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公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2019年，沃启基金会在三一基金会资助下，启动了“中国公益实践中变革理论与实证方法论运用案例研究”项目，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为此，沃启基金会公众号推出“科学公益”系列，邀请发展工作者周鹏博士撰文，对科学公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介绍与解读。
作者简介：
周鹏，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在国际非营利组织有13年的工作经验。他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社区发展、组织赋能、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知识生产等。除了实践工作外，他也为 80余家非营利机构担任过培训和咨询工作。
今天我们推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周鹏将从国际和国内公益的背景和现况出发，对科学公益的发展脉络与概念框架进行条分缕析，为我们开启科学公益之旅。欢迎读者反馈与讨论。
中国也需要一场科学慈善运动
对于慈善的传统认识是，一种向有需要的社会成员直接提供援助的捐赠行（Bremner,1994）。这种理念在基督教文化浸润的中世纪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十九世纪末被西方兴起的“科学慈善运动”打破。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场运动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有很大关系，大量工人失业，城镇化发展使农业人口涌入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技术的进步虽然催生出超级富豪，但是赤贫人口也愈来愈多，贫富差距剧增导致社会问题日益剧增。在这种大背景下，直接援助的传统慈善引发了大量的反思和批评，“慈善应该更加专业和科学地应对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成为科学慈善运动的核心思想，慈善逐渐趋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金锦萍，2009）。这一时期，具有开拓性理念的基金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被陆续创建，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也开始被应用到组织中，各种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被系统性地引入公益实践中，这一系列的变革开启了现代公益慈善的大门。
中国当代公益起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官方背景的慈善基金会逐渐兴起。1980年代中期，国际基金会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开展工作，他们将全新的公益知识和经验带到中国，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催生出大量接受国际经验熏陶的本土公益组织，2008的汶川地震后又是中国公益的一个里程碑，公众参与的热情高涨，本土组织大量创建和发展，而后随着互联网的极速发展，基于技术和创新理念的公益组织回应社会问题的方式也更具多样性。
如果我们稍作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当代公益发展的改革开放社会背景带来的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工业化时代有些相似，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贫富差距逐渐增大，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的人已经意识到，直接捐赠的传统慈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就在业界开始反思并寻找答案之时，郭美美事件直接将公益行业的信誉度拉到谷底，随后严格的法律监管和公众监督成为了悬在公益组织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大多数组织将财务公开和透明这种常规性工作置于最高优先级而压制甚至忽略了公益有效性这一最重要的组织目标，这并不是否认财务透明的重要性，法律的制定和公众的监督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公益项目的结果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而这种现象还无法得到行业本身的重视时，那么公益将进一步失去公众的信任，失去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与支持，其作为第三部门存在的价值就会引起更深层的质疑。
目前，公益行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国际发展背景下，包括参与式在内的、由西方引入的公益价值和方法论、工具呈式微之势，本土公益的发展也日渐碎片化，各种资源的大量涌入，并未带来系统的公益价值和话语的有效建构。公益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对话也十分匮乏。公益价值重构与实践经验、范式的整理和归纳，以及相关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与分享，成为行业建设的重要课题。其中，公益的有效性成为公益行业亟待回答的问题。
公益行业究竟取得了什么实质性成果？为什么会取得这些成果？这些成果对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越来越多的呼声出现，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
一百多年前的科学慈善运动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目前的中国公益，只有以科学的理念，方法和工具分析，厘清公益行动与公益目标之间的因果链关系，反思和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才能真正提升公益效能，才能凸显出公益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中国也需要一场科学慈善运动。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其最新的著作《当下的启蒙》中，以近乎愤怒的笔触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他对社会中充斥没有科学依据支撑的观点和结论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无知和荒谬。“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有用理性的标准才能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而不是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权威，感觉等”。
无容置疑，科学公益也需建立在理性价值基础之上，有太多失败的公益案例可以说明，不科学的公益通常都是以感性的认知作为理解社会问题的起点并随之开展的。公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常会直面困境中的人们。作为人，在面对不公和苦难时，都会自然地涌起慈悲和同情，这恰好是值得赞美的慈善事业的本源和动力。但如果要真正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更加理性地分析、评估和探寻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提出真问题，设计出逻辑自洽的干预的模式和途径，科学地进行评估，从经验或失败中反思和学习，这一切无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只有将理性价值贯穿于公益项目的每个环节，科学公益这一理念才能够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在平克教授的著作中，他用75组数据精确描绘了世界的现状，并认为数据可以帮助人们纠正新闻报道和不科学的结论带来的整体认知偏差，从而对社会问题做出更加全面合理的评估和分析，进而为我们制定清晰的行动路线。“有多少人在遭受暴力的侵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中，多少人面临压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这些数字是上升还是下降？” 他强调数据的大公无私和诚实，并认为“定量的科学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苦难的根源，从而知道哪种方法最有可能减少苦难。”
平克教授的观点代表了对定量科学方法的一种主流理解和接纳。主流观点认为，科学方法必须要进行逻辑推理，演绎计算，要进行实验的验证或者观测的验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要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只要不满足这些条件的，统统都不能称为科学方法。
这种纯粹量化的方法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引起广泛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是来自社会科学家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和批判，因为社会科学早期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十分重视发展量化和标准化的方法。但他们逐渐发现，自身的研究成果缺乏实用关联性，无法被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 ，社会科学通常为了保证方法上的标准而远离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Flick,2011） 。在这种背景下，更加注重参与者的视角和多维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得到迅速发展, 这种方法更多通过访谈，观察，参与来收据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是案例，故事和观察笔记等等，进一步对非量化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和观点。
不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方法，就像平克教授所说，“改善世界需要深层次地理解和探索因果关系”，这是将道德直觉和科学思维进行区分的唯一方式。
过往的公益研究者和实践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以参考的实践案例来学习不同的科学方法。例如科学家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方法让我们了解到，某一地区青少年如果有一副眼镜看清黑板就可以使学习成绩得以提升，辍学率也会下降；一个安装在农村中小学宿舍的故事播放器，就可以有效提升小孩子睡眠质量，也会缓解抑郁的上升趋势；在非洲，只需一顶穷人可以负担的起费用的特制蚊帐，就可以使疟疾致死率大幅下降。公益领域中自成体系、发展迅速的社会工作，则完全是在西方科学慈善运动中催生出的一个学科，其包含了大量的定量和质性方法供实践者使用。
1980年代中期流行于中国公益领域的参与式发展方法，虽然不强调模式化和简约化，但其是在逻辑和因果链的框架下揭示具体事件的丰富细节，突出人和情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在公益实践领域也得以广泛应用。随后，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更多基于技术和社会创新的新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实践领域的欢迎。
随着科学的发展，困扰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型研究也有了迅速进步，起源于医学领域的循证方法(Evidenced Based Approach) 近些年也开始引入公益领域，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领域中可以运用的数据和结论，为实践工作者们提供科学依据。
总体上来讲，科学方法包含了定量和质性两种主流的方法， 虽然两种方法间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但是对公益从业者而言，学术界关于方法本身的争议并不是我们关注的范畴，而需有意识地学习和应用科学方法来提升公益效能。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思和追问：当我们执行一个项目时，在什么情境下面对什么人群时，适用于定量或质性方法。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来描述状况，只不过定量方法适合于展示整体的一般性特质，而质性则擅长揭示具体的丰富细节，两类描述各有特色，完全可以相互补充（Jorgensen ,2015）。
对于科学方法在公益实践的应用，还有一点需要重视的是，定量方法绝不是简单的收集和对比数据，质性方法也不是仅仅简单地收集故事，它们都有一套严格的科学步骤和逻辑来进行建模，并都有被科学认可的数据分析流程和证据标准，这就意味对科学方法的应用也需科学。
工具的应用看上去是目前公益领域最为广泛接受的一种科学方式，因为工具是已经被设计好的，也是拿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不论在循证方法、社会工作，还是参与式发展或社会创新，这些领域都有大量的已经被广泛接纳的量表、问卷、流程和框架，它们的确对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使公益过程更加科学化，但是公益项目面对的社会问题不是单一现象，需在一个关联性的系统中进行综合性考量，因此也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标准和框架等着公益项目去套用，我们选择工具的使用时要考虑其适用性和关联性，并能够在原始工具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求来发展出更加适用于我们自身项目的工具，这就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应用工具并不能触及科学公益的本质，但是从应用工具开始科学公益的起步，无疑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路径，因为只有在工具使用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体会科学的严谨和公正，才能理解科学带给公益的意义，才能激发我们进一步探索科学公益的方法和理念，最终将科学公益变成一种指引我们实践工作的终极价值。
公益不会止于学说和观点，公益需要更强有力的实践和探索精神。因此我们需要对上述的分析和观点制定一个行动路线。变革理论无疑是处在这一路线起点的最佳科学实践方法。
顾名思义，变革理论是致力于揭示社会为何和为什么发生变化的过程的理论，对社会变革的理解和认知是有意或无意的，但是每个人、每个组织一定都会持有一个显化或隐藏的变革理论，它通常都会建立在个人的信念、假设，对社会的认知以及自身局限之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理论，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理念、方法，或是工具。
之所以说变革理论在科学公益中是一个最佳的起点，是因为这一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公益组织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参与者，这一理论既可以帮助公益组织构建理性和科学的价值基础，也可以指导组织的战略方向，形成环环相扣、逻辑鲜明、互为因果的变革路径。
还有一点极为珍贵的是，变革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和复杂的理论表述，其逻辑清晰的工具化特点完全可以被及时和有效地应用到公益项目所有的实践环节中。
它指导人们在每踏出一步时，如何科学分析和解读社会现实，如何审视我们的假设是否合理，如何分析我们需要运用的方法、工具，如何设计最佳的指标来进行评估，如何确保完整精确地回答出“为什么”后，才能跨出下一步。
变革理论是一个向后映射的因果链条，其遵循“因总是出在果之前”的原则。通俗的说法是，你要回应社会问题，总是会有一个长远的愿景和目标，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终极目标。在结果出现之前，总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影响和促进这个最终结果的发生，这些原因就是公益项目里不同层级的中、短期目标。在这个映射链条上，能够为你的项目、活动、任务找到存在的缘由和合适的位置。这个映射图或许会很复杂，或许也会很简单，它取决于你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决心和资源。对于大多数公益组织来讲，它们的变革理论起初时只包含一个单一发展的映射链，但是随着项目的发展，这个映射图中会逐渐增加新的项目或活动，这些项目或活动都在为你实现目标而服务。
不论对于组织还是个人，变革理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发问的线路图，指引我们在抵达终点的道路上质疑、研究、探索、决策并行动，使我们能够见证和体会科学和理性如何取代本能、教条和权威，将天花乱坠欺世盗名的假公益和真正能够提升人们生活福祉的公益项目区分开来，构建出更加理性的社会话语，这样才能使公益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