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公益，性格不同的吕全斌和谭红波，在大学时就相识并成为好友。这之后，他们各自在公益领域探索。2015年，两人再次因为公益而走到一起，分别担任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以下简称“基金会论坛”）秘书长、副秘书长。
从接手执掌基金会论坛以来，吕全斌和谭红波抱持着公益理想，合力探索服务基金会领域的新边界，即便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依然坚守价值、倾情行动。
谭红波与吕全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基金会论坛的年会重新分了工，吕全斌尽量置身“年会”之外，专注于重新搭建基金会论坛的发展架构，具体事务由谭红波执行。
年会举办已经有了11个年头，要让内容、嘉宾、形式都有创新，挑战越来越大。前不久两人一起外出学习，因为操心今年年会平行论坛的事，谭红波甚至做了一晚上噩梦，第二天直打哈欠。
吕全斌能感受到他的压力：“我有压力会表现得很明显，但他一般不会表现出来。”
“推动行业生态建设”的使命在前，两人压力不断，“摩擦”也不断。
吕全斌点子多，谭红波则时不时在旁边拉住他。当然，这是一个不断平衡的过程。
“有我觉得他做的不够的时候，那我就会督促他。”谭红波说。
“我自己实在想做的，我也肯定是要做，比如这个基金会档案馆。”吕全斌指指旁边他正推动做的基金会档案馆，补充道。
01 “疯癫”的理想主义青年
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时，吕全斌与谭红波在“关注‘三农’协会”学生社团相识。这家社团由当时读大一的谭红波发起。因为带着妹妹北上求学，谭红波关注到像妹妹一样进城打工的人群，希望引起大学生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比谭红波晚一年入学的吕全斌，则是在校园打水的路上，遇到“关注‘三农’协会”招新，于是加入了这个“会费便宜一半”的社团，并在之后成为协会的第三任会长。
那是一段“自由生长”的时期。吕全斌后来回忆，“开始按照最舒服的心性自由发展，像疯癫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快乐生长。”也是在那时，吕全斌把带着协会往前冲的谭红波称为自己的“偶像”。
基金会论坛秘书长吕全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要拼凑大学时谭红波的形象，颇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是，大一时，因为不满大家不认真学习，谭红波向校长写了一封信，批判学校学风不严、缺乏监管，希望学校整改。校长收了信直接转给教务处，而后又实名发表在校报上。谭红波一时被视为“异类”。
大学毕业后，两人一前一后投身公益行业。
吕全斌“飘荡”在一线公益组织，像一块海绵吸收着对专业公益的认识。很多人认识吕全斌是在其公众号“二黑爸”上，凭借“轻松不做作的风格”，这个平台聚集了众多公益人，吕全斌也成为几乎最早的一批公益“网红”。
2015年，吕全斌曾有过一段灰暗的创业期。彼时，因为怯于向合伙人坚持自己真正的想法，吕全斌最终将心中积攒的压力转化成一次近乎崩溃的“逃离”：在一场大雨中，浑身湿透着离开了自己参与创办的公司。
这段当时让他“几乎彻底否定掉自己”的经历，后来被他认为是“最好的礼物”。“你会懂得，做成事情，不单是靠对这件事情的理想认知，还有对自我的觉知。现在对自己不认同的，也会更直接（地去表达）。”
谭红波则在辗转几家基金会的过程中，对基金会这一形态有了更深的了解，并遇到了对自己之后的公益生涯都影响颇深的国际公益机构——救世军。救世军成立于1865年的英国，由一位牧师创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慈善工作。
在这家运作规范的国际机构的四年工作经历，培养了谭红波颇成体系的做事逻辑，却也让他承认：“在这之后，我偏于保守，甚至有些畏手畏脚，对冒险的事会犹豫。”
基金会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5年年底，吕全斌重新接手基金会论坛，出任秘书长。多年好友谭红波成为他拉来共事的第一人选。
用谭红波的话说，吕全斌来找自己时，自己正在一家企业基金会过得“安逸”。
“或者可以叫‘安于现状’。当时全斌就和我说，‘老谭，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在我心里，你应该是带着大家往前冲的人啊。’”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时，谭红波回忆，“坦白说，这个话当时对我还是很有冲击的。”
加入基金会论坛，成为谭红波“突破”的机会。“我当时就想，我这样的安于现状是对的吗？如果一直就这样下去，我是不是会变成之前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谭红波说。
离开大学多年后，他们再次走到一起，为了更大的公益理想。
02 挑战很大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后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成立于2008年，由8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旨在推动基金会行业生态建设。由于治理结构不清晰，2013年到2015年，基金会论坛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
2012年，吕全斌参与了当年基金会论坛的第一次组委会工作，并受邀做了总干事。因为与下一届轮值主席磨合不畅，次年，吕全斌离开，加入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也是在这里，吕全斌“慢慢清晰了自己通过举办培训交流等活动服务行业的使命”。
2015年，因不忍看到基金会论坛的颓势继续下去，吕全斌主动申请回归基金会论坛。当时，基金会论坛承担的更多是行业交流作用，形式单一，主要为一年一度的年会和各地的区域会议（峰会）。
基金会论坛2018年年会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刚回来我就知道，基金会论坛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服务行业的需求。”吕全斌说。
过去几年，吕全斌和谭红波带领团队做出了一些尝试。2016年，为了满足行业的交流需求，基金会论坛推出“秘书长说”；2017年，推出中国基金会素质能力库，把从事公益行业需要的素质细化；2018年，组织墨卡托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之行，尝试推动基金会进行国际交流……
“秘书长说”为基金会搭建交流平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为了放开手脚，2017年，基金会论坛将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并向组委会“要”来了一票投票权。
但对战略的焦虑一直没有消退。
刚开始，吕全斌觉得这是组委会应该思考的事，后来有了理事会，又觉得是理事会的事。去年，吕全斌才意识到，在基金会论坛现有的组织形式下，“这件事只能自己来做”。
“理事会一年只能开两三次，对这些事讨论不了那么深入。但我们又要往前走。”吕全斌说道。
基金会普遍面临的仍然是“人不行、钱不够、主流社会认知不足”的老问题。吕全斌构想，从三个层面推动行业的变化：第一层是基金会的业态，即基金会本身存在哪些问题和干预点；第二层是基金会的生态，围绕和基金会产生链接的机构，从议题网络、区域枢纽、第三方服务机构三个角度入手，回应基金会行业的公共需求；第三层是从政策倡导、企业合作、公众宣传上，为基金会提供外部环境支持。
战略框架虽然做了出来，但吕全斌坦言“挑战很大”：“其实我知道，有时候我并不具备从一个很高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而且原来做的还是不够的，包括这个架构，我们后面还要论证，血和肉也要慢慢填进去。”
行业环境并不乐观。在吕全斌看来，这几年，大家对行业公共事务的投入都有所下降，更多是在“享受成果”。
平台型的机构越来越多，吕全斌清楚，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但常常自己想做的事又很多，这也会形成一种矛盾。”
“保守”的谭红波则扮演了把他及时拉住的角色。“别人常常会说，我像一只风筝，红波则是把我拽回来的那个人。”吕全斌对《社会创新家》说道。
03 更有韧性
事实上，虽然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但刚开始共事时，这并没有让两人度过一段“蜜月期”，相反，一开始，两人就磨合不畅。吕全斌想法和点子多，谭红波则重落实。“前两年，有时候往往是我俩在办公室吵得特别大声，同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谭红波直言。
“之前七八年虽然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轨迹，每次见面还是很亲。一起工作了，反而我估计有时候他也不太想看见我，我也不太想看见他。”吕全斌扬扬手，笑言，“还好我俩有这个感情基础，要是别人，可能早吵翻了。”
现在，这种“矛盾”缓和了些。两个人找到了“和平相处”的模式。
“有时候我让一步，有时候是全斌让一步。”谭红波说。
刚刚加入基金会论坛时，谭红波一度感到有些不太适应：“那种保守甚至会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在拖团队后腿啊？但是后来在这种团队磨合中我觉得，有一个成体系的条条框框也挺好的，它可以让我们踏实做事。”
而对吕全斌来说，他也正在找与团队磨合的“最佳姿态”。吕全斌其实更喜欢做链接的工作，现在却要围着六、七个人的团队打转，做团队管理。如果放在以前，吕全斌可能觉得“早就受不了了”。现在，他尝试调整：“研究劳动法啊，研究法定实习应该几个月啊，知道的多了一点，就有一点小成就感。”
吕全斌的变化也被身边的谭红波看在眼里：“全斌是一个善于自我分析与自我反思的人，所以可以有动力实现自我成长。这一点我还是蛮佩服他的。”
今年年会举办前夕，聚在一起的基金会论坛秘书处成员（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过往基金会论坛的总干事基本都是干完一届就离开，吕全斌却连续做了四年。他分析过坚持这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组委会和理事会可以给到我足够的支持，虽然外围的压力也有，但我还是有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在吕全斌看来，除了头部的几个基金会，整个行业的水平仍在“低水平循环”，对社会的贡献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他能做的是，在后方踏实做好基础建设工作。
他希望支持地方的发展，比如陆续推进多年的城市峰会，有一些区域正在沟通，复制基金会论坛的工作模式，推动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他也希望把基金会论坛的工作模式提供给别人做借鉴，于是他把工作模式体系化，比如年会组织的“12348”模式：1个目标2个主题3个要素4个阶段8个单元……
除了眼前的工作，吕全斌还有更远的打算。他想建基金会档案馆，还要做基金会口述史和案例。在他看来，未来的公益要走向国际化，中国需要向国外输出经验，那就要“梳理总结本土案例做知识生产”。
他说：“之前也有其他国际基金会提过，想推动中国的公益经验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交流。中国的公益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未来也要走出去对世界公益做出贡献。”
谭红波觉得，认识这么多年，吕全斌的视野和格局在变大，也更懂得坚持了。“大学时在协会，当时他觉得自己尽力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发挥出全力。现在来看，他确实是更有韧性了。”
04 再退，也保有一条底线
作为2003年前后进入公益行业的一代公益人，无论是吕全斌还是谭红波，都依然保有最初理想主义的印记。当下，面对公益新态势的发展，这种理想主义难免受到冲击。
在吕全斌看来，公益的新思潮没有解决公益价值观的问题，反而大家现在思考的多是中维和低维的问题。“有时候一看照片，就觉得这参与主体是不是太多了，一看就不是做公益的，真心做公益不会这么做。”
“以前我会站队，我说你们这帮人都不是做公益的。”吕全斌说，“现在我会说，OK，我们都是做公益的，但是我会告诉你，什么是公益的专业化。”
比如基金会论坛正在做的素质能力库，“里面提到的能力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和企业一样的，一种是和企业叫法一样但内涵不同的，一种则是公益独有的，那这就是公益的专业化。”
还有吕全斌正在着力推动的基金会档案馆的搭建，“怎么证明公益是一个行业？在档案馆把40年的资料整理出来，这40年有人在做项目，有人在讲故事，那这就是一个行业啊。光说没有用，现在我们要把它做出来。”
基金会论坛2019年度思想峰会上，探讨中国基金会的未来十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相较于自己，谭红波可以感觉到，作为基金会论坛的总负责人，吕全斌对“理想的结果”有更强烈的追求：“他可能会偏向一点完美主义。”
对这种“完美主义”带来的焦虑，吕全斌也在尝试调整：“以前觉得做事就是要hard。这两年慢慢体会到，用自己的思维去影响别人的思维，并引导他行动起来，这是个很庞大的系统，得找到关键的干预点。”
不同于吕全斌的行业视角，谭红波更希望引导公益人回归最初的理想，找回初心。
“我一直觉得，公益就是道德至上的事情，它是把人类最本源的公平、正义、道德操守找回来，让人与人之间回到最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去。”谭红波对《社会创新家》说，“现实大环境的裹挟，有时使得我们可能不得不往后退，但再退，也应该保有一条底线。如果不断给自己的退让找各种理由，甚至把此前对奉献、道德的崇尚转向了其他，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迷失。”
今年基金会论坛年会的主题定为了“坚守初心、共谋发展”，这是谭红波去年就在思考的话题。他希望让行业人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否还记得一开始进入公益行业的初心。
在谭红波看来，纵使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积极去行动依然是公益慈善行业一直都不应该缺位的。“行动改变生存。”他说道。
而对他自己而言，基金会论坛则成为他当下找到的最适合的“去行动”的平台。
“在基金会论坛你会发现，原来其实有很多人和你是一样的。他只是有时候把他的那一份理想的小火苗藏起来了。”这也是基金会论坛最吸引他的因素，“我们找到他，就可能再次点燃他这份火苗，让他和我们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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