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年前，金口河的一位姑娘来到成都，听不到大渡河水声入眠让她心慌。
19年后，她认真低头望向城市整洁的地面，关心着那些看不见的垃圾去向。
她是罗丹，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垃圾女神”。
“这12年，曾无数次想离职”
2007年，罗丹相继从高校和企业离职，有半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工作。
那时候她和两个朋友，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也处于迷茫期。所以，三个人就像难兄难弟一样，不上班儿，经常约着一块去山里，观鸟赏花拍照片。
这段时间给了她大量机会去接触到一些NGO，开始了解环境保护和这份工作。后来，她积蓄快花完了，没办法，还是要出来工作。“我给银行投过简历，还给电影院投过简历，别人建议我去NGO试试。”
罗丹很喜欢拍自然
机缘巧合下，罗丹选择了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并且在2007年9月入职。可是，她去了第一天就想走，因为严格意义上只有她一个还在试用期的拟正式员工，跟预期的国际化公益组织的印象差异太大了。
可11月末，全球声誉极高的动物学家，也是“根与芽”的创始人——珍·古道尔博士就要来成都，行程已定，无法更改。
“本来这事儿不归我管，之前有个老员工，结果我入职之后就跳槽了。”但是必须有人做这件事，罗丹和另外两个实习生就开始准备珍·古道尔博士的公众演讲、学校参访等等。
第一次见到珍·古道尔博士让她很感动，教科书上的大人物活生生地来到了自己面前，浑身散发出温和强大的力量。
珍·古道尔（图左）和罗丹合照
珍·古道尔博士是在世界上拥有极高的声誉的动物学家，“根与芽”的创始人。美国《时代》称其为20世纪"世界最杰出野生动物学家"，曾获联合国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2010年是76岁的珍·古道尔致力研究和保护黑猩猩的第50周年，她被英国媒体冠以"奔走的特雷莎修女"之称。
一不小心，她们这次活动做得有点好，甚至间接地推动了成都根与芽的公益组织正式注册。但当时她跟机构有很多不愉快，就想着注册完了再离职。
2008年4月14号，成都根与芽正式注册成功，因为非常艰难，当时都很开心，在她还没想明白到底要不要走的时候，5·12地震来了，又开始组织救灾，她要离职的事情就又搁浅了。
从2009年开始，罗丹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是：成都根与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那时候机构很不稳定，人员离开很多波，亘古不变的只有她。
给珍·古道尔博士介绍成都根与芽工作
她从26岁进到根与芽，其实是一张白纸，需要别人引领指导，但一下子就被推到最前面，要她带着机构走，内心十分排斥。但是，她必须要正视团队不稳定这件事，因为每个人对根与芽的印象和期望是不同的。
她绞尽脑汁想了想自己没有离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可能是因为我英文不好没有出国，但是其他人都走了。”
2010-2011年，罗丹压力很大，除了工作迷茫，她父亲得了癌症，于2010年12月去世。“我爸一直不能接受我从大学离开，不懂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既生气又爱莫能助，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心。”
那会儿她年纪快30了，感情无着落，家里又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年干了些什么，于是她郑重地考虑离开“根与芽”。
给珍·古道尔博士介绍成都根与芽工作
她从26岁进到根与芽，其实是一张白纸，需要别人引领指导，但一下子就被推到最前面，要她带着机构走，内心十分排斥。但是，她必须要正视团队不稳定这件事，因为每个人对根与芽的印象和期望是不同的。
她绞尽脑汁想了想自己没有离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可能是因为我英文不好没有出国，但是其他人都走了。”
2010-2011年，罗丹压力很大，除了工作迷茫，她父亲得了癌症，于2010年12月去世。“我爸一直不能接受我从大学离开，不懂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既生气又爱莫能助，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心。”
那会儿她年纪快30了，感情无着落，家里又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年干了些什么，于是她郑重地考虑离开“根与芽”。
理事长很坚决地对她说：“你先不要说辞职，先放假吧，休息好了就回来，职位一直为你留着，我们不会招人。”她虽然很感动，可状态实在是没法工作，就一个人背着包去云南、老挝、泰国旅行，这样走了一个月，还挺开心的。
最终，罗丹还是回了成都，因为强烈责任感，没有办法勇敢地做自己。“我想着我爸走了，我妈就一个人了。想着成都根与芽在我手里走成这样了，但还没有相对好的发展，还是要努力一下。”
一个人心里稳定了，就能看清楚很多东西，她想着：既然我没有走，那我不能抱怨，就得好好地干下去。
参加菲律宾零废弃国际论坛
“城市垃圾很有意思的”
2011年她旅行回来后，发觉团队已经散了，于是开始重建团队，准备确立成都根与芽之后要走的路。
她们讨论思考一番，决定做城市生活垃圾可持续管理，感觉不是那么需要专业知识，也很符合根与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定位。“这是个大坑，我们当时想得太简单，假设能穿越回去，可能不会选择做这个议题。”
漫山遍野的垃圾快要淹没青山
印象中，垃圾是脏的，臭的，不要的，没人想去关注。
而在过去，垃圾不属于环境问题讨论范畴，它属于市政，扫干净就可以了。“实际上，垃圾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是它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第二是每个人都会受影响。”
城市里产生的垃圾是巨大的
在2010年，生态环境部就已经对外宣布中国已经有2/3的城市被垃圾包围了，还有更多城市正在被包围的路上！
成都也不例外，据2017年数据，成都一年产生的垃圾能填满一个兴隆湖，人均1.04kg，日均1.65万吨，排名全国前六，垃圾处理压力极大。
虽然城市里看不见垃圾，但世界是整体的，地下水会回到生活中，空气也会影响人的身体，还会影响其他物种。垃圾问题，也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强势的城市向弱势地区输出，垃圾甚至会直接运到偏远地区倒掉。“那些地区的人帮城市承担后果，但我们看不见。”
成都的垃圾填埋场
当时，成都几乎没有环保机构以城市为目标开展工作，因为城市环境问题不突出不显现，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城市文明会影响县乡，高楼大厦霓虹灯光不仅是浪费，其他地方也会有样学样。
“每当新闻报道某些乡村出现环保问题，真要追根溯源，其实不一定是当地人原因，而是城市影响。”
她们最开始做的是在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教育，但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后来入驻个社区做试点项目，因为社区相对闭环，一个个小区做到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分类，就会慢慢看见成效，以小社区去影响城市面貌。
但做了一段时间，又发现不够，需要推动政策上的实施，于是她们又学习“如何跟政府讲话”。
她在新疆登山捡垃圾
跟垃圾相关的政府机构非常庞杂：可回收物资在商务局，垃圾清运和末端处理是城管局，垃圾污染问题出现归环保局管，宣传问题又是宣传部、共青团委、精神文明办都在管。还有各种企业技术的参与，也需要了解。
“就像是我租个房子，把自己搞成房东了；卖个面包吧，结果去种麦子去了。”
何况，垃圾这个主题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基金会支持，一般认为这归政府管理，整个管理链条也太长。
“直到去年，才有个唯一的基金会，正式把垃圾作为支持的板块，政策上也有所突破，而我们等了7年。”
这7年，罗丹反而都没想过要离职，尽管遇到很多艰难，但一直心很稳地走在这条路上。
她奔赴各地，去分享交流处理垃圾问题
很幸运地是2011年后，根与芽一直在进人，没有离开的。到现在，有7位全职员工，3位兼职，拿着不高的工资，全是一群女生。“可能男生不能在这份工作上，得到满足成就感吧。”
现在，罗丹天然地对垃圾敏感，“我吃个狼牙土豆都有负罪感，去超市购物都尽量不会选择小包装，菜市场买菜也尽量用布袋或者菜篮子，因为不想产生无法回收的垃圾。”
现在，她去各地出差，就不自觉地去看垃圾桶，翻一翻看里面是什么垃圾。
她连买菜都提着竹篮子，尽量不想产生不可回收的垃圾，比如塑料
“公益不等于免费”
一般人对公益和慈善的认知都是一样的，罗丹详细解释了两者的不同。
“大家就觉得做公益是免费把东西给他，把什么都给他弄好，其实不是的。比如，别人打你一拳，你流血了。做慈善的会给你贴上创可贴，做公益的会问为什么打你？怎样不会再成为受害者？从各个方面彻底改变你的状况。”
2008年罗丹和三家NGO合作开展了，彭州白水河社区灾后重建项目
2008——2011年这段时间，罗丹都主要和其他三家NGO合作，做彭州白水河社区灾后重建项目，回应灾区物资需求和分配，对居民自我意识、管理、服务的能力培养。
他们算是国内比较早做救灾的公益组织，那时候壹基金的李连杰团队还带着粮食来问要不要合作。
当时，他们的新家园项目做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白水河社区没有办法洗澡，他们募钱买设备，在灾区建了个板房浴室，还向灾民收钱。
他们在开会时讨论，小心翼翼地决定洗一次澡收2毛钱，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向自己的服务对象收费。但不收费肯定会乱套的，水电费谁负责，设备维护也需要钱，不然会把灾民养懒的。
后来召开居民大会，主持人故意大着胆子说了5毛钱，罗丹很忐忑。最后，居民自己讨论出来说收2块钱，浴室管理办法也是在会议上自发讨论出来。
他们就在棚子里开会，商议如何帮助灾民
因为灾民没有收入了，他们还把板房做成了高低铺的青年旅社。当时来灾区做研究的学者、志愿者非常多，对居住有需求，所得的收入就放到社区公共基金。
地震后，所有东西都毁灭掉了，人们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去交流抒发。最开始他们是买报纸供人阅读，后来募了一台电视让人们看奥运会，想着四川人爱喝茶，还办了个社区茶馆。
他们想要通过这些方法去振奋灾民的信心，看到生活源源不断的希望。“我们想传达的是，始终和你们在一起，但我们之后要离开，你们才是这个社区的主人，要自己做决定并为此负责。”
罗丹和当时伙伴们的合照
“我是山里出来的孩子
大自然会给我力量”
罗丹在乐山、雅安、凉山交界的金口河出生，虽然离成都才260多公里，但交通不便，童年的她是没有城市概念的。
18岁以前她都在这里，抬头就是高高的大瓦山，低头就是滚滚的大渡河，阳光里是清香的花椒味，从小就在大山大河里自由自在地玩儿，当地居民很少，彼此关系很亲近熟络。
因此，她2000年到四川师范大学上学时，一开始很不适应。因为不能听着大渡河水的声音入眠，城市人和车都很多，嘈杂热闹也不习惯。
她跟同学也有差距，心理上有一种失落，还有点自卑，“人家见过的你没见过，人家说的你不知道，就是乡下人到了大城市的无所适从。”
她的休息方式之一就是去看风景拍照
大学她念得是中文系，专业方向是师范，这个选择是被迫的。家里就觉得女孩子要稳定，理想中是让她毕业之后回老家当老师，不管是从择偶、社会身份认同，都似乎也特别适合女孩子。
虽然遵循了家人意愿去念书，但她笑说：“大学主要精力都不是念书，都是在做社会实践，锻炼了综合协调能力，也算是为以后走的路奠定了基础。”
她从小就挺喜欢张罗事儿的，在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川师整个学校基础建设活动特别多的时期。罗丹那时候是青年志愿者总队队长，要经常组织志愿者完成校级活动，比如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去社区义务维修家电，普法宣传等等。
后来她发现，虽然城市很大，但没有山村自然生态的东西，也没有那么近的距离去和山水接触。因此，当她需要给自己来充电，她就去山里。
她很喜欢高原花卉，闲下来就会和朋友去山里拍植物玩儿，大自然会给她生生不息的力量。“整个世界就只有镜头和花，仿佛我在跟植物交流，我觉得很好。”
罗丹镜头下的高山植物
此外，她闲下来喜欢去新疆、阿拉善这些原始生态的地方放松。去年夏天，她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天天在屋顶看夕阳的阿拉善农场女工。
元旦节时，她和几个老朋友去若尔盖草原找狼，结果没找到，看到了一堆狐狸。“朋友们拿着专业设备，没拍到，但我拍到了就很开心。”
谈及接下来的打算，罗丹表示想退到幕后，包括之前卸任执行主任，出任成都根与芽的理事长，更多的想让团队其他人走出去。“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等同于成都根与芽。我觉得这不合理，需要去罗丹化，机构才能长久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