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这个世界上，朱传一先生是我景仰的人，他德行高尚，有夫子之范，是我亦师亦友忘年交，公益路上一明灯。对景仰者，是应该顶礼膜拜的，在此，给朱先生行迟到的膜拜之礼了。这个礼，是带着个人感恩之情的，也可以代表那些受朱先生思想和精神影响而得益的朋友；还有无数不认识他的人们——许多人并不了解，朱先生是如何以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以个人的不懈努力，推动中国民间公益的发展进程、改变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
也感谢杨团女士，感谢丘仲辉先生和爱德基金会，感谢所有为《朱传一文集》编撰付出热情和劳动的朋友们。朱先生的思想，属于转型期中国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属于改革开放40年伟大进程中值得记录的一段历史。记录这段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此，也向各位作揖了。
《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京东商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官网商城等均有售。
如果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身中国公益事业的这群人算作中国公益第一代的话，我们都是在九十年代初认识朱先生的，那时候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朱先生长期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工作，他研究美国，还在美国社区公益组织当义工，通晓美国NGO和社会福利事业，他恨不得把他所了解和理解的美国都告诉我们。当时圈子小，一次聚会一二十个人就是全行业了，听朱先生讲故事是一件快事。
后来，我们还有幸认识了朱先生的哥哥、美籍华人科学家朱传榘先生。他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发明者之一，赫赫有名。1980年朱传榘先生应邀来到北京，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讨论中国的前途与改革开放问题。很显然，他的一些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并落了地，故朱先生常来中国，只要有时间，总会约几位公益人聊聊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他总会讲一句话：“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有强大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包括由私人财富建立的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也包括160多万家遍布于社区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教育、医疗、文化机构，还有大量民间智库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益正处于政府开放空间、自上而下发展民间公益的转型时期，资源、人才和知识供给十分匮乏。朱家两兄弟，两位老知识分子，以浓浓家国情怀、拳拳报国之心，给我们教益良多；还引进许多海外专家资源，帮我们打开国际慈善交流渠道。
朱传一先生（前排右二）与哥哥朱传榘先生（前排中）和中国公益人合影；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徐永光。
我吃了30年公益饭，在东西方公益慈善交流中，深谙一个道理：慈善事业是非政治、非营利、非宗教的事业（即便宗教机构办的慈善亦属非宗教）；慈善无国界，不存在文化冲突，均属利国利民、不可缺少的社会第三部门，可以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给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在2007年3月7日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甚至抢话筒，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告御状”，呼吁给北京红枫妇女热线、自然之友和星星雨等民间公益机构注册登记，希望给民间组织多一点信任。我还声明：“我从事民间公益18年了，接触国外很多人，从来没有碰到过有谁要我们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从来没有”！
我很幸运，1998年在朱先生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艾斯蒂斯教授的精心安排下，由朱先生陪团在美国访学两个月。两个月中，除了听宾大专业课程，还访问了美国各类基金会、智库和社会服务机构，与美方专家进行了深度交流。可以说，这次访学是一次美国非营利部门发展历史和鲜活经验的“知识盛宴”。年过七十的老团员朱先生对美国NGO早已了然于胸，他还有“学习”的需求吗？当然不是，他行前帮我们排课程、行中给大家当“助教”。两个月访学马不停蹄，有美方专家指点迷津，有中方导师朱先生释疑解惑，我的收获之丰，可以列出一张大表。我是好学员，也是实干家，一路上与朱先生讨论、消化、切磋，计划着把美国哪些非营利组织模式和创新引进中国落地。
基金会中心网
美国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是一家成立于1956年的非营利机构，当时美国正盛行极右的麦卡锡主义（“美国文革”），无端指责基金会有“共产党背景”。于是由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和塞奇基金会出资，成立“基金会图书馆中心”（后因作用扩大改为现名），收集并提供基金会的信息资料以提高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美国基金会中心披露基金会行业信息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尽管当年中国基金会只有524家，但公开透明是大势所趋。回国后，我和朱先生一起参与了由阎明复任会长的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17家慈善机构共同发起的“恩玖（系NGO谐音）非营利组织信息咨询中心”，中心由商玉生先生领衔；同时注册了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域名（www.foundationcenter.org.cn）。12年之后，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基金会中心网（CFC)正式上线。
朱传一先生（右）与基金会中心网终身名誉理事长商玉生先生（左）合影。
联合之路
联合之路（United Way of America）是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发轫于1887年的美国丹佛市。当时，该市已经有不少社区慈善组织，他们纷纷向当地公司募集善款，令公司老板不堪其扰，建议他们联合起来，派出代表来募款，筹到款后，再行分配。联合之路后来发展成为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拥有1800多个地方会员组织的国际性慈善组织。
朱先生带着我们走的联合之路路线，包括全美总部、国际总部和罗切斯特市联合之路，印象极其深刻。在罗切斯特，我们了解了联合之路筹款运动的全流程；在国际总部，时任总裁给我们展现了全球分布图，然后拿出一个天安门图样，放在中国地图北京位置上，说“希望和你们帮助，早日填补这个空白”。朱先生很清楚联合之路正与中华慈善总会协商洽谈，便表示，他和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崔乃夫、时任会长阎明复都是好朋友，回去定当努力促成。没过多久，中华慈善总会顺利成为国际联合之路的正式成员。
2005年，我带着把联合之路模式复制到全国慈善会系统的梦想，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并在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的直接领导下，与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一起筹办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大会之后，怀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失败感，我离开中华慈善总会；两年后，我与周庆治一起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
朱传一先生（左二）与中国代表团赴美考察联合之路；右一为本文作者徐永光。
社区基金会
朱先生对于美国社区慈善机构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社区慈善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纽约，他还专门给我“开小灶”，带我去了一家犹太人社区机构，一边交流，一边给我讲解美国犹太人社区自治和宗教习俗。我也是第一次从朱先生这里听说，在我国河南开封，有一支北宋年间迁徙到中国的犹太人部落，几百年来依然保留着许多犹太习俗的故事。
与朱先生一起参访纽约社区信托（基金会），让我大开眼界。美国有700家社区基金会，作为同样活跃在社区的公共筹款机构，与联合之路有相似之处，但两个系统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各有侧重，互不打架，百年来相安无事。联合之路是与公司志愿者合作的”地毯式“、全覆盖的公众筹款模式，社区基金会则主要是为富人打理慈善资产的机构。
设立于1924年的纽约社区信托有1500多个个人或遗产慈善信托，进入基金会大门，只见墙上挂着1500幅慈善信托委托人照片，还有分别印制的年度报告，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种接受委托，帮助有钱人实现慈善心愿的模式，也要引进。
回国以后，我即仿照纽约社区信托的模式，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试验”捐款人纪念基金“，捐款一万元，即可以捐款人名义设立永续型基金，这可以看成是慈善信托的雏形吧。
社区治理的协调人制度
朱先生则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试图把美国社区治理的协调人制度引进国内，矢志不渝。2011年，他指导恩派公益探索社区的多元治理，主要不靠专业人士，而是发现社区里面有情怀的协调人，这是多元治理的核心力量。恩派公益在北京街道做了“社区协调员特训营”，带动了社区内生发展的动力，开发了一些促变者。已过耄耋之年的朱先生，对推动社区协调模式表现出急切焦虑的心情。看到党中央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以后，他认为建立社区参与式民主协商机制的时机到了。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一谈。
到了朱先生家，才知道他还约了原民政部部长、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崔乃夫先生。崔乃夫先生是中国现代慈善的开拓者，在1994年成立中华慈善总会之前，“慈善”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词，是他给冲破的。在创会之始，崔会长即建立了一套民间慈善机构的管理规范和运行模式，他所倡导的现代慈善理念，到今天看都是先进的。后来中国慈善出现了国进民退，令老会长始料不及。
朱传一先生2007年8月25日写给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信（手稿），交流对于“慈善风暴”的观察与思考；详见《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67-269页。
2009年，《中国社会报》开展了一个“谁在阻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的讨论，我谈到一些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刮“慈善风暴”，向企业强行摊派捐款，这是“二道税”，属于苛捐杂税。我还转述崔部长对“慈善风暴”的态度，他说：“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崔部长见到报道后，即打电话给朱先生“告诉徐永光，他引用我的话，我很高兴。希望这个讨论能够继续下去”。崔部长话音刚落，讨论也无疾而终了。
那天，朱先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美国的社区协商人制度。美国数以百万计的非政府组织遍布美国的各个社区，为社区提供各个层次的服务。社区协商人制度是针对社区问题——包括种族、教育、贫穷、移民、青年发展、邻里关系、社区安全、警民关系和社区发展，等等，推选不同阶层、种族、教育程度、年龄和政治观点的居民意见领袖作为协调人进行对话协商，自主解决社区问题。这种模式为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加强了居民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居民之间的信任，培育了社会资本，也增进了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恩派公益的尝试，朱先生看到社会组织参与推动的可能性。我和崔部长都非常赞同建立社区协调人机制的重要意义，但也同样担心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力量太薄弱，居民对于公共事务，普遍不愿付出个人努力，只想搭便车。我说，现在有那么多“高尚小区”，连像样的业主委员会都找不到......我不会说假话，直言相劝朱先生好好颐养天年，不要太着急，社区事务通过公民参与和协调人制度来解决，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把这个责任留给年轻人吧。
斯人已逝 榜样永存
朱先生退休后30年，一直在做公益导师的工作。这位老人的思想也一直走在时代前沿。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比国家正式实施整整早了10年；中国今天已经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政策和应对措施严重滞后是不争的事实，而早在1984年，朱先生就发表了《美国的老年学研究和老龄问题》报告，还有对老龄问题的系列研究论述。
朱传一先生1984年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第29期上发表《美国的老年学研究和老龄问题》；详见《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5-93页。
我第一次听说“社会企业”这个词，就来自朱先生。他告诉我：“国外有一种公益创新的模式叫社会企业，是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很需要，应好好研究”。在那以后，我才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企业，现在变成了推动者。
杨团说“朱先生影响了整整三代公益人”，说得很到位。这三代人，有杨团、我和丘仲辉这样六七十岁的，有中年四五十岁的，还有二三十岁的新一代。老人家对于年轻一代公益人的爱和期待，如同爷爷对孙辈那样细腻和体贴，因为这种爱和期待，坚定了他们从事公益职业、传承公益理想的决心。
2015年2月，在病榻上最后一次见朱先生。他呼吸有些困难，但脑子还清醒。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请他不要说话。但他还是坚持要说，重复着四个字：”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啊！20年前，正是希望工程鼎盛时期，我们一起去的美国；我们一起给美国同行讲中国公益，讲的就是希望工程。我说：“朱老师，是你教育我怎么做公益的。向你学习。但我知道，永远学不到你的”！
斯人已逝，榜样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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