象在一起，和团队在一起。你会看到服务对象他们的变化，假如说他们没有变化的话，你也会感觉到一种紧迫感。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流动儿童，在那么一个环境之下，这个小小的生命被压抑，因为他的父母不懂一些好的交流方法，因为他交不起学费老师对他一些偏见和排斥，那时候你根本没有精力思考自己的感受了，因为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你唯一想的是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动员资源来支持他，我用什么方法让这个孩子快乐起来。
我们遇到过孩子因为交不了学费，老师嘲笑他，他就从学校跑掉了。后来我们去找他，给他做工作，他说我不跑了，我们觉得很开心。可过两天他又跑了。这时候就会令人沮丧，感觉自己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那又能怎么办呢？只能继续，继续找孩子，继续做工作。
而且，在服务过程中我们要学会不断总结反思。这种反思是一种觉察，需要你们提高你的觉察能力，包括对自我情绪的觉察。有很多人对于自己觉察不到，就会发脾气，会消极躲起来，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做一名一线社会工作者要不断地训练，训练自我的觉察能力，接纳自我的状态。继续为自己从事的事情去努力，缓解焦虑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积极面对、去改变它。
回到上面孩子跑了的案例，还必须从技术角度去分析，为什么孩子又跑了？之前跟他谈话的内容哪个地方有缺陷有不妥？怎么去调整？真做到了这一步，说明我们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能力建立起来了，每一个挫折对你来讲，都是很好的成长和挑战的机会。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明白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生活的成长，不是为了从中获得什么东西。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习惯，它是我的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我的一个选择，不是别人强迫我去做，就是这么简单。
简报:媒体曾称“协作者”的故事为“从草根组织到支持性组织的华丽转身”，这种政社合作的模式的探索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李涛：政社合作我们最早从“非典”时期就开始，最突出的一次是在2004年6月，“协作者”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
协作者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
早在2003、2004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返乡民工当中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职业病，包括尘肺病。他们在工作当中缺乏保护，这种保护不光是他们自我保护意识，还有整个工作环境缺乏防护措施。不光农民工透支了自己健康，而且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社区都会带来灭顶之灾，他是一家之主。当他们得了职业病，那意味着整个家庭都有很大的麻烦。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提高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靠环境去改变，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出了一本书叫《打工时代1：职业之痛——穿越时空的控诉》。
我们有两份调查报告，一份是去重庆，对返乡农民工得了职业病回乡之后的调查，另一份是去广东，对广东的职业病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后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职业之痛》，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一个整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看到这篇报告都震惊了，尽管他们天天做这个事，但是看到我们研究的视角、数据和案例，他们说最缺的是这个东西，数据他们都知道，但是数据背后发生了什么，他们第一次看到。
当时研讨会我们筹备了半年多，有一百多名参会代表，大概来了有四十多个农民工代表，在会上做了发言。《中国青年报》对这个会议报道的标题叫《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被研讨的对象坐在主席台上，以前从来没有过。我们常常看到讨论儿童问题的会议，满会场没有一个儿童，讨论老年人问题的会议，满会场没一个老年人，讨论残疾人问题的会议，也没有一个残疾人。而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先河，农民工充满尊严地坐在了台上。
“协作者”之所以能和政府“愉快地”合作，我总结有如下几点：第一，坚持用事实说话。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背后都是有数据支持的。第二，非评判原则。比如说像职业安全方面，哪些做得有缺失，可以指出问题，但不要指责谁。指责是最简单的，最难的是什么？是讨论与交流，摆事实、举数据、讲道理、拿案例、找方法。但后面这个就是“协作者”要做的事。第三，公开透明、包容和接纳，任何时候、任何人出现的一些问题，你都要从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他也是遇到了障碍，要想办法帮助解决他的障碍。还有一个“协作者”多年来坚持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当合作出现冲突的时候，要最大化去化解这个冲突，实在双方分歧不可调和，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即服务对象的利益。如果合作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利益冲突，我们宁可不合作。即我们跟政府合作遵循的是边界清晰，优势互补。
协作者承接市民政局委托的专业支持平台，为全市3000多家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北京市民政局李万钧局长等人陪同下，莅临协作者市级支持平台调研。
简报：继北京协作者之后，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青岛协作者也相继建立，选择在这些城市建立“协作者”是做什么样的考量？
李涛：首先，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这些地方都是中国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这些区域，我们又会选择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建立协作者。比如说长三角地区，为什么不选择上海呢？事实上，2007年时上海的社会组织发展得不错，相比较而言，南京既是长三角核心区，它的社会组织发展又特别弱。当时我们去南京的时候，除了爱德基金会之外，真正的社会组织很少。我们在南京是第一家服务流动人口的。我们期盼南京协作者把这个地方带动起来、推动起来。
珠三角也是，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是深圳和广州，但相对而言，珠海的社会组织发展就比较薄弱。“协作者”在珠海是第一家民办的社会工作机构。所以，我们都是选择服务区最大，但是社会组织又相对空白的地区，把协作者模式复制过去，看看在当地能不能把社会组织带动起来。
协作者团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