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目前全世界抗击疫情的目光都在投向美国。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8日，美国新冠肺炎感染者已经超过百万，死亡者超过5万人。
面对愈加严峻的疫情形势，美国民众如何看待政府的抗击疫情举措？美国的社会组织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又如何培育？善达网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乔治城大学客座教授韩君。
韩君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和组织社会学、社会企业与社会金融、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他在牛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还担任世界银行顾问，在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和国际组织中拥有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在韩君看来，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除了要精准定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价值链。“社会组织价值链包含了操作、支持、资助、基础设施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甚至缺一不可。”
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韩君指出，如果我们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有可能一方强，另一方也强，或者一方弱，另一方也弱。“所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大和小，而在于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上的强与弱。能不能形成强国家和强社会的格局呢，答案是肯定的。”
韩君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抱“谨慎乐观”的态度，他同时表示，“用科技和金融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前景无限，未来可期。”
韩君
国乔治城大学客座教授
世界银行顾问
马广志：您最初知道疫情时，有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韩君：最早知道疫情大概是在过年前后，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得知武汉封城和军队援助武汉，才意识到这次疫情可能并不简单。
马广志：这场起于2019年年末的公共卫生危机，已持续三个多月了。疫情对您个人的生活、教学和研究有什么影响？
韩君：这次疫情日益严重，对生活的直接影响就是，我目前已经在家工作2个月了。除了几周去一次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和出门跑步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华盛顿特区、弗吉利亚和马里兰三个州都在三月底颁布了居家令，非必要活动，要求在家，不过这基本靠自觉。
教学方面，从3月初陆续开始，美国绝大部分大学都从课堂教学改为了网络教学。这学期我教两门课，一门是社会企业和公共政策，另一门是战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快要结束了。
研究方面，目前主要在做世界银行的两个课题。一个是研究位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四个国家的社会企业的发展及其对青年人和残疾人就业的影响。此次疫情对研究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本计划四月去中东和北非几个国家的出差被取消了，田野调查改为了网络访谈。另一个研究是对20多个国家100多份社会影响力债券评估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和统计分析，疫情对此影响不大。还有其他的研究主要是修改以前的几篇文章。
马广志：您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社会组织在抗疫中表现，您的评价是什么？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韩君：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吧。乔治城大学有一个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来自中国的社会组织领导人成立了一个校友会。在疫情突然来临的时候，这个研修班校友会发起了“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的公益活动。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疫情会给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学生上网课带来困难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快行动起来，精准地发现社会问题——缺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疫情会导致农村部分学生学业中断，并积极联络其他机构联合行动。他们的动作非常快，2月进行策划，3月4日发起报名，3月10日第一批农村孩子就收到了平板电脑。
马广志：这个项目历时短短半个多月，在公益领域反响热烈，还有评价说是“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韩君：是的，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除了要精准定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价值链。有点拗口，还是以这个案例来说明吧。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活动之所有能成功，除了有领导人的独到眼光，还在于建立了一套公益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链，或者说社会价值链。有操作型机构在前端进行工作，包括信息发布、审核、筛选，平板电脑的购买、包装和发放，也有中间的支持型机构和资助型机构，包括凤凰网的报道，微信群和公众号的推送，还有何道峰和崔阳夫妇基金会对平板电脑的大力资助。再有就是一些制度性基础设施，比如居委会、学校、困难帮扶干部群体等。
所以，社会组织价值链包含了操作、支持、资助、基础设施这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甚至缺一不可。要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四个环节。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社会问题之痛，在于社会价值链之不通。
这次疫情的突然到来，在经济领域凸显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重要性，社会组织领域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也需要得到格外重视。2018年，我和其他两位学者发表过一篇关于社会价值链的论文，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证，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马广志：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疫情防控上有什么不同？分析人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应对有些“忙乱”，现在美国确诊患者超百万，死亡6万多人，美国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的态度是怎样的？
韩君：这次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大家都看到了，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美国的防控措施比较松散和佛系。学中国也学不了。美国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很难进行社区层面的防控，更不要说封城了。所以，美国抗疫主要取决于个人和家庭。医院需要预约才能上门。前几个月美国戴口罩的人不是很多，华人戴口罩进超市还会引来奇怪的目光。现在去超市，大家基本都戴口罩了。
疫情形势日益严峻，美国民众大部分在家工作，减少了线下聚集，增加了线上聚会。云聚会、云聚餐、云健身等活动比较多。美国有一个叫Nextdoor的邻里网站，注册之后，可以发布需求和提供帮助，比如帮助附近的有需要的居民去超市购物，提供口罩和洗手液等等。
至于说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态度，这个因人而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出现恐慌，普通民众很悠闲，遛狗跑步晒太阳，像在放长假。
马广志：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美国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开展活动应对的？
韩君：美国的社会组织自发行动多且丰富，继续举身边的例子。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北京大学华盛顿地区校友会积极购买口罩等防疫物资寄往国内。等到美国疫情严峻的时候，北大校友会又积极从国内购买医疗物资捐给美国医院。当然，其他很多高校的北美校友会也都有类似的行动。现实情况真的是，国内上半场，国外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
再说说美国本土的倡导型社会组织。美国华盛顿特区有一家机构，叫“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这是全美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会员组织，相当于美国非营利部门的行业协会。我知道它是因为去年给他们做过种族平等（racial equity）方面的课题咨询。在疫情严重起来之后，独立部门积极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疫情应对法案，推动国会对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提供紧急资金援助，来应对风险，加强社区服务。
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研究和交流，也是很有意义的。例如，乔治城大学中美对话项目，二月份组织了一次针对中国疫情分析的研讨会，四月份组织了疫情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网络研讨会。
马广志：在美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抗疫的态度是怎样的？政府与社会组织是怎样合作的？
韩君：“独立部门”在2019年底，给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全部八位参选者及其竞选办公室发出过正式的政策问询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非营利部门的态度和未来可能的政策。只有三位参选人进行了回复并完成了问卷，但是这三位参选者前不久都退出了总统竞选。所以，你可以从这一侧面了解一下他们对非营利组织部门的态度。
马广志：美国社会组织在能力建设尤其是专业服务能力上的的情况是怎样的？
韩君：我曾经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社会企业孵化器工作过半年。他们在能力建设方面做得比较专业，有一整套孵化、培训、能力建设的技术性方案，大量使用咨询顾问和专家学者，成立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和高校、智库和非营利机构的联系很广泛，并把自己的孵化模式出口到了日本和突尼斯，每年还有其他国家的创业团队来接受他们的暑期能力建设培训。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某种程度上与孵化器、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以及各类支持网络的发展程度是密不可分的。
马广志：这次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呼吁，社会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类似美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VOAD）那样组织。您认为这是否值得中国借鉴？社会组织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合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
韩君：这一类基础设施型组织或者行业联合型组织当然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不过，这类基础设施型组织或者行业联合型组织，中国也是有的，只是名字不同，领域不同。是新瓶装旧酒，还是旧瓶出新酿，还是取决于具体怎么做。
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在很多研究文献里讨论过，应然的合作机制不好说，要看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和想取得什么结果。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比较重要，合作机制应服务于目标和结果。
马广志：针对慈善组织在抗疫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民政部说要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能力。美国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机制是怎样的？
韩君：美国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主要依赖行业内的支持型组织和资助型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孵化器、加速器、导师网络、顾问网络、联合办公空间、影响力投资机构、行业研究和评级机构等等。
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美国国税局只用了一张名为990的税表就管理了所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联合其他一些机构两年前发起了一项行动，将美国国税局图片版和扫描版的990税表转化为可检索可读取可分析的数据库，并公布了部分的数据，放在一个叫开放990表的网站上（www.open990.org）。在这个网站上，慈善免税组织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治理信息，甚至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的收入都有详细的历年数据。所以，公开和透明是对非营利组织行业最好的监管。
马广志：有学者担心，随着突发公共性事件会越来越多，未来社会将变成一个应急常态化社会。而政府将从调动资源逐步滑向配置资源，社会力量的空间必然要缩小。您的观点是什么？
韩君：我前些年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主流的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游戏，一方强另一方就会弱。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有可能一方强，另一方也强，或者一方弱，另一方也弱。所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大和小，而在于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上的强与弱。那么，能不能形成强国家和强社会的格局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社会影响力投资和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建设会起到较大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有关这方面的议题我已经发表了八篇英文论文，有兴趣有时间可以看看。
马广志：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许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从慈善公益的角度来说，您对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怎么看?
韩君：谨慎乐观。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和此次疫情正好相反，上半场看西方国家，下半场看中国，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驱动下。用科技和金融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前景无限，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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