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在北京五环外，有一种面包很“疯狂”，不少外国人品尝过后都称赞不绝：吃一口，就像回到了莱茵河。
而做这些CrazyBake的面包师更“疯狂”，他们在与世隔绝中鼓起了勇气，从零开始学起，硬是用面包打开了连通世界的大门，赢得了应有的尊重。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她们……想知道这个关于面包的“疯狂”故事？小友这就给你慢慢道来！
（ 本文参考来源：crazybake官网、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人人公益、怕怕安全情报局及相关采访视频等）
本文长度约3565字，阅读全文大概需要4分钟
新鲜出炉的金灿灿的法棍、面包圈和桂皮卷堆放在面包篮里，散发出丝丝香甜的气息，看起来十分诱人。
某一年的圣诞节，靖哥把这些刚赶工完成的面包送到一家外企的年会上。公司老板便热情地向自己的员工推荐着“疯狂面包”，人声鼎沸鼓乐喧天，靖哥怀里的面包很快就卖完了。
可派对结束之后，一切都重归安静，却独留一桌子“寂寥”的面包。
“我们做的面包没有毒，会有人喜欢疯狂面包的！”尽管心里有些不舒服，靖哥的眼神里却带着满满的坚定。
活动上卖的面包，袋子上都贴着“Crazy Bake”的标签，每一个都是精神障碍人士亲手做出来的，而靖哥，则是其中一位面包师。
如果是你，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你敢吃吗？
Aim：
重燃精神病患者生活的希望
在北京五环外的苏家屯苏坟村，一道红色的铁门，似乎隔开了两个世界。
铁门里原是一个旧厂房，后来住进了200多位正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患者。
这里是北京第一家精神病民间托管康复机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患者身处其中，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疗和看护，有的家人还会定期来探望。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但却只有1.5万名精神卫生医生，2万张床位。
也就是说，只有不到20%的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助。大多数患者都被社会所遗忘，有的甚至被家人用铁链锁起来。
生活在托管服务中心里的200多位精神障碍患者，其实是幸运的。他们有机会接受治疗，并熬过了频繁发病期，渐渐走向康复阶段。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精神障碍患者就像“中了邪”，是疯子，让人不禁望而生畏。
哪怕是他们的亲人过来探望，都不敢走进病区，害怕住在这里的精神障碍者会伤害自己。哪怕是在接待大厅，周围都是普通工作人员，看到病人出来的那一瞬，家属还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大步。
有一位病人家属竟对中心负责人杨云说：“你让我接他回去，我还怎么活啊？”
托管服务中心里的精神障碍患者，日常生活也非常单调，看书打扑克牌，生活懒散，孤独寂寞。
他们也试过在中心的康复农场里种菜，体味到劳有所得的快乐和满足。可是种菜具有季节性，不种菜的日子，似乎又笼上了一层阴霾。
直到两位外国志愿者的到来，他们内心的阴沉才开始退却。
2004年，来自瑞士的心理医生伊万和德国的家庭主妇娜塔莎来到托管服务中心，教精神障碍患者们栽花种菜。
“最开始他们的状态很难过很沮丧，他们没有希望，生活看不到改变。”看到患者的境况，伊万和娜塔莎想着定要做些事情，为他们找到生活的方向。
伊万转念一想，何不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这还能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呢。
Approach：
然而，当伊万和娜塔莎向精神障碍患者说出做面包的想法时，他们却拒绝了，甚至觉得她们是不是跟自己一样，也有精神病。
“我是来疗养的，不是来干活的。”
“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想做面包，就像伊万和娜塔莎所说：“他们是害怕自己的面包被人拒绝，更害怕自己遭人歧视。”
不仅如此，做面包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始动性缺乏”的表现，社交能力衰退，情感淡漠。要不是护工一直督促，他们连基本的刷牙洗脸都难以做好。
能不能教会患者做面包，托管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心里也没底，但仍觉得要试一试。
首先她让伊万教中心食堂的厨师吕师傅做，等他学会之后就能一起教精神障碍患者了。看着伊万的示范，吕师傅很快就掌握了做面包的技能。
中心继而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连开几次“动员大会”，并征求家属的同意，才有了第一批“面包学徒”。
伊万和娜塔莎不断给朋友们发邮件，好不容易众筹了一笔钱作为启动资金，才购置了烤箱等几件做面包所必备的设施，设计出疯狂面包的logo.
一个70平米的会议室放上相关的设备和食材，就成了简易的面包房。
吕师傅和伊万从最基本的揉面团开始，手把手地教患者，可长期患病却影响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吕师傅看一两眼就能上手，但有的患者却要学上两个月。
还有的前一天刚做出一点模样，第二天又一点都不会了，没办法，只好再次重头学起。有的患者还会在做面包时犯病，连招呼都没打就突然消失。
擀面、拧麻花、打造型……每一个步骤都反复练习，比如拧麻花，他们就拿着毛巾扭来扭去，直到熟练地做出满意的造型为止。
尽管从和面、醒面、加黄油、刷鸡蛋到掌握烤箱的温度，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但仍不可避免地历经失败。
精神障碍患者刚开始烤出来的面包，有时黑得像木炭，有时硬得像石头，有时不成形状，但伊万和娜塔莎总会微笑着对他们说：“很好，很好。”
杨云永远记得第一炉成形的面包出炉的一刻：“那个味道，特别好吃。”
面包出炉后，患者们把香喷喷的面包装进牛皮纸包装袋里，端端正正地贴上他们的logo: Crazy Bake.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伊万和娜塔莎是希望大家知道做面包的人是谁，而crazy在英语语境中，更多表达的是热情、着迷，而不仅仅是疯狂。
随着Crazy Bake的亮相，这些精神障碍患者有了一个闪亮的身份：面包师。
渐渐地，他们配合得越来越有默契，揉面、研磨桂皮粉、做造型、码盘、烘培，每一个步骤都分工明确。
就如靖哥说的：“我们是一个团队，都是战友，没有谁能一个人把面包做好。”
Action：
面包：精神病患接触外界的桥梁
让精神障碍患者学会做面包，只是第一步。伊万和娜塔莎要将这些患者辛苦做出来的面包卖出去，又遭到了重重误解。
“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们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
她们一遍遍地拜访亲朋好友，到北京的国际学校或外国人公寓推销“疯狂面包”，幸好，这些老外愿意成为他们的客户。
是的，一个个小小的面包，终于为他们打开了与外界沟通的窗口。
伊万和娜塔莎想让精神障碍患者亲自站出来卖自己做的面包，只有融入外界，才能撕掉那些人们所以为的“危险”、“暴戾”的标签。
“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在外国公寓卖面包时，他们立起了自己做的广告牌，过了不久，他们的面包就卖光了。
在一家德国使馆学校，靖哥和另外两个精神障碍患者，带着早上做好的6种口味的100多个面包来售卖。
卖“疯狂面包”，一直都是这家学校的公益活动，学生们下课后就围了过来。
刚开始时，许多孩子都带着对“精神分裂患者”的好奇来买面包，却发现他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一位叔叔还会讲英语呢。
到后来，他们是真的喜欢上吃这些精神障碍患者做的面包。有一个小女孩，还拿出了自己的一罐糖果，想要换一个面包。还有一个男孩，从小学到高中都会到Crazy Bake摊上买面包，可以说，他们是看着他长大的。
看着眼前的家电，他们笑了，当中带着几分骄傲：“我可以说这台空调是我们换的，那台卡拉ok机是我赚钱买的。”
14年来，他们用卖面包的钱换了一台冰箱、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200个收纳箱和100把椅子，还为200多个病人更换过几轮床上用品。不仅如此，每个面包师每个月还能领到三四百块的工资。
“疯狂面包”给精神障碍患者们带来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靖哥说：“当客户过来付钱，我把面包递到他手里的那一刻，看到那个带着阳光的眼神，特别受鼓舞。做疯狂面包，会影响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另一位精神障碍者小雨也说：“这是走向社会的一个桥梁，至少知道自己还有价值，不是呆着没用的人。”
而望安还能把做面包的薪水攒下来，在过年回家时给母亲买一份礼物。
这些年，做面包的精神病患者换了很多拨，但长久地坚持下来的，变化都在潜移默化间发生。
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有了一定提升，发病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还有的人，甚至康复到了可以回家的程度。
而一直为面包房四处奔走的伊万和娜塔莎，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报酬。她们还会把孩子带到中心，放心地让他们抱在怀里。
各路媒体采访的时候，她们却希望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更多地关注精神障碍患者。
“他们曾经是被遗忘的人群，我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和改变的可能。他们教会了我，即使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也能熬过去，哪怕你可能根本没有希望，也依然可以挺过去。”
是的，精神障碍就相当于大脑患上了感冒，每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这不是一种耻辱。
他们更需要的，是人们的平等相待，爱和尊重。
“虽然我们赶不上那一整只蜡烛，但我们这半根蜡烛，也愿意为了光明，燃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