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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访欧观察3:在德国遇见别样的基金会!但“槽点”何其相似!

       受德国墨卡托基金会邀请,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组织,中国基金会秘书长代表一行9人,于2018年6月24日-7月1日对德国和比利时的基金会、公益组织、社会企业进行了深度考察。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分享此次访欧团成员的观察报告,文章代表作者个人感触、思考,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及基金会论坛的立场。

 

       本文作者:邹伟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邹伟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基金会是公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数据显示,德国基金会数量全球排名第二,八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拥有20000多家基金会。而德国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万(见瓦尔特.伍伦韦伯:《反社会的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是如何搞垮德国,而谁又在从中获利》)。在赴德之前,这些数据给人的印象就是德国基金会真多!

       德国基金会真的很多吗?我们到柏林的第一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在柏林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柏林联邦议会附近。在波鸿鲁尔大学林靖博士的“基金会”专业导游下,在联邦议会、勃兰登堡门、博物馆岛周边,我们参观的地方涉及基金会业务的将近十家。印象最深的是,欧洲被驱逐犹太人纪念碑(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建设,一开始就是一场民众的倡议运动,为设立纪念建筑,人们由街头劝募开始,后来成立了基金会来对纪念碑相关的物业、活动进行运作。

 

波鸿鲁尔大学林靖博士带访欧团进行柏林导览

 

       在德国,基金会只是一个概称,基金会的具体类型可能是:公法基金会、民法基金会、协会、公益公司、公益信托等。德国自2007年实行对于公益目的的基金会减免税金的政策,“利用这个机会来逃避个人税收才是基金会在德国蓬勃发展的诱因”(《反社会的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是如何搞垮德国,而谁又在从中获利》)。这跟美国的基金会兴起有着相似的原因,但基金会创立之后能够发挥其价值,与公民社会、社会参与的活跃有着紧密关系。这一点我们也在和宝马基金会秘书长交流时得到了印证,宝马基金会秘书长Markus Hipp有着三十多年公益工作经验,他自己还兼任着市议员。他介绍自己生活的社区,是一个6500人的社区,而该社区拥有28个NGO。

 

访欧团在宝马基金会合影

 

       在参访中,各基金会代表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示,公益组织应该强调独立性,不应与政府靠得太近,“基金会应该对社会进步负有责任”,这可谓行业自觉。

       此行我们还参访了欧洲基金会中心,对欧洲公益生态有了一个概览。欧洲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89年,会员来自38个国家。60%会员成立于1990年以后,最老的成立于1569年,最年轻的成立于2014年。三分之二的会员组织有跨国活动,覆盖87%的国家。会员组织中8%是自己操作项目,21%是资助,71%是混合型。欧洲基金会中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公益大厦”里,这个大楼由六个基金会各捐出一百万欧元支持。基金会中心实行会员分级制,根据缴纳会费的级别为会员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基金会中心资产有200 billion欧元,每年花费22 billion欧元。从它服务的会员规模、资金规模、服务的层次以及下设部门来看,公益生态已然形成,足以成为一个需要服务的可开发的市场。

 

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Gerry Salole

 

       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Gerry Salole在交流现场跟我们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可称为“你动,我也得动”,寓意我们都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游戏”中,任何一个位置的举动都会牵引到周边的相关方。那么,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欧洲基金会中心的作用是什么呢?至少有三点:一个小规模组织可以通过中心的平台走向国际,与更多组织接触;信息、视野的提供;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整理分析共享(会员组织中有专门的这类组织)。欧洲基金会中心发挥的就是一个服务型平台的作用。

 

散财不是财富的福音,“拥抱和平”才是

       《反社会的人》一书,论及德国的富人们都很低调,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也不怎么关心,上层阶级已经“去政治化”。这一点很有意思,但暂无从佐证。然而,此行我们拜访德国以及欧洲基金会中心得到的信息是,基金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基本每天有一个新的资助型基金会在产生。财富也许已经不限于在一国流动,上层阶级也许已经不只关心一国之政治。不可否认,投入公益的财富在欧洲是有更大的关怀的。

       在赴欧前,北京师范大学陶传进教授给我们讲授了“公益项目类型”的五个层级,他认为,国内的公益项目的层级大致如下:

 

第一层级:散财(72.6%)

第二层级:流程化的公共服务(17.5%)

第三层级:社会服务(4.4%)

第四层级:公共治理(1.0%)

第五层级:社会整体勾勒与创新(4.5%)

 

访欧行前培训,陶传进教授分享“公益项目类型的五个层级”

 

       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处负责人阿克曼先生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提出,德国的情况可能正好是对应这五个层级倒过来的情形,也就是在第五层级的公益项目为最多,其次是社会治理,依次往下推,散财型的为最少。

 

       据观察,至少在愿景与业务范围上,此行我们参访的大多数基金会显示较为长远的终极关怀,基本上普世价值与可持续发展是各基金会的共同愿景。

 

       如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创始人有着“拥抱和平”的初衷,如今,博世基金会重点领域是:移民、融合和分享;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团结;适应未来的生活空间等。其中2016年的公益支出6000多万欧元中,有3000万欧元都是用于“国际理解”领域,如:

       国际政治与全球挑战: “全球治理未来——基金会多边对话项目”,此计划于2014年发起,覆盖国家包括印度、德国、美、日、中、印尼、南非、巴西、法国,每届支持27名青年人专业人士参与。

       国际公民社会:“change maker * change ”,此计划开始于 2012年,主要辐射欧洲、土耳其、中东及北非、东亚、东南亚等区域。

        全球媒体:“中德美媒体论坛”,这是2017开展的计划,主要是促进中德美主流媒体高层交流。

       博世基金会与世界各地的大学、智库、NGO、法官、媒体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宝马基金会强调给“影响者”赋能,建立了负责任的领导者网络(responsible leaders network),网络中2460个成员来自109个国家的企业、NGO、学术、政界、媒体等界别,在全球共支持50个平台。该基金会认为对Leaders的投资是更有力的变革之道。所以“资助不要把钱单独放在项目上,而应帮助机构成长”。宝马基金会十年前开始公益创投,旨在打造“社会企业的生态环境”。他们会对被投的机构进行较为长期的陪伴,投资的策略大致如下:首先捐款——无息贷款——低息贷款,陪伴十年后,有了商业模式,才考虑结束投资。

 

宝马基金会总裁分享

 

       墨卡托基金会的CEO在交流中,也特别指出:公益(philanthropy)不同于慈善(charity),公益应该强调对问题原因的处理,而不是对问题症状的处理。墨卡托基金会关注的议题也具有长远价值及广泛的影响,资助领域含教育、科研、国际交流,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项目战略每五年检讨更新一次。

 

       瑞士的橡树基金会是一个家族基金会,强调基金会应具有“全面的项目视角”,包含:国际倡导、公平与参与、社区驱动、战略合作、创新等层面。

 

       大众基金会,自称为一个“知识的基金会”(a foundation of knowledge),主要支持学术研究或高校项目,强调全球视角的研究、高信任文化的打造、基本结构的政策重修等宏观问题。

       鲁尔地区的关税同盟基金会(zouverein基金会),主要经营管理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关税同盟工业区”。这是一个古老的煤矿矿区改造工程,类似国内的工业创意园。它的愿景中,希望该园区首先是一个“进步的场所”,其次还是:纪念意义的场所、旅游基地、旧厂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场所、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筑艺术聚集场所、设计的场所 、学院、学校、研究中心、艺术场所、创新作坊等。除了活化房地产物业,基金会业务更关心的是周边区域人与自然的生存发展问题。

 

访欧团参观关税同盟基金会

 

       正如宝马基金会秘书长所言,基金会关注什么议题并无大碍,重要的是方法的创新和共同体氛围的打造。

       概而观之,此行拜访的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涉及和平与国际关系、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这方面跟美国的基金会发展趋势类似(见,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事业与子孙同等重要,财富的源远流长需要健全的机制保障

 

       在欧洲,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数量众多,但一旦是被认定为公益性基金会基金会运作基本上都是独立于家族或企业的。

 

       博世公司被认为是“健康的大象”,公司一直没有上市,因而也没怎么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的收益7%用来保护博世家族后代、1%用来保护企业、92%用来为公益。博世基金会不是一个家族基金会,而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基金会

       以下为博世基金会博世公司之关系:

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司:(12亿欧元的资本)

1.博世家族,拥有7%股份、7%投票权

2.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有限责任公司,92%股份、无投票权

3.罗伯特·博世工业信托公司:有监事会和理事会,1%股份、93%投票权 

       投票权指的是经营决策的投票权。信托公司的决策,由现任领导代表、前任领导代表、第三方共同组成,上面还有监事会,也没有基金会的人。

 

       博世基金会持有博世公司92%的股份,但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没有投票权。博世家族对公司的投票权所占比例也不高。博世公司这样的设置,正是体现了“公司事业”和家族后代的同等重要性。通过这种制衡机制,不仅能留给后代富足的生活,也使创始人创办的事业长青。

       德国基金会在财富保值和增长上都设计了比较健全的机制,确保资本金可以持续为一个初衷服务,而且都会通过金融手段打理资本金,但通常都比较保守。总体来说,资本金运作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鲁尔的关税同盟(zouverein)基金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我们看来,该基金会做的事情有点类似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公司,而且还是属于政府的。该基金会发起人是州政府、市政府,决策班子由来自各部门的官员组成。该区域的100公顷土地属于基金会,经费来源包括联合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其资金可以投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招商”引资,吸引创意产业、艺术院校、酒店等进驻。但是在基金会框架下,所有的事情都得为该区域的发展服务、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服务。

 

还是有很多基金会要为劝募而努力的

 

       在出发前了解的相关信息,让人感觉德国的基金会大部分不用筹款,因为基金会首先得有一笔本金,然后通过运作本金保持资金充足,保证公益目的的达成。在德语“基金会”的本义上,确实可以这样理解。然而,德国基金会的原始“注册金”最少五万就可以,因此不是所有基金会都是本金雄厚。家族或企业基金会以外的很多基金会还是会对外筹资的,例如教会基金会、民间或地区型基金会

 

访欧团在柏林社区基金会

 

       我们此行拜访的柏林社区基金会就是一例。柏林社区基金会的出资方是多个公民,其秘书长认为该基金会是一个“独立于资本”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一年的资金规模约是30万欧元。筹款方式也是我们们“喜闻乐见”的:申请招标的项目;申请政府项目;写信给有钱人的俱乐部劝募;画廊拿出画来拍卖;一年一度“美术晚餐”等。他们的困难之一就是资本金太少,每次办项目都要筹款。而他们应对的措施就是“一定要有好的项目、项目要精干”。这一点跟国内一些执行项目的基金会很相似。

       比利时伯端王基金会是另外一个典型,它的资金构成呈“伞状结构”:国家彩票收益1000万欧元;自有本金1100万欧元;还有685个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s),3400万欧元;其他还有2000万欧元。看上去不缺钱,但针对捐赠人建议基金,他们需要设置“公益咨询师”岗位,一方面为捐赠人提供咨询,另一方面代表捐赠人面向私人银行、律师、资产管理公司,充当中介。他们还可以提供便利的跨国捐赠的服务。

       据该基金会分析,捐赠类别主要有:没有子孙后代的遗产处理;成功企业家回馈社会;灾难事件发生,希望不再有人受苦,如家人因某病去世,捐钱来研究这个病的治疗;买了彩票中奖。至于捐赠的比例,他们发现“老了钱还剩好多”,这类捐赠占比最高;其次是因为“高兴的事情”;第三是因为“悲伤的事情”。如何为这些捐赠人设置有影响而永续的专项基金,其实“公益咨询师”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而基金管理机制的健全透明也是必须的。

 

有些槽点,我们都懂

 

       除了在募捐这个痛点上,我们很容易找到共鸣之外,此行与同行的交流中,我们也谈论了一些何其相似的“槽点”,如:

 

关于用政府的钱  

       公益性基金会都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对于使用政府的钱,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柏林社区基金会,筹款也是一个难点,他们的困扰是: 政府的钱,行政手续麻烦,也需要专门的人管理,不想做太多。他们有申请关于难民服务的资金。但自觉“难民潮是一个意外,来自政府的钱有点多”。还是希望保持独立。而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也强调“我们从来不接受政府的钱”,“我们的会员就是我们的老板”。

 

关于小机构人手短缺  

       柏林社区基金会可以说是一个小而美的机构,听闻只有四名全职工作人员。当我问到,从筹款到项目开发、项目跟进以及志愿者管理,这么大的工作量是怎么完成的?秘书长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我们用自己的积极性代替人手,经常需要加班”。

 

关于基金会工作人员薪酬     

       我们至少听到三名欧洲同行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为了赚钱,肯定去商业机构,不会到公益机构”。可见,公益行业的职业优势在国外也不是基于薪酬。

 

关于基金会管理费   

       跟墨卡托基金会的交流中,我们专门讨论和比较了管理费的比例,墨卡托的基金会的比例是18%,据说也是秘书处跟理事会博弈的结果,因为他们也有理事质疑,做公益不是应该免费吗?

 

       看来,不管国内还是第三部门如此活跃的欧洲,公益行业本身还是有它一定的特性,并不为公众所认识、理解,可谓环球同此凉热。

 

       此趟交流行程满满、干货满满,以至于回来一个月还没消化完毕,因为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透过基金会,看到的不只是财富的影子,还有更多。虽然在国内,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政策机制、民众基础,难以想象某一天基金会也像银行、药店那样,转角就能遇到。但是看看德国,究竟还是可以实现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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