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强被一群不同国家、肤色的清华学生包围着。他倚在发言台一边，一身毛衫加运动鞋，一口地道英语，正在做一个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分享，不时抛出一些恰到好处的梗。
11月29日，清华分享的第二天，刘毅强发了个朋友圈，“看了一下昨天晚上在清华的照片，真是深深的疲惫写在脸上。”
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做国际化的公益项目。2015年6月，在经过了几年的运作以后，刘毅强正式发起成立中国国际法促进中心(Chinese Initiative on International Law，简称CIIL)。CIIL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它的第一间办公室设在国际法之都荷兰海牙，致力于推动大中华地区的国际法发展，用他的话说就是“把中国人带到国际法的前沿，把国际法带到世界华人的身边”。CIIL也是一家能够在海外开设办公室的中国法律类NGO。次年10月，在CIIL的年会上，刘毅强又创立“共同未来”基金，成为国内首个帮扶叙利亚难民儿童发展的国际志愿者服务项目。
从CIIL到“共同未来”，无论是做国际法教育，还是做难民救助，刘毅强一直在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帮助中国年轻人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的一线工作，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从国贸到全球
第一次见刘毅强是在国贸一个知名律所的大会议室。隔着落地窗向外望去，视野很好。刘毅强凌晨刚飞回国，会议室是律所借他用的，这家看起来很不差钱的律所是刘毅强的老东家。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刘毅强在这里做了几年律师。做公益以来，前老板和同事们为他提供诸如场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在这家律所的日子，和北京大多数精英一样，刘毅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生活半径局限在国贸—大望路—三里屯，偶尔去趟海淀就像出差。出于对国际法的兴趣，在这家律所工作三年后刘毅强选择离开，辗转在多个国际法庭，做过红色高棉国际特别法庭被害人代理律师、中国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秘书长等工作。
在多起国际公法的谈判和不同国际组织的工作中，刘毅强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国际法庭里没什么中国律师？为什么国际法治上没什么中国的声音？”相比很多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国际法治的海量实践和经验，中国国内NGO在国际法领域尚是空白。为了改善国际法教育，填补这块空缺，2015年刘毅强创立了中国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
为培养国际化的中国法律人才，CIIL的最早的一个项目是组织中国年轻法律人参与国际模拟法庭。每年定期举办国际刑事法院中文模拟法庭比赛，囊括北大、清华、人大、台湾东吴大学等国内高校法律学子，“去年台湾的队伍进了前三，最近这两届都是在人大做，不过比赛最后决赛都会飞往海牙。”
2018年5月24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了CIIL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这意味着CIIL可以更便捷的参与众多国际活动，在帮助监督、实施国际协议方面发挥作用。
在国内，CIIL一直处于比较“隐”的状态，并不出名。这和刘毅强的职业习惯有关，“你一宣传出来可能大家就炸了，律师的职业习惯是做什么事情一般不宣传，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长期参与国际法事务，难民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刘毅强一直有所关注。2015年，3岁叙利亚小男孩溺亡的“最揪心照片”震惊世界。这给了刘毅强做难民危机的切入点。随后，CIIL组织团队相继前往德国、土耳其做实地调研，并撰写发布难民危机报告。
自2011年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数百万叙利亚儿童流离失所。截至 2016 年 3 月，在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难民接收国，有680万叙利亚儿童急需救助。
2016年10月，CIIL正式新增“共同未来”项目，刘毅强出任项目秘书长，致力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儿童获得更好的发展。
由“隐”到“显”
相比“技术”，刘毅强更相信“制度、规则、价值”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不像父辈那样做专业技术人才，他选择法律作为志业。法律的背景和阅历，不断加深他对这些看不见的概念的理解。“比如黎巴嫩、柬埔寨和南斯拉夫，这些我去过的地方曾经都挺发达，但是国家瞬间就变成人间地狱。看似是战争，背后是制度、规则、价值在发生作用。”
“共同未来”一开始就选择从“教育”入手，借助CIIL的资源动员优势，每年冬夏选拔大学生前往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做国际志愿者。为安全起见，CIIL与土耳其当地NGO合作，派志愿者前往当地孤儿院，与难民儿童一起生活，做艺术教育，教孩子们画画。作为非公募机构，CIIL的各种项目费用主要来源于刘毅强及其支持者的个人捐赠。
今年夏天，吴雅霖作为“共同未来”的志愿者来到了黎巴嫩。出发前，她想知道在这些人生并不明朗的孩子眼里，教育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吴雅霖给孩子们上了2个月的夏令营，教他们用音乐、美术来表达自我。
吴雅霖记得，有一次绘画主题是“对你最重要的人”，一对兄弟相互画了对方。“我们的陪伴或许并不能解决他们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但是却可以在恰当的时刻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种子，等待萌发出向善、向美、向着光明的花。我也在和他们相处中，期盼着自己能为社会秩序的重构做的更多……”吴雅霖在一次分享中说。
2017年3月，在北大举行的比尔•盖茨演讲上，共同未来志愿者杨肯提问如何说服人们参与慈善，比尔•盖茨回答：“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与大家产生情感共鸣，撼动人心，让他们真正了解远方亟需帮助的人们。”
这与刘毅强的想法不谋而合。为唤起国内公众对难民的关注，共同未来在北京、杭州等七个城市办展，展览并拍卖难民儿童的画作。为增加难民的收入，共同未来基于难民儿童画作做周边产品，开发出明信片、帆布袋、T恤、手机壳等产品。
相比CIIL的主项目国际法教育，“共同未来”难民项目一反刘毅强行事低调的风格，做得越来越“显”，经常有媒体的报道。“因为这个项目完全符合国家政策，所有人都鼓励你去做”，刘毅强开始有意识关注国家出了哪些政策，提了哪些说法，“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跟我们有关的就写下来，这样我们做这个事情也就比较顺理成章。”
少数派
在中国公益圈，难民公益不是NGO的热门领域。“大家很容易觉得难民与自己无关。其实在世界的另外一极，我们在国际上缺席太久了，人家已经习惯不用想着要跟我们一起玩了。”刘毅强说。
无论是所做之事，还是事情背后的逻辑，刘毅强都是一名少数派。他不避讳谈及自己做少数派的“现实资本”。80后的他，家里对他没有过多要求，也鼓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他自己也在工作初期早早买房扎稳脚跟，“要是现在就买不起了。直接一点的说，就是我很幸运的有资源和空间去做这些事。”
“与众不同”似乎对他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有人都在种树，你多种了一棵，你的价值在哪？所有人都在种杨树，有一天你种了一棵柳树，当杨絮满天飞的时候你的价值就出现了。”刘毅强排斥被他人定义，抗拒被社会规训着去做投巧但同质的事情。在他认知里，差异化、多元化是一个社会的价值所在，而做公益更是一种理应更多元化的事情。
在清华的分享会上，有学生提问，为什么他不去向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寻求支持，而是辛苦地开发周边产品来自力更生？刘毅强解释说想先靠自己，做成点事情，再寻求外界支持。目前，刘毅强还面临很多等待解决的问题，“别人的热情和资源怎么转化到项目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传播、项目设计、商业模式等等太多东西。”
困惑和焦虑时不时会窜出来，尽管如此，刘毅强也不喜随大流、混圈子。作为旁观者，国内公益圈给他的印象并不算好。“有一种虚假的繁荣，给人感觉很热闹，办的会场面都很好看，但内容和质量很一般，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套话，也不怎么给沟通与质疑留出空间。也有公益人做着做着就做成生意了，沽名钓誉，一点也不纯粹了。”
围绕在刘毅强身边的人和他很像，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的建制派。即使偶尔感到寂寞的时候，他会趁着国外的工作需要出去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和国际上的同道者聊聊天。刘毅强半开玩笑晒出手机上自己用飞猪定的去巴黎的机票，有点自嘲的说：“这张票1400元，比请我去成都开会的那张还便宜。”
世界这么大
对刘毅强而言，工作与非工作是两种场域。在工作范畴内，他务实严谨，懂得妥协和退让，是对捐助人、合作伙伴和同事们负责的“偏执狂”。但工作之外，他的自我表达更随性自由，即使看不惯什么也毫不掩饰，几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的影响力和你自己个人的影响力要分开。在国内经常会发现，一个公益项目会成为某个人的影响力的源泉。大家喜欢做一个让自己有名的人。但其实个人不重要，还是制度、原则、价值这些更加根本的东西更重要。”刘毅强说。
虽然没想要成为一个名人，但刘毅强在某些人群中还是颇有名气。有次在日内瓦开会，忽然有人过来和刘毅强打招呼，“他说在我之前没想到一个律师还可以做这种事，他自己也考虑要不要从机构出来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国际事务上出现了不同的中国人的身影，也改变了国际NGO对中国的一贯看法。“外国人问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件事？他们也突然觉得好像中国的NGO是可以活下来的，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和潜力。”他说。
刘毅强坦言自己不擅长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至今，他还没有为“共同未来”规划出“确定的光明未来”。与其说是领导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探索者和修行者，“可能某一天就顿悟了。现在就是不停地尝试，做了以后才知道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我都要避免寻找一个完美的起点才出发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路程永远都是不完美的。”
从律师跨界公益，走过世界很多角落，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群，刘毅强说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可以这么大，原来这个世界的边缘无穷远。“这才是做公益的天职，让里面的人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看到解决问题一种不同的方式。多的不能保证什么，希望当看到世界上有人在逃难的时候，我们国人能想到并看到有中国人正在努力帮助他们。这就够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