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非营利组织”这个名字，很多人会以为商业与公益是两个割裂开来的概念：
商业活动中不太可能有公益——因为“盈利是企业的唯一目标”，而公益活动更不应该和商业扯上关系——要么就是“打着公益的旗号骗钱”。
然而，在国际上，商业被认为是与公益高度结合的。专业的商业手段不仅能帮助公益组织健康地运转下去，还能够助力弱势群体赋权。
相反，不擅长运用商业的公益组织和个人，其实会面临许多的困境。
那么，国际上的公益组织，到底是如何通过商业手段来实现公益目标的呢？
公益目标持有者使用商业手段来养活自己
公益组织其实和企业一样，都需要支付员工工资、办公室租金，在项目中甚至是筹款活动中也都有花费。因而，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资金，而他们的其中一部分收入可以来自商业活动。
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奥佩杰塔野生动物保护区，在用商业活动养活自己方面是一个优秀的案例。
奥佩杰塔保护区因姚明的纪录片《野性的终结》而为大多国人所知。片中，世界上最后三只北方白犀牛的故事触动了许多观众，吸引了许多人到访这片原始而自由的土地。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奥佩杰塔保护区在国际公益圈中以商业活动闻名——其实严格意义上，它是个企业，而不是个非营利组织。看似背道而驰的公益与商业巧妙结合，使得奥佩杰塔成为非洲野保领域的标杆。
奥佩杰塔最开始是一家大型牧场。为了保护牲畜，牧场人员驱逐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食草动物，而觊觎牧牛的食肉动物得到的只有枪声。
然而，这一切在1970年悄然改变。这一年，肯尼亚政府颁布了“禁止猎杀野生动物”的法令，同时索马里盗猎活动的猖獗，令大象等野生动物不断南迁。于是，奥佩杰塔的牲畜开始受到野生动物的威胁，牧场经营成本大大增加，利润也随之减少。
为此，不断寻找出路的奥佩杰塔，开始和占地2000多公顷的甜水保护区合作，通过开展犀牛旅游项目来增加收益。2004年，奥佩杰塔通过野生动物旅游获得的收益逐渐超过了牧场；同时，旅游业因为其不稳定性，常常需要牧场来提供“过渡资金”，于是，奥佩杰塔正式将二者融合，形成以旅游业为中心、以畜牧业为辅的保护区。其中，旅游业以发展野生保护为主要目的。
▲奥佩杰保护区的商业模式演变过程
旅游业一直是奥佩杰塔收入来源的中坚力量，近五年内的平均盈利占比更是高达70%。来到奥佩杰塔的游客通常需要购买高额门票——每人每天高达90美金，比一般国家公园都贵；里面的豪华酒店，数百美金一夜；只要你再付钱，就可以去看世界上最后的北方白犀牛。
除了赤道线、犀牛墓地、河马丛林等免费景点之外，旅游部门近年来陆续开发出七种额外收费项目——夜间游猎、狮子追踪、丛林徒步等，每项单独收取40美金。其带来的大幅增加的旅游收益，都会被用来进行保护区建设。
和许多公益组织不同，奥佩杰塔力图摆脱对捐赠者的依赖。近年来，其通过募捐获得的资金占比在不断减小。
CEO理查德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需要做到不依赖政府补贴和外界捐赠。”
▲奥佩杰塔自然保护区收入来源图
在非洲的许多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资金匮乏，巡逻员缺乏装备，所以他们即便见到盗猎者，第一反应也往往是“躲起来”。
但是奥佩杰塔保护区因为自己造血的模式和充盈的收入，建立了固若金汤的安保系统。
奥佩杰塔的安保团队每年需要接受三次来自英军的训练，他们配有德国自动步枪、无线电监测系统以及近几年成立的警犬部队等，在硬件设施上完全碾压偷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奥佩杰塔过去一年内被盗猎的动物数量为零。
也因此，奥佩杰塔敢于养育特别容易吸引盗猎者的犀牛。奥佩杰塔拥有东非最多的黑犀牛，2016年时已经达到114只。
也因为如此，2009年，世界上最后三头北方白犀牛才会被带到这里进行保护。
▲奥佩杰塔的支出财务报表
公益目标持有者使用商业手段来赋权他人
除了养活自己，很多公益组织选择通过营利性的商业手段来赋权他人。
在过去的四年里，The Warriers Organization通过售卖由坦桑尼亚马赛族村落妇女制作的手工艺品，来赋权当地弱势群体。
筹得的资金被用来开启当地的净水计划，为马赛族妇女所在村落带来洁净的水资源。该水利工程挽救了许多生命，使村落的妇女儿童不再需要到十英里外的大坝取水，安全便捷，并为3000多户人家提供了干净的井水。
▲马赛族人正在售卖手工珠宝
又例如公益组织 FEED——它在其官网上售卖周边产品，来募集为贫困家庭提供餐食的项目资金。为了彰显透明度，FEED在他们卖的每个包下方，都注明了这些商业所得将兑换成多少顿餐食。
▲FEED官网上可购买的周边
商业服务于公益：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
商业与公益高度结合的模式就是社会企业了。
社会企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企业：前者通过一些商业化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而后者还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并通常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方式参与到公益、慈善当中去。
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microcredit）”的服务。通过这种经济模式，他所开办的格莱珉银行 （Grameen Bank，意为乡村），专门为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弱势群体和创业者们提供小额贷款。
“（孟加拉）传统银行只借钱给男人，而我们乐意借给女人；传统银行开在市中心，我们专门开到穷乡去。我们遇到许多妇女，一辈子没触碰过钱，让我们不要借钱给她们；我们却越看她没经验，越没自立的意愿，越百般游说她借钱创业。” ——尤努斯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
尤努斯1940年出生于孟加拉一个富裕的珠宝商家庭，曾经在美国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的他，有一天碰到了一个正在编竹篮的年轻妇女索菲亚。
当尤努斯问她这些竹篮的原材料是怎么来时，索菲亚回答这些材料是借款买的：她花5个塔卡（约22美分）从中间人手里借款买竹条，编成漂亮的竹凳，再用5塔卡50波沙（约24美分）的价格卖给客户。
由于没有银行愿意借钱给她，索菲亚只得通过这种高利贷的方式维持基本的生计。而她编出一个竹凳赚到的50波沙（相当于两美分），还完借款的高额利息后基本什么也不剩了。
和索菲亚的相遇，让尤努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开始反思：
“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为单位展示出来的。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尤努斯决定帮助这个贫苦的女人走出困境。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帮她还债，而是以低利息的方式借钱给她、帮助她的劳动换取最高的回报，从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于是，格莱珉银行诞生了。
▲格莱珉银行帮助的弱势女性。
对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来说，借贷人需要充分证明自己的信誉和债务偿还能力。而格莱珉银行和传统银行相反：只服务于被认为最没有还款能力的穷人——借贷不需要担保抵押，而是靠五人的互保团体互相督促还款。
这样的模式难免引来传统银行的嘘声一片：这些穷人真的还得了钱、这样真的不会有风险吗？
而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借贷制度不仅没有让格莱珉银行破产，他们的偿债率反而高达98%——高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
至2019年11月，格莱珉银行已经帮助了9600万的贫民，其中97%都是女性。格莱珉银行也从当初不被看好的“乡村银行”，发展成了拥有2568个分支、涵盖81678个小村落的社会企业。尤努斯因此在201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
▲已经发展到中国的格莱珉银行致力于改善香港城市贫困问题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也是赋权弱势群体的一个方式。
影响力投资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概念。它主张义利并举，一方面追求一定的财务回报，另一方面在社会和环境影响方面也设立了量化的回报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创新投资概念还未被提出时，就有社会企业创业者获得了影响力投资的帮助。格莱珉银行，就是由福特基金会于1971年推动创建的基金会资产管理机构“共同基金” （Common Fund）资助。
影响力投资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社会底层的民生，或者通过投资行为，来实现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它的最终受益人群是“金字塔底端” （BoP: base of the pyramid)。
影响力投资的对象往往是能够带来正面社会或环境效益的企业，就行业而言，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和民生息息相关的环境、教育、经济、健康等行业。
在The Global Impact Investment Network(GIIN)上有很多影响力投资的案例。LGT Impact Ventures就是一个以影响力投资为主导的慈善组织，它投资的行业涉足能源、环境、民生等多个方面。
▲LGT Impact Ventures上发布的2020最新能源投资报告
在2017年，LGT Impact Ventures投资了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Dr.Consulta，一个为当地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组织。
在巴西，75%的人口（1.5亿）要么无法获得医疗保健，要么依赖于公共医疗保健系统——而巴西的公共诊所数量稀少且质量较差。
Dr.Consulta致力于为巴西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专业医疗保健和诊断服务。在LGT Impact Ventures的1000万美元投资下，Dr.Consulta的诊所从一所扩展到了十所，为拉丁美洲弱势群众带去了更多准确、及时且可支付的医疗服务。
▲Dr.consulta位于巴西的一处诊所/drconsulta.com
公益影响商业：CSR和ESG
公益目标的持有者除了把商业手段用到公益里，也会尝试去影响纯商业机构、从而让他们更加“公益”。
纯商业机构有时候是社会、环境问题的“制造者”。
以跨国公司为例，其生产、贸易可能会对全球生态与环境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跨国公司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半以上；在资源开采方面，跨国公司是主要垄断者，而且仍然在加快采矿的步伐——比如在铝矿行业，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铝矿开采的63%；在农业领域，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80%的耕地用以生产粮食进行出口，10家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了全世界杀虫剂销售量的85%；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控制着与破坏森林、水和矿产资源有关的产品以及自然资源的贸易市场，也是有毒有害产品的主要生产和销售者。
世界为了约束纯商业机构，创造了以下手段：
1.、CSR：让企业经营主动走到阳光下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环境报告，用于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公司进行“内部”环境审计。后来，此类报告逐渐开始“对外披露”。
到21世纪，许多跨国公司都会主动披露CSR报告。有的将其作为年报（Annual Report）的一部分，更为重视者则会撰写单独的CSR报告，甚至有大型企业会专门设立CSR部门，来更专业地履行社会责任。
一份详实有效的CSR报告，不但能展示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还能够借此获得利益相关群体的信任。
▲BMW 2018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对我们汽车制造商而言，气候保护尤为重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提高内燃机的效率。我们的目标是无排放实现机动性。”——BMW CEO Harald Kruger
除了BMW外，苹果公司于2019年发布的CSR报告中，也提及他们为公益组织 Pact提供资金援助，用于其教育类公益项目；而迪士尼2019年报中也记载了，过去一年中约有2.3亿美元用于社会的慈善捐赠（In-kind Donations）。可见，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已经成为了大企业不得不兼顾的一个方面。
2、ESG：三个因素，共同制约公司取材之道
与CSR相比，ESG则与金融结合更密切。它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兴热点话题。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环境、社会、治理）指的是衡量企业投资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的三个主要因素。
ESG投资就是一种将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等非财务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的方法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ESG的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 根据SIF基金会的数据，1995年，美国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投资领域管理着大约6,390亿美元的资产；而到2018年初，在美国注册的资产中存在约11.6万亿美元，管理人员在其中运用了多种ESG标准，进行投资分析和投资组合选择。ESG投资在欧洲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
ESG评价体系的建立，为投资者如何进行“负责任投资”(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提供了参考依据，从而也倒逼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注重可持续发展。
MSCI，Morningstar，Bloomberg和Thomson International等许多第三方正在为企业和基金会提供ESG评级。Morningstar去年报告说，投资者正在避免使用ESG得分较低的传统共同基金。此外，ESG与投资流程的集成已成为CFA考试（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的一部分。
MSCI将E、S、G拆分为37个小指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大数据录入，再匹配200多个分析师团队进行分析。现已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对7500家公司和65万多种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的ESG评级。
▲AAA-CCC ESG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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