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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似是故人来”——访欧秘书长们眼里的欧洲基金会

8月28日下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北京歌德学院(798艺术区)举行了2019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分享交流活动,邀请近30位访欧团成员,以及其他基金会、国际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共聚一堂,分享对中国和欧洲基金会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角色与作用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如何相互借鉴、交流合作的体悟和探索。

 

背    景

 

 

自2017年起,墨卡托基金会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合作开展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项目。2019年,来自不同类型基金会的8位秘书长作为访欧团成员,在为期10天的行程中参访了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新责任基金会、柏林社区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关税同盟基金会、比利时伯端王基金会、4WINGS基金会等形态丰富、背景各异的基金会,同时也前往德国基金会协会、德国基金会学院、德国基金会中心、欧洲基金会中心等平台型组织进行了交流和访问。

 

访欧归来,秘书长们都对欧洲基金会和自身工作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思考。8月28日下午,2019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分享交流会在北京歌德学院举行。

 

 

参    观

 

歌德学院院长柯理博士介绍了学院的历史、场地以及主要工作,并且带领大家参观了学院。歌德学院在中国有3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致力于推动德语教学、文化交流、信息提供等工作。柯理院长表示,不论在德国,还是欧洲,以及中国,基金会都是社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感想及思索

 

 

(一)团长观察:中欧基金会的差异在哪里?

 

德国基金会拥有灵活的法律形式。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刘培峰教授谈到,“在德国基金会不是法律上的形式,而是一种拿钱做事的组织形态。”因此,德国基金会有多种形式,既有公法基金会,也有按照民法活动基金会,还有更多采取社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等形式活动的基金会

 

 

其次,德国基金会关注多样化的社会发展议题。“如今,中国处于转型期,转型也是矛盾多发时期,所以做很多工作需要和政治在一起,比如扶危助困。但是德国不一样,有几个社区基金会,做了许多很扎实的社会融合项目。比如,柏林社区基金会邀请远郊区和近郊区的人交流,邀请工程师到学校给学生讲工业机械知识。还有,我们在斯图加特看到博世基金会有自己的工业化博物馆。“

 

 

第三,德国基金会拥有与时俱进的态度。“虽然德国基金会有一千年的历史,但是绝大部分都是60、70年代新成立的。这启示我们要怎么紧扣今天的世界,怎样找回历史传统为今天做更多东西。”刘培峰教授还表示,中国很多基金会秘书长已经是第二代了,二代秘书长更应该去思考机构是否实现了从初创期到现代的转型。

 

(二)团员思考:在对比中,我们能发现了什么?

 

“似是故人来”。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王志云指出,德国基金会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但又有不同。她说,“在参访的十二家机构中,很少有机构会讲到资源募集,其中仅有两家提到,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机构不需要筹款。”

 

德国大约有5%-10%的基金会需要进行筹款。虽然也是利用项目筹款,但是他们非常关注捐赠人的参与。比如,德国柏林的一家基金会,捐赠人都是退休教师。通过深度参与,基金会和捐赠人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信任感。

 

此外,德国基金会重视价值传递。“新责任基金会讲到,不管他们的钱从哪里来,都特别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内的机构不太重视双向的价值传递,多是追着资源跑。”

 

“我们能用行动带来改变,其实行动就是不断的坚持。”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的樊英秘书长认为,德国基金会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行动。“我们是做乡村教育的组织,需要知道现在乡村教育中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把理想转化成项目,在具体的区域里面解决问题。在欧洲,很多机构就是这样做的。” 德国有大量执行型公益机构,它们不仅遵循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

 

“欧洲很多机构都是选择了相信,选择了行动。但是,我们的理事告诉我们要有评估,要有成果。教育的影响哪有那么快?这是我们公益人需要思考的事情。”

 

随后,樊英秘书长讲了一个柏林社区基金会的移民融入项目,以及一个火车站旁施工了十年的建设故事。她认为,“维护公平正义,中国的公益组织任重而道远......就非公募基金会而言,资源来自民间,我们更有可能识别社会问题,构建自治空间,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友爱、公民价值提升。”

 

开放式讨论:国际合作和有效发展

 

 

随着公益慈善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国家政策的推动,中国基金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交流和合作活动中来。因此,在活动中,基金会论坛组织了一个开放式讨论,聚焦于推动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交流。讨论由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先生主持。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弘认为,开展国际交流不能只停留在投资理财、项目管理等操作方面、技术方面,要推动中外企业家、发起人之间的交流。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吴丹指出,中德可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陈孚认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联合国走出去。

 

AVPN的许卉提到,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需要基金会走向资助型组织,需要中介组织来提供信息、评估等专业性服务,还需要有相应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商道纵横的张洪福指出,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过程中,容易遇到资源匮乏和能力不够的问题,因此要加强专业能力,深入研究议题,与当地的组织合作。

 

交流合作不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阿克曼强调,合作交流不仅仅是学习,还是一个影响对方的过程。他说,“基金会秘书长访欧项目不仅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了欧洲,也让被访机构看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中国。”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张媛补充说,我们不仅希望能够“直接和欧洲的企业家对话交流......也希望有欧洲的人来和我们交流。”

 

此外,参会嘉宾还讨论了中国基金会如何有效发展的问题。比如,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琳谈到,在充满不确定的大环境中,基金会应该保持专注,积极学习,并且时刻敏捷。“现在的大环境相对比较急躁.......我希望我们可以脚步慢一点,专注在几件事情上......任何产品都有更多细分市场,公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随时保持着眼观四方、耳听八方、积极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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