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善心、同理心，也能看到因抗疫而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人同此心”的广泛社会动员和参与。虽然疫情造就的苦难遇到了爱也转化不了幸福，却可能因为爱、尊重和铭记，转化成一种崛起和成长的力量。
——彭艳妮
导语
32万元资助费用中，2万元是“协调与管理费用”。不仅如此，有两家受资助伙伴申请调整项目资金用于抗击疫情的工作经费，南都也同意了。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还呼吁同行基金会给一线合作伙伴充足的人力经费：“今后还有大量工作需要靠人力在社区层面去完成，缺乏工作经费会导致不可持续。”
南都基金会自身呢？日常的工作被打断了，理事会也推迟召开了。从除夕开始一直关注着疫情及社会组织情况。
尽管不擅长物资捐赠和紧急救援，基金会还是找到了参与的切入点，做自己擅长的事——基于自身做行业基础建设的优势。
随后，南都参与并联合发起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目的是促进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
2月4日，南都基金会审批通过“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一线行动伙伴支持项目”，资助了上述资金32万元。该项目通过区域协调机构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支持10家在一线开展新冠疫情防控行动的社会组织，推动其在本地开展行动。
“接下来，我们会保持对一线行动伙伴的关注，在协作网络框架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彭艳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了“协同机制”、“资助型基金会如何帮助一线组织”、“公益机构专业性”等重要问题。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她认为，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在于区域生态建设。
基金会资助应更有弹性
据你观察，疫情发生至今，国内资助型基金会的反应和表现如何？
彭艳妮：我通过网上的信息，看到不少资助型基金会反应迅速。比如壹基金在除夕之前就开始响应，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复星公益基金会、三一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等等都有基于自身优势的项目，支持疫情防控和不同角度的救助工作。
操作型基金会和一线公益机构行动也很迅速，比如这次抗疫行动中可圈可点的北京新阳光基金会和北京春苗基金会，银杏伙伴发起的“武汉银杏在行动”，还有多个省份的枢纽机构。
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资助型基金会可以做些什么？
彭艳妮：基金会要基于自身的定位和优势来设计项目和发挥作用。比如，南都不擅长做物资和紧急救援方面的工作，而是基于自身做行业基础建设的优势，基于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和地方枢纽组织推动成立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
受疫情冲击，小型公益机构可能尤其困难，你怎么看？
彭艳妮：疫情或将导致捐赠及政府购买资金缩水，这是整个行业要面临的挑战。这也提醒了公益组织特别是小型公益组织在平时募款时要特别注意募集非限定资金。
至于公众筹资，未必会受很大影响。有研究显示，美国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公众捐款并没有减少。所以公益组织不仅要更注重公众筹款，还要让公众来理解你在做什么事情。这肯定会很难，但还是要活下去，去找到更多方法和可能性。
南都基金会资助的两家机构参与了抗击疫情，但是他们筹措的资金基本都被用于购买物资，工作经费不足。所以他们向我们申请，能否调整资金用途，用于抗疫的工作经费时，我们都同意了。
作为资助方，基金会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弹性，能够根据合作伙伴的具体情况来调整资助款的用途。同时也呼吁同行基金会给一线合作伙伴充足的人力经费。
政社协同、社社协同机制建设是长期目标
当各方都去救援时，应建立什么样的协同机制？
彭艳妮：这里面有几个不同主体和层次的协同。第一个协同是基金会和一线行动组织的协同。基金会募到钱需要去执行，需要在地社会组织的协作，“最后一公里”要打通。
第二个协同是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这也是我们在2013年芦山地震后参与发起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初衷——多家基金会都在做救灾，有可能会出现重复行动。彼时的救灾协同相对容易，因为数字相对好计算，比如一个村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救灾物资等，但这次疫情时刻都在变化，信息也不是很透明，协同起来非常困难。
第三个协同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同。此前，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与民政部救灾司建立了沟通和互动，代表社会组织参与了救灾桌面演练，推动了政社合作。后来这块职能从民政部被拿出去，我们就跟应急管理部保持沟通。这次疫情中，卫健委体系与社会组织间的协同较少，这需要后期建设，也是我们成立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的一个长远目标。
今后再跟政府对接，如果有一个社会组织层级的代表，会更好地打通政社协同的途径。
加强专业性建设，把功夫下在平时
据你观察，这次救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体现得如何？
彭艳妮：公益组织的专业性得到体现。有几家表现非常抢眼，比如，壹基金、爱德基金会、北京新阳光基金会、北京春苗基金会、韩红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他们了解一线的需求，快速募集物资，在交通阻断的情况下，把物资及时送到一线去，也及时做了信息披露。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展现出了公益组织平时积累的专业能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次疫情中，救灾的专业组织似乎并不多。
彭艳妮：是的，不多，因为救灾这个领域的资源有非常大的波动性。从2008年汶川地震至今，每逢大灾发生，资源会疾风骤雨似地集中，公益组织甚至都接不住这些资源，但当灾害过去，救灾领域的关注度下降，筹款会变得困难。
由于这种资源的波动性，做救灾的公益组织很难长期生存，专业能力难以沉淀和积累。起初，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基金会理事单位比现在要多，后来没有大灾了，一些单位在救灾业务结束后就逐渐退出了。大平台都如此，一线救灾小组织会更艰难。
另外，人们更加关注应急阶段的救灾，而不关注减防灾。其实做减防灾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提出的四大优先行动领域，就包括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以及加强备灾以做出有效响应，并在复原、恢复和重建中让灾区重建得更好。
应对巨大灾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政社协同、社社协同机制的建设需要时间，需要多方合作，但在没有灾害的时候得不到足够重视，也难以获得资助方的持续支持。这也是行业需要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这个矛盾点，该如何破？
彭艳妮：针对救灾领域的资源波动性，我们在2015年联合壹基金、正荣基金会合作实施了一个“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项目，想把有经验的人留住，将经验传承下去。我们把曾参与过灾后社区重建的一些人召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学习网络，并邀请了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老师做协作者，组织大家学习，彼此分享生命故事和行动案例，鼓励书写并生产行业知识。这次疫情爆发后，有好几位当初的学习网络成员及其所在机构积极参与到抗疫工作中。这次我们发起协作网络，初衷也是想把救灾一线的社会组织与基金会更好地连接起来。
资源倾斜方面存在很大的挑战，捐赠人的心态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窗口，让大家都反思一下，我们应该做好预防的基础建设，把功夫下在平时。
譬如壹基金，这次为什么行动得这么快？因为他们已经在全国形成了很好的救灾网络，能直接抵达县一级。有灾时立即可以行动，但平时没灾的时候，这些地方伙伴网络也需要支持啊。所以壹基金每年要花资金去支持这些在地伙伴，加强他们的能力建设。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捐赠人，还是要明白平时基础建设的重要性。
有说法认为，各种公益组织都齐上阵，这样反而不专业。
彭艳妮：我认为要看这些公益组织具体做了什么事。疫情会影响到很多人，公益组织可以基于自己的定位去关注特定对象。比方说在残障领域，“融合中国”启动了特殊需求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响应机制。如果特定群体得不到关注，可能会出现悲剧。
比如，疫情中发生过一起脑瘫孩子因家人隔离得不到恰当的照顾去世的事情；那些需要定时用药的慢性病人也需要帮助。这些群体抗击打能力比较弱，所以这个时候公益组织应该结合自己的定位去做事情，不能说疫情是公共卫生的事，只能与医疗相关的公益组织去做事。
考验的是领导力和执行力
有公益人感叹“光有钱是没有用的”，你觉得这次疫情对社会组织的考验在哪？
彭艳妮：首先考验的是领导力和执行力。你能不能短时间内把整个工作链条安排好，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掉链子？大家来捐钱，你能不能接住这些钱？要是执行不了，就会有大问题。
其次，考验公益人的使命感。你是不是非常热情和积极地去回应社会问题、公众的行善需求和捐赠热情？总之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考验，功夫下在平时。
据你观察，公益慈善力量参与一线救援，还有哪些可能没被关注的困境或问题？
彭艳妮：这次公益机构绝大部分的资金都被用于购买物资，而人员成本、机构行政成本、物流成本等没有得到足够的计算。比如，运输物资过程中总让司机做志愿者，这是不可持续的。公益组织也不应该因为担心捐赠人不理解，就写上“零管理费”。这家机构列了，那家机构却没列，这也会让捐赠人困惑，应该把成本全面地都考虑进去。
公益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专业表现向公众传递了比较好的印象，因而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可以向捐赠人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些成本。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要回避了。
复盘发现：筹款挺顺利，但买货、跟单等具体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公益组织应该加强哪些能力建设？
彭艳妮：想提高效率还是要与专业的伙伴合作。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是复星基金会跟春苗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几家基金会的合作。复星基金会是复星集团的企业基金会，而复星集团的一部分业务是医疗，可以在全球进行采购。因为他们做医疗，所以在医疗物资采购方面非常专业，对物资价格、物资标准、供货商非常懂，采购的很多物资可以直接进“红区”，在前线非常受欢迎。
所以公益组织去做某些领域的事，还是要基于能建立什么样的伙伴关系，而商业组织有非常强大的优势，可以发挥专业的力量做事情。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区域生态建设
买货、运输之后的“最后一公里”尤其困难，问题出在了哪里？
彭艳妮：这折射了另外一个问题：公益组织在全国的发展非常不均衡。北上广川等地公益发展相对成熟，很多其他地方公益力量较弱。然而，要想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公益组织，且这些组织的能力要不断提升。
要指出的是地方枢纽组织和地方一线服务机构的重要性。社会组织参与抗击疫情，没有当地的伙伴是很难开展工作的。灾害应对都有所谓的属地原则，如没有当地组织，“最后一公里”根本打不通。不可能让每一个机构都去养一个壹基金那样的救灾网络，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因此，我们要重视地方公益生态建设，要支持地方枢纽机构建设本地公益生态，培育本土组织，提升其能力。
在去年基金会论坛年会上，南都基金会提出要建设区域公益生态，这是我们2020年的一个重点工作方向。当每个地域都有比较好的公益组织、志愿者、捐赠人和资源，这个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好了之后，才能有效回应当地社会需求、解决当地社会问题。
这听起来是很长远、比较难做的事情，怎么去建设公益生态？
彭艳妮：经过这些年发展，很多地区已经有一些不错的公益组织了。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去陪伴支持当地的枢纽机构，通过它来把当地公益生态建设好。枢纽机构需要资金、能力和对接信息资源的外部助力，且自身的使命必须是建设本地公益生态，跟当地一线公益伙伴有很好的联系，等等。这需要长期努力，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基金会一起来做。
我坚信善行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场大事件中，你内心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彭艳妮：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善心、同理心，也能看到因抗疫而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人同此心”的广泛社会动员和参与。虽然疫情造就的苦难遇到了爱也转化不了幸福，却可能因为爱、尊重和铭记，转化成一种崛起和成长的力量。
灾难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就了苦难，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唤醒我们，呼叫我们反思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异化，反思制度、法律及治理中存在的不足，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南都基金会而言，我们秉持慈善民间性的立场，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善行具有巨大的社会、人文意义。公益行业做为民间善行的服务提供方，须全力回应灾难中社会与民众高涨的行善需求。
但也需要明白，我们的应对不能是盲目的，应基于需求，发挥公益组织自身的专业优势，优势互补，实现高效、有序参与，必要时也需要基于实际情况引导公众捐赠和资源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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