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德国墨卡托基金会邀请，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组织，中国基金会秘书长代表一行9人，于2018年6月24日－7月1日对德国和比利时的基金会、公益组织、社会企业进行了深度考察。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分享此次访欧团成员的观察报告，文章代表作者个人感触、思考，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及基金会论坛的立场。
本文作者：邹伟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邹伟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基金会是公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数据显示，德国基金会数量全球排名第二，八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拥有20000多家基金会。而德国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万（见瓦尔特.伍伦韦伯：《反社会的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是如何搞垮德国，而谁又在从中获利》）。在赴德之前，这些数据给人的印象就是德国基金会真多！
德国基金会真的很多吗？我们到柏林的第一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在柏林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柏林联邦议会附近。在波鸿鲁尔大学林靖博士的“基金会”专业导游下，在联邦议会、勃兰登堡门、博物馆岛周边，我们参观的地方涉及基金会业务的将近十家。印象最深的是，欧洲被驱逐犹太人纪念碑（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建设，一开始就是一场民众的倡议运动，为设立纪念建筑，人们由街头劝募开始，后来成立了基金会来对纪念碑相关的物业、活动进行运作。
波鸿鲁尔大学林靖博士带访欧团进行柏林导览
在德国，基金会只是一个概称，基金会的具体类型可能是：公法基金会、民法基金会、协会、公益公司、公益信托等。德国自2007年实行对于公益目的的基金会减免税金的政策，“利用这个机会来逃避个人税收才是基金会在德国蓬勃发展的诱因”（《反社会的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是如何搞垮德国，而谁又在从中获利》）。这跟美国的基金会兴起有着相似的原因，但基金会创立之后能够发挥其价值，与公民社会、社会参与的活跃有着紧密关系。这一点我们也在和宝马基金会秘书长交流时得到了印证，宝马基金会秘书长Markus Hipp有着三十多年公益工作经验，他自己还兼任着市议员。他介绍自己生活的社区，是一个6500人的社区，而该社区拥有28个NGO。
访欧团在宝马基金会合影
在参访中，各基金会代表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示，公益组织应该强调独立性，不应与政府靠得太近，“基金会应该对社会进步负有责任”，这可谓行业自觉。
此行我们还参访了欧洲基金会中心，对欧洲公益生态有了一个概览。欧洲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89年，会员来自38个国家。60%会员成立于1990年以后，最老的成立于1569年，最年轻的成立于2014年。三分之二的会员组织有跨国活动，覆盖87%的国家。会员组织中8%是自己操作项目，21%是资助，71%是混合型。欧洲基金会中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公益大厦”里，这个大楼由六个基金会各捐出一百万欧元支持。基金会中心实行会员分级制，根据缴纳会费的级别为会员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基金会中心资产有200 billion欧元，每年花费22 billion欧元。从它服务的会员规模、资金规模、服务的层次以及下设部门来看，公益生态已然形成，足以成为一个需要服务的可开发的市场。
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Gerry Salole
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Gerry Salole在交流现场跟我们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可称为“你动，我也得动”，寓意我们都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游戏”中，任何一个位置的举动都会牵引到周边的相关方。那么，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欧洲基金会中心的作用是什么呢？至少有三点：一个小规模组织可以通过中心的平台走向国际，与更多组织接触；信息、视野的提供；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整理分析共享（会员组织中有专门的这类组织）。欧洲基金会中心发挥的就是一个服务型平台的作用。
散财不是财富的福音，“拥抱和平”才是
《反社会的人》一书，论及德国的富人们都很低调，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也不怎么关心，上层阶级已经“去政治化”。这一点很有意思，但暂无从佐证。然而，此行我们拜访德国以及欧洲基金会中心得到的信息是，基金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基本每天有一个新的资助型基金会在产生。财富也许已经不限于在一国流动，上层阶级也许已经不只关心一国之政治。不可否认，投入公益的财富在欧洲是有更大的关怀的。
在赴欧前，北京师范大学陶传进教授给我们讲授了“公益项目类型”的五个层级，他认为，国内的公益项目的层级大致如下：
第一层级：散财（72.6%）
第二层级：流程化的公共服务（17.5%）
第三层级：社会服务（4.4%）
第四层级：公共治理（1.0%）
第五层级：社会整体勾勒与创新（4.5%）
访欧行前培训，陶传进教授分享“公益项目类型的五个层级”
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处负责人阿克曼先生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提出，德国的情况可能正好是对应这五个层级倒过来的情形，也就是在第五层级的公益项目为最多，其次是社会治理，依次往下推，散财型的为最少。
据观察，至少在愿景与业务范围上，此行我们参访的大多数基金会显示较为长远的终极关怀，基本上普世价值与可持续发展是各基金会的共同愿景。
如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创始人有着“拥抱和平”的初衷，如今，博世基金会重点领域是：移民、融合和分享；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团结；适应未来的生活空间等。其中2016年的公益支出6000多万欧元中，有3000万欧元都是用于“国际理解”领域，如：
国际政治与全球挑战： “全球治理未来——基金会多边对话项目”，此计划于2014年发起，覆盖国家包括印度、德国、美、日、中、印尼、南非、巴西、法国，每届支持27名青年人专业人士参与。
国际公民社会：“change maker * change ”,此计划开始于 2012年，主要辐射欧洲、土耳其、中东及北非、东亚、东南亚等区域。
全球媒体：“中德美媒体论坛”，这是2017开展的计划，主要是促进中德美主流媒体高层交流。
博世基金会与世界各地的大学、智库、NGO、法官、媒体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宝马基金会强调给“影响者”赋能，建立了负责任的领导者网络（responsible leaders network），网络中2460个成员来自109个国家的企业、NGO、学术、政界、媒体等界别，在全球共支持50个平台。该基金会认为对Leaders的投资是更有力的变革之道。所以“资助不要把钱单独放在项目上，而应帮助机构成长”。宝马基金会十年前开始公益创投，旨在打造“社会企业的生态环境”。他们会对被投的机构进行较为长期的陪伴，投资的策略大致如下：首先捐款——无息贷款——低息贷款，陪伴十年后，有了商业模式，才考虑结束投资。
宝马基金会总裁分享
墨卡托基金会的CEO在交流中，也特别指出：公益（philanthropy）不同于慈善（charity），公益应该强调对问题原因的处理，而不是对问题症状的处理。墨卡托基金会关注的议题也具有长远价值及广泛的影响，资助领域含教育、科研、国际交流，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项目战略每五年检讨更新一次。
瑞士的橡树基金会是一个家族基金会，强调基金会应具有“全面的项目视角”，包含：国际倡导、公平与参与、社区驱动、战略合作、创新等层面。
大众基金会，自称为一个“知识的基金会”（a foundation of knowledge），主要支持学术研究或高校项目，强调全球视角的研究、高信任文化的打造、基本结构的政策重修等宏观问题。
鲁尔地区的关税同盟基金会（zouverein基金会），主要经营管理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关税同盟工业区”。这是一个古老的煤矿矿区改造工程，类似国内的工业创意园。它的愿景中，希望该园区首先是一个“进步的场所”，其次还是：纪念意义的场所、旅游基地、旧厂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场所、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筑艺术聚集场所、设计的场所 、学院、学校、研究中心、艺术场所、创新作坊等。除了活化房地产物业，基金会业务更关心的是周边区域人与自然的生存发展问题。
访欧团参观关税同盟基金会
正如宝马基金会秘书长所言，基金会关注什么议题并无大碍，重要的是方法的创新和共同体氛围的打造。
概而观之，此行拜访的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涉及和平与国际关系、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这方面跟美国的基金会发展趋势类似（见，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事业与子孙同等重要，财富的源远流长需要健全的机制保障
在欧洲，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数量众多，但一旦是被认定为公益性基金会，基金会运作基本上都是独立于家族或企业的。
博世公司被认为是“健康的大象”，公司一直没有上市，因而也没怎么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的收益7%用来保护博世家族后代、1%用来保护企业、92%用来为公益。博世基金会不是一个家族基金会，而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基金会。
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司：（12亿欧元的资本）
1.博世家族，拥有7%股份、7%投票权
3.罗伯特·博世工业信托公司：有监事会和理事会，1%股份、93%投票权
投票权指的是经营决策的投票权。信托公司的决策，由现任领导代表、前任领导代表、第三方共同组成，上面还有监事会，也没有基金会的人。
博世基金会持有博世公司92%的股份，但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没有投票权。博世家族对公司的投票权所占比例也不高。博世公司这样的设置，正是体现了“公司事业”和家族后代的同等重要性。通过这种制衡机制，不仅能留给后代富足的生活，也使创始人创办的事业长青。
德国基金会在财富保值和增长上都设计了比较健全的机制，确保资本金可以持续为一个初衷服务，而且都会通过金融手段打理资本金，但通常都比较保守。总体来说，资本金运作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鲁尔的关税同盟（zouverein）基金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我们看来，该基金会做的事情有点类似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公司，而且还是属于政府的。该基金会发起人是州政府、市政府，决策班子由来自各部门的官员组成。该区域的100公顷土地属于基金会，经费来源包括联合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其资金可以投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招商”引资，吸引创意产业、艺术院校、酒店等进驻。但是在基金会框架下，所有的事情都得为该区域的发展服务、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服务。
还是有很多基金会要为劝募而努力的
在出发前了解的相关信息，让人感觉德国的基金会大部分不用筹款，因为基金会首先得有一笔本金，然后通过运作本金保持资金充足，保证公益目的的达成。在德语“基金会”的本义上，确实可以这样理解。然而，德国基金会的原始“注册金”最少五万就可以，因此不是所有基金会都是本金雄厚。家族或企业基金会以外的很多基金会还是会对外筹资的，例如教会基金会、民间或地区型基金会。
访欧团在柏林社区基金会
我们此行拜访的柏林社区基金会就是一例。柏林社区基金会的出资方是多个公民，其秘书长认为该基金会是一个“独立于资本”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一年的资金规模约是30万欧元。筹款方式也是我们们“喜闻乐见”的：申请招标的项目；申请政府项目；写信给有钱人的俱乐部劝募；画廊拿出画来拍卖；一年一度“美术晚餐”等。他们的困难之一就是资本金太少，每次办项目都要筹款。而他们应对的措施就是“一定要有好的项目、项目要精干”。这一点跟国内一些执行项目的基金会很相似。
比利时伯端王基金会是另外一个典型，它的资金构成呈“伞状结构”：国家彩票收益1000万欧元；自有本金1100万欧元；还有685个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s），3400万欧元；其他还有2000万欧元。看上去不缺钱，但针对捐赠人建议基金，他们需要设置“公益咨询师”岗位，一方面为捐赠人提供咨询，另一方面代表捐赠人面向私人银行、律师、资产管理公司，充当中介。他们还可以提供便利的跨国捐赠的服务。
据该基金会分析，捐赠类别主要有：没有子孙后代的遗产处理；成功企业家回馈社会；灾难事件发生，希望不再有人受苦，如家人因某病去世，捐钱来研究这个病的治疗；买了彩票中奖。至于捐赠的比例，他们发现“老了钱还剩好多”，这类捐赠占比最高；其次是因为“高兴的事情”；第三是因为“悲伤的事情”。如何为这些捐赠人设置有影响而永续的专项基金，其实“公益咨询师”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而基金管理机制的健全透明也是必须的。
有些槽点，我们都懂
除了在募捐这个痛点上，我们很容易找到共鸣之外，此行与同行的交流中，我们也谈论了一些何其相似的“槽点”，如：
关于用政府的钱
公益性基金会都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对于使用政府的钱，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柏林社区基金会，筹款也是一个难点，他们的困扰是： 政府的钱，行政手续麻烦，也需要专门的人管理，不想做太多。他们有申请关于难民服务的资金。但自觉“难民潮是一个意外，来自政府的钱有点多”。还是希望保持独立。而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也强调“我们从来不接受政府的钱”，“我们的会员就是我们的老板”。
关于小机构人手短缺
柏林社区基金会可以说是一个小而美的机构，听闻只有四名全职工作人员。当我问到，从筹款到项目开发、项目跟进以及志愿者管理，这么大的工作量是怎么完成的？秘书长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我们用自己的积极性代替人手，经常需要加班”。
关于基金会工作人员薪酬
我们至少听到三名欧洲同行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为了赚钱，肯定去商业机构，不会到公益机构”。可见，公益行业的职业优势在国外也不是基于薪酬。
关于基金会管理费
跟墨卡托基金会的交流中，我们专门讨论和比较了管理费的比例，墨卡托的基金会的比例是18%，据说也是秘书处跟理事会博弈的结果，因为他们也有理事质疑，做公益不是应该免费吗？
看来，不管国内还是第三部门如此活跃的欧洲，公益行业本身还是有它一定的特性，并不为公众所认识、理解，可谓环球同此凉热。
此趟交流行程满满、干货满满，以至于回来一个月还没消化完毕，因为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透过基金会，看到的不只是财富的影子，还有更多。虽然在国内，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政策机制、民众基础，难以想象某一天基金会也像银行、药店那样，转角就能遇到。但是看看德国，究竟还是可以实现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