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谢鹏
编辑 ▏肖泊
编者按
这是一篇围绕疫情中心又横穿中国大地的疫情发展见闻。
作者谢鹏，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亲人多在武汉、汉口工作，作者姐夫参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医疗设备安装，小姨、小姨父被确诊感染后被送到县医院治疗，亲人中密切接触者均被重点隔离……
春节期间，1月18日到1月26日，作者从上海出发，往返东部沿海与西部高原，中间经停疫情中心武汉，一路亲历「谣言」到疫情步步升级。亲人安危、沿途城市变化，遭遇种种，所见所闻所感落于指尖案头。
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数十年后才能被准确描述出深刻影响，而这些沉甸甸的亲历，都是历史的见证。
1月24日，年三十，是我出现咳嗽症状后的第四天。一大早，青海西宁海湖新区的社区医院不见一个病人。
我低头看表，刚过8点。
挂号处、药房、病房的医护们或站或坐三五成群正闲聊，口罩都被拉到下巴上。发热门诊里，一位有些年纪的医生也正和同事聊天，看我进门便问来由。
「我想测一下体温，」我回答，「还想验一下血。」
「是不是感冒了？」医生警觉地看着我。
「没，」我也看着他，「我是湖北来的。」
「湖北」两字脱口，室内气氛为之大变，医院里仿佛立即需要做一次消杀，聊天的医护们很快散出去。可见「祸从口出」真实不虚。病毒是祸，湖北人不是，但我也第一次觉得自己「凶神鄂煞」。
「嗯嗯嗯，」老医生很严肃，「确实要查一下血。」
我夹着体温计走出耳房去缴费验血，看到所有医护都已回到自己的岗位，口罩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一位女护士小跑过来帮我取了指血。
再过一会儿，如果化验结果没问题，我会先回酒店退房，然后回家。
1:去武汉
几天来，我已经很疲惫了，从上海出发，一路经武汉到汉川，再到青海西宁。因为之前出现过咳嗽症状，到西宁后没敢回家，在酒店自我隔离了三天。
一周前，我人在上海。临近年节，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同事从各地返回上海，总结、展望，打算在2020年继往开来大干一场。1月17日下午年会上，各部门登台表演，喜乐祥和。没人想到武汉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包括我这个湖北人。
我计划好的，今年去青海西宁岳父岳母家过节，打算先回湖北老家一趟。老家在汉川市的一个小镇上，归孝感管辖，外婆、奶奶、父母都在老家等我。两位祖母已是耄耋之年，游子离家，年关才得相见，看一眼少一眼。
年会结束当晚，我接到父母电话，他们语气有些紧张，说武汉出现流行性肺炎，劝我不要回湖北，直奔青海。
父母的「消息」对应上了传闻。早在1月11号，我在某个新闻网站看到消息，说武汉有疑似类SARS肺炎疫情，当时我还特地转发给姐姐。她家就住在汉口金银潭地铁站附近，我提醒他们一家注意防护，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对家人，我当然希望他们额外谨慎小心，他们是我的牵挂。或许中国人总是紧张家人多过自己，所以，自己还是可以冒一冒险的。
我是80后，成家立业了，没有理由做无意义冒险。关于疫情，当时各门户网站上还没有任何动静，大概能知道的是，有人吃野味感染了，并且「不会人传人」。考虑到退票要支付一笔手续费——80后嘛，肩上担子重的年纪，能省则省。退票后如果买不到去西宁的票，事情会更麻烦。更何况，两个老人在湖北盼着见我。
1月18日上午，我专门请了4天年假。出门时，妻提醒我带了一个有呼吸阀的口罩，我提上行李，乘地铁来到人潮汹涌的上海虹桥火车站，融进黑压压难以分辨个数的攒动人头里。5个小时车程，到达武汉高铁站。
2:租车店小哥一直咳嗽
到武汉车站是个意外。往日回湖北，我通常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去姐姐家住一晚，见见爸爸，然后乘大巴或租一辆车开回汉川老家。但这次只抢到了晚8点半到达武汉的车票。当天爸爸晚班，父子没能相见，我们约定，18号我先回汉川，20号我会再来武汉还车，21号早上，父子二人可以见面一两个小时，之后我直接从武汉乘飞机去西宁。
所幸我当时没买到抵达汉口站的车票。从汉口站南广场出来，距离华南海鲜市场还不到1公里。
走出车门，我戴上了准备好的口罩，下车才发现，全列车戴口罩者寥寥。
我直接去站前租车门店取车。接待我的租车店小哥一直在咳嗽。我警觉地站在店铺外，没摘下口罩，在上风处办完租车手续。
取车、开窗，让风吹了近十分钟，发动车子，连夜开回家。
一夜平安无事。
1月19号，汉川老家一切如常。电视新闻报道不多。武汉卫健委称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史。这是个重要信号，说明有「人传人」的可能。但当时民间还没普遍意识到严重性。
老家汉川街上人流虽不特别密集，但已经开始堵车，放眼可见全国各地牌照的小车汇集到镇上。没听见有人谈论武汉的传染病。
小姨和小姨父也刚从武汉回来，他们家在武汉一个名为蔡甸的郊区，同样没有带回来有关传染性肺炎的消息。
上午，我看望奶奶和外婆后，在家帮妈妈做家务。妈妈做过大手术，身体不好，我脱下厚外套，把整个厨房擦了一遍。干完活，又去外婆小院里陪老人家聊天。虽然穿上了外套，但还是有些冷。
第二天早起，我发现嗓子不利索。开始咳嗽！
打开手机，朋友圈、微信群各种信息多了起来。80后是看着互联网长大的，消息灵通，不依赖电视，综合网上的信息，生理症状告诉我，我应该做些准备。
原本要去汉口姐姐家跟爸爸见面，我告知姐姐，父子会见取消，也电告了爸爸；请妈妈外出买些药，比如感康和小柴胡，再买一包一次性口罩；随后我预定了西宁的酒店，打算到西宁后在酒店先自我隔离观察；然后打电话给妻和岳父岳母，告知变动和因由。
安排完毕，我翻来覆去回顾，脑子里一幕幕像过电影。我倾向于认为是做家务脱外套着了凉。我竟然脱了外套！可那原本是多合情合理的家务准备动作。即便这样想，武汉车站那位租车小哥的咳嗽声还是在我脑子里盘踞不去，声声回响。我当时确定站在上风处了吗？我跟他距离是否够远？中间有没有哪怕一瞬的密切接触？
回忆这些画面会加剧人的不安，记忆总是不可靠，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去验证。我戴上口罩，走在街上成为一个显眼的异类。
3:「广播里说不会人传人，没事」
我的计划被打乱了。
1月20号，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冠病毒「人传人」。现在回过头去看，钟南山院士的一句话，才真正开启了全面抗疫。在这之前，人们还蒙在鼓里。
下午，我提前开车赶到武汉，还车，然后乘网约车前往机场附近酒店。网约车司机戴着口罩，武汉街头很多出租车司机也戴上了口罩。显然，两天过去，紧张气氛已潜入武汉。
到酒店登记入住，去隔壁超市购买足够的面包和水，营业员们并没有戴口罩。面包店隔壁是大型商超，我特地在门口观察，戴口罩的人不足5%。
这天我吃了感冒药早早睡下，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咳嗽也不知躲去了哪里。
第二天，1月21日，武汉下雨。我叫车去天河机场，网约车司机竟然没戴口罩。
「听说武汉有传染性肺炎，你们公司怎么没有求戴口罩？」我问。
「广播里说不会人传人，没事。」他回。
从「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到「人传人」，这是一个讯息更新的过程，旧讯息来源越权威便越顽固，越会让这个更新过程变长，耗费掉的时间，是要用人命来做刀尖画刻度的！
天河机场内，目测有七成旅客和地勤戴上了口罩，除了保洁和安检人员，机舱里倒是有九成乘客戴着口罩。
2个半小时飞行，戴着口罩异常难受。我只把一个小面包捏成一团，从口罩下方塞进嘴里。全程毫无睡意，坚持到西宁，机场大巴开到家门口。我放下爸妈给带的土特产，直接打车到预定好的酒店，开始了自我隔离。
4:高原上自我隔离
西宁位处高原，是世界高海拔城市，这里多民族聚集，多宗教并存。或许是因为对高原气候的自信，或许是宗教信仰让人看淡生死，又或许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传达，从一下飞机开始，司机、行人、酒店前台看上去都很淡然。即便是1月21日了，天津、浙江、江西、山东乃至台湾等省，都已各自确诊首例病例，而西宁的从容一如往昔。街上可见有人戴着棉质口罩，但我知道，对西宁人来说，那一天新冠病毒没有比青藏高原的寒风更值得抵挡。
酒店房间里，网络上关于疫情的消息炸开屏幕。我已身在海拔2200多米的青海高原，像一个逃兵。
今年春节轮到姐姐、姐夫、小甥女一家三口陪老人过年，他们1月22号跟我爸爸一块回汉川。我人在西宁，不断把网络上的信息发给他们。为了说明疫情严重性，提醒他们戴口罩和尽量不出门，我反复在群里叮嘱。
老家汉川是孝感所辖距武汉最近的一个区县，若不堵车，出汉口站一个小时车程便能抵达汉川。汉口淘汰低端产能，很大一部分服装加工厂被挤到了武汉、汉川交界处，两地人口频繁汇集于此。我估算，汉川在武汉的流动人口保守估计有七八万人。1月21日到23日，这三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是在汉务工人员返乡高峰。
网上后来有文章称，有500万人在封城前「逃离」武汉。逃离！在特定语境下，这算得上是一个带有道德谴责色彩的词汇，甚至是道德指控。然而，这500万人并非从封城令发出才离开的，他们中的多数，不过是伴随春运途经武汉的正常人口流动。这其中也包括我和我父亲。
1月23日，武汉封城。「封城令」是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于凌晨2点宣布的，启动时间是当日上午10点，算得上是对病毒的「奇袭」，而被病毒胁迫为人质的，是武汉人。
「封城令」发出，全国民众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毕竟，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将一座九省通衢的现代化大都市围做铁桶。一时间，真真假假各种消息如秋叶随风，各地针对湖北人的「围追堵截」不断呈现在网上。
一夜而已，鄂人便成了「恶人」。作为湖北人，我心里很难过。
我憋在西宁的酒店房间里，靠外送维持基本生活所需。每天除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还有工作。
自从武汉封城，手机里一些公益组织群便迅速传递武汉一线各类信息，物资短缺等问题很快呈现在公众面前。我所在的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老师连续召集秘书处开会，商讨是否可以介入，如何参与科学应对，能够提供哪些支持，可以发出哪些声音。
真爱梦想有紧急救援经验，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开展了科学有序的救援工作。这一次，秘书处很快形成了意见：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真爱梦想可以协助有意愿的捐赠人开展援助，但更多是，要考虑如何在疫情救援中发挥专长。1月23日、24日，连续两天的会议后，秘书处开始分头研究和推进工作。
5:年三十「帮忙洗地」
西宁这边，岳父岳母每天打电话过来询问我的身体状况，问我是否能回家。当时西宁仍然没有要做积极应对的迹象。
在酒店自我隔离三天后，可能是因为室内温暖、睡眠充足，我的症状已完全消失。我判断大概率上是普通感冒，决定第二天去医院查血化验，然后回家。
西宁海湖新区的社区医院测体温、验血，结果出来，没有任何问题。我松了一口气。
该回家了。
大年三十，家里没有任何春节气氛。
真爱梦想基金会确定不直接参与一线救灾筹资后，同事们都在协助做资源对接。我也加入了数不清的医疗对接群，帮忙对接信息，识别产品，协助甄别资源、求助信息真实性。我憋在小房间里，房间被我手机里的信息灌满。
一整天，我中间走出来吃了两顿饭。
不到两天，武汉市红十字会出现「爆仓」，负面信息也随之「爆仓」。
我理解公众对物资需求的急迫，也理解那些不满。但我是个公益老兵，更了解公益的基本逻辑和公益机构的专业操作方式。为什么要收「手续费」？为什么物资发不下去？为什么效率低？这些被情绪浸泡的问题，我都尽量以自己的经验去给同学、亲友解答。
公益组织收取行政管理费，是因为专业程序中每个环节的工作都有成本。
武汉红十字会物资「爆仓」原因复杂，最主要的，是措手不及和人力不足。海量物资的接收、入库、甄别、发放等整个链条上，具体工作相当繁复庞杂，而这些程序都需要专业能力和系统支撑。对于一个市级公益单位，本身已经难于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救援，更别说还需要稳定的外部资源和渠道配套支撑。如此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拉上战场拼刺刀，一家公益组织，一家市级单位，如何背得起救援不力的骂名？但刚解释完，就被亲友转发的一条新闻「打脸」，“九州通2小时整完武汉红十字仓库”。但里面说得很清楚，针对紧急物资，2小时完成入库和分发（出库），并不是对全部的仓库都整理清楚了。九州通后续也做了进一步澄清。但公众就是不认可。
所有的解释、澄清都被扔进情绪的大浪滔滔中，要么被瞬间淹没，要么变成了「帮忙洗地」。
这其中的问题，不止整个行业需要思考，我认为公众和国家层面都要去思考，真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不能让灾难白白发生。
大年初一，武汉各大医院的物资求援信息越来越多，我希望自己的专业能力派上用场，在各种物资对接群提出了专业应对方案，比如提出用便携血氧仪缓解对医疗资源的冲击，减少在医院的交叉感染，比如提出要研究疫情防控步骤，协助政府卡住关键节点等。但都被「能救一个是一个」「现在火烧眉毛了，没时间去搞研究」这样的信息冲走。
很快，医疗资源采购的陷阱出现了。正常时期，全国口罩日产能2000万，N95医用口罩60万枚，也就是说，即便企业开足马力复工生产，口罩资源也远不够用。那所有的公益组织去筹集资金抢购口罩，是增加了产能还是仅仅助推了口罩涨价？很显然，口罩、防护服应该接受政府的统一调配或集中采购。如此简单的常识，为什么大家都陷进去了？
我退出了医疗物资的对接工作，把精力转移到了疫情发展、家人和基金会的工作上。
6:小姨一家感染确诊
武汉「封城令」发布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老家。姐姐一家三口和爸爸已平安抵达我们镇上，没有什么症状，我心稍安。
但小姨父一家有了些情况。1月22日，小姨父去武汉拿工程款，开车回家后开始咳嗽，小姨也出现相同症状。我从家人口中间接得知这一信息，便叮嘱家里人，要切断跟小姨一家的相互接触，好好呆在家里，哪也不要去。爸爸也终于放弃了初一要去烧清香的打算。
然而，阴差阳错，还是出了纰漏。在爸妈准备接外婆一起吃年夜饭时，得知小姨和小姨父已经把外婆接到了自家。
1月24日，老家年夜饭在复杂情绪中草草结束，每年最吸引家人的春晚，也成了凝重氛围里略带诡异的装饰。年三十，家家户户，手机中的无助与不安跟电视里的歌舞升平相互冲撞。这样的戏剧性，如此大规模地在人间上演，像一簇花卉，由不同的个体组成，却以相似的感受和意涵集结成为整个社会的情景。我不知需要多久才能沉淀出它的意义，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未来我们该用怎样的角度和口吻去叙述一段历史中的某个场景？写在纸上的词汇该是怎样的色彩？电影中的镜头用哪种色调才准确？
初一，在老家的小姨父开始发烧，小姨的症状也更明显。但乡镇外出的路已经封闭，只能送到镇卫生院输液。一夜过去，症状并没有减轻。
除了小姨小姨父二人，外婆、小姨父的父母、表弟同处一个居住、就餐的环境，全家人都为他们焦心。我的姐姐、姐夫、爸爸从汉口回家，我也担心他们被感染。对于他们来说，我一路途径武汉、汉川，坐高铁、乘飞机，也被他们记挂。就这样，我们湖北一家人的相互记挂纠缠在一起，全都陷入到重压里。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不能时时刻刻问，也总盼着某一刻传来些好消息，至少是些让人喘口气的消息。
7:蔬菜乱炖敷衍肚肠
年初一，西宁还没有什么特别动静，但我当时结合春运和交通工具以及到达西宁的人数等情况，测算西宁可能很快也会有人确诊和感染，我决定改签年初二的机票回上海，以免困在西宁。
年初二，一早，西宁机场已经开始核查体温，旅客都戴起口罩。
飞机落地上海，有雨。我所在社区离市区比较远，小区还没未升级管控，不严，没要求登记。
刚到家，接到西宁酒店的电话，被告知是社区要求核查武汉到西宁人员的行踪，需如实反馈。我回复说人已到上海。后续仍然接到酒店、当地社区的核查电话，内容相同。
年初三开始，手机每天会收到2条群发短信，告知要去居委会和社区医院登记，没有提供联系方式和地址。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居委会」这块牌子出现在我生活里还是上世纪的事。
小姨和小姨父已被送去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镇上的工作人员到小姨家做全屋消杀。小姨父的父母、外婆、表弟一切安好，没有症状，需要隔离。妈妈每天冒险走过全镇给外婆送饭菜，要躲病毒，像开展敌后工作。
上海还好，到达上海第二天我全副武装，冒险出去采购物资。到了超市，大部分店铺亮灯，但都空着，只有个别营业员的身形晃动证明店家还在等客人光临。蔬菜店里人不少，大多在抢购蔬菜。我买够了一周所需，继续自我隔离。
基金会决定线上复工，开通“真爱之声”节目，通过网络音频形式，把我们的内容在疫情期间给到家长和孩子们，同时筹备疫情结束后学校开学计划要准备的诸多防疫工作，我们计划开发“校园守护包产品”。大家都进入了忙碌的工作状态。
老家那头，小姨父和小姨还在治疗中，外婆、表弟和家里安好。我们县的病例开始出现增长，孝感市确诊人数很快就上升到了全省第三。
1月29日，上海社区防控升级。社区、物业打电话过来了解情况，居委会、社区民警、社区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打电话给我，内容同质。显然，他们没有建立数据同步和内部对接机制，也缺少系统的支持。
社区正在趋于凝固，没有外卖、快餐，生活所需配套都没有，每日做饭就耗费了大量时间。要调整，是生活智慧还是被逼无奈，无论如何描述，反正是一大锅蔬菜乱炖敷衍两日肚肠而已。
8:姐夫在火神山雷神山支援
老家并不安好，但还稳定，这已经算得上好消息了。
我每天和表弟联系一次，了解小姨父和小姨的状况。老家的病例很快突破了100、200、300……。全县没有一家三甲医院，县人民医院人满为患。小姨和小姨父被安置在不同病房，小姨轻症，乏力、酸痛，没有发烧或肺炎症状；小姨父的详细情况打听不到，只能通过小姨父的弟弟每日转达给我表弟，据说低烧没退，没有大的改善。
家族群内安静了好几天，大家内心都没底，但网上各种情况让人心惊，信心难以建立，只剩祈求。
2月1日，老家没肉了，姐姐在群内向开餐厅的舅舅需求救。舅舅是村委会主任，要担负参与全镇检查、村内设卡、巡视、代为购买物资等各种责任，倒班后才给家里送去了一些鱼，餐厅库存很久的冻肉都已经被村里人抢光。菜倒是不缺，镇中心一公里外就是菜地。大年三十封镇，初一，全镇以家庭为单位隔离，没有证明，都没法去超市购物，只能委托各村的干部代购送货。
也是这一天，我才知道姐夫回武汉了。
姐夫是一家医疗企业武汉分公司的员工，在外地同事没办法过来的情况下，他需要去支持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医疗设备的安装。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基建，空调、供暖、供水及各种医疗设备都需要用最快的速度安装、调试好，各家企业都需要从公司仓库自己搬运、配送，按照给定时间，轮到自己的时候，不眠不休地安装和调试，确保按期投入使用。所有人员，只有最基本的口罩防护。
我问姐夫，「你有什么感觉？」
作为一个在武汉读书、生活的安徽人，他说，「感觉就是武汉不会垮、湖北不会垮、中国不会垮。」
9:镇上确诊2例，死亡1例
2月1日，全县病例通报上，我们镇上确诊2例，死亡1例。
对我来说，这不是闷棍，也不是惊雷。从我的小姨和小姨父被确诊开始，我的心就像被钓线勾住的鱼，在水里奋力挣脱。而那条信息，就像渔夫遛够了鱼，冷不防地突然收线，一颗心噌地被钓起来。统计数字意味着什么？死亡病例是已确诊病例中的死亡者吗？没有统计说明，不知道该找谁问。我甚至不敢打电话给表弟，但心急如焚，最后还是拨通了电话，委婉询问小姨和小姨父的情况，确认他们最近一次的沟通时间。还好，当天早晨10点前他们联系过，还一切「正常」。我没对他说我的担心，只是准备第二天再联系小姨问好。
还好，一切安好！
每天的担忧、各种新闻的冲击，情绪终于在2月4日立春这天晚上达到了极点。当天下午开完会，我静坐一个小时，想让心安静下来。随后看到一条新闻，“90岁老母亲独自在医院照顾64岁儿子”，顿时泪如泉涌，不可抑制。想到2017年3月29日母亲在武汉协和医院做大手术，接近7个小时，我度秒如年，遵照医嘱，整晚持续呼叫，让她不要睡着。我对着屏幕感恩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2年前，他们对我母亲的专业救治和医术医德令我难忘，祝愿他们平安！也祝愿这对母子平安！
我是公益老兵，多年来走遍全国深入乡镇，看到了太多人的苦难，我一直认为自己会被各种人间疾苦消磨得铁石心肠，不会再轻易为悲剧落泪。但从疫情开始，那些包裹住自己的硬壳便全都被击碎了，眼泪总是不管不顾。这让我知道，生活的磨砺不会让人失去同情心，它只是提高了我们心理崩溃的临界点。
我是1月26日回到上海的，2月8日，我隔离结束，“刑满出狱”。
这一天不好的信息是，表弟从1月25日与小姨父分开，隔离管控升级，表弟和他的爷爷、奶奶要重新单独隔离。奶奶留守家里，表弟和爷爷被送到了我们镇上的一个农庄住了一晚。冬天的湖北乡村，只要下雨就会很冷。第二天，农庄又要增加一些重点密切接触者，据说有些人体温还不正常，表弟又被转移到镇上的另外一家小酒店单独隔离。电话中，他也很担心，他说很冷，酒店房间也很冷，即便原本身体正常和很可能会感冒。我赶紧教他一些土办法去避免着凉生病。第二天我们联系时，他一切正常。
当时，全县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例。
2月12日，家人群里总算传来好消息，小姨父治愈出院了，被120救护车从县城医院接回，开始在家隔离。小姨仍在县疾控中心的医院隔离，虽然已满15天，但三次新冠病毒核酸监测，2次阴性1次阳性，还需要继续留院观察。
我问小姨担心吗？她说她自己还好，就是有点担心我小姨父，特别是小姨父治疗四、五天后转院。我说有什么感受？她说，这次真的感谢政府，治疗都没花钱。
所幸后来小姨父和小姨都平安出院，家族群内开始有一些声音。
虽然全部的亲友还不能外出，可能很多家庭的积蓄会逐步“弹尽粮绝”，但我会以为我们全家会是特别例外的幸运儿。
3月6日凌晨，被姐姐的微信语音吵醒，因为工作原因，我有晚上不关手机的习惯。姐姐告诉我，妈妈可能中风，凌晨1点多人没有意识了，拨打过120，刚被舅舅用私家车送往县城，要穿过好多封闭设卡的乡镇。爸爸随车，姐姐需要留家里照顾小外甥女，母亲生死不明。
我心急如焚，查各种能返回汉川的途径，给父亲电话，也只能知道他们刚到医院，还要做各种检查。县内医院还有大量的确诊病例在隔离，也不知父母去医院是否能做好防护，束手无策，只能祈求老天你开开眼。
人生因缘巧合，早在1月24日，我就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公益组织、爱心人士关注孝感，关注汉川，帮忙传递孝感医院的需求给到各组织。恰好，在支持家乡的群内能联系上人民医院的院长。在焦虑中度过一周，母亲检查、输液、动手术，我找县城内的“发小”给父亲送一床被子。
母亲逐步恢复神智，能慢慢说话，不知何日才得康复。我也在等待这场疫情过去，同样不知何日为期。
时间不会停止，尘埃迟早都会落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扛住。
为母亲，为家乡，为父老乡亲和我的所有同胞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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