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浮琪琪
编辑 ▏宋厚亮
“要不然我在手机上搞个贷款？”郝南问妻子徐诗凌。
过去的一年，银杏公益基金会资助到期，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没有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小家庭的日常开销依靠妻子徐诗凌不高的月薪。而女儿上幼儿园的学费，也是一个月6000元。最难的时候，吃饭钱需要精打细算。
郝南最终放弃网贷，找朋友借钱应了急。入不敷出的生活，损害了郝南对自我的评价。他向《社会创新家》坦露：“我变得特别无耻，无赖，让老婆在北京养家。”
郝南闯进公益，迄今十年。他孤身一人，在政府、行业、社会与家庭的夹缝中起伏。困境接连不断，如在泥潭中前行，泥泞感挥之不去。
“谭红波后来告诉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郝南说。
2020年3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邀请郝南在线访谈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采访前，他鼓励郝南大胆讲。访谈后，郝南听他笑着说：“你真考验我敢不敢发啊？”
郝南给基金会的抗疫表现打了5分，其中1分打给韩红基金会。访谈还是发出来了，引起一些争议。有人形容他这是博出位。郝南感到意外，“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愿意说真话？”
顿了一下，他自问自答：“因为说真话会打破利益圈子的潜规则。”
郝南忽地笑了，嫌弃自己最近几年抱怨太多，愈发愤世嫉俗。说完这句，他扶了扶框架眼镜，框架中间掉了一块漆。
他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有建设性得多”。
彼时，郝南在北京大学医院当牙医，掌握全国当时只有200人会用的显微根管技术。汶川地震后，他创办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卓明」），以解决救灾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服务于救灾。
牙医时期的郝南
仿佛闯入一个无人问津之地，郝南惊叹研究救灾相当于学习7门研究生课程，比学医难得多。2014年，郝南辞去牙医工作，全职转入救灾公益。
在银杏基金会的一次答辩会上，评委问他为何做公益。郝南一脸天真，“因为做公益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事儿！”他乐在其中，搭建行业救灾体系，研究救灾信息的收集、挖掘、分类，发布救灾简报，为救灾行动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自费做了两年，资金告急。郝南满怀信心，前往国内各大基金会寻求资助。拜访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他这才意识到，救灾原来在公益行业处于如此边缘的位置。
郝南观察到：慈展会上，救灾展区从有到无；基金会分配资金上，汶川地震后每年为救灾留的专款也逐渐被取消。环顾四周，他看不到同路人，仅有的几个救灾同行，比大熊猫都少。唯一的救灾行业协调会，自身生存艰难，何谈顾及其他人。
钱花光了。郝南无暇自怜，再次伸手向公益圈寻求帮助。
终于有机构愿意提供资助。洽谈中，对方要求郝南“关照一下”，在卓明发布的行动简报上“高光一下”。这显然违背卓明的独立性与中立性，郝南只得婉拒。随后，另一个资方邀约郝南放弃卓明，加入自家机构，合作也未能达成。
一次与公益伙伴合作项目，对方承诺向郝南提供支持。联系过程中，对方忽然不再回复消息。郝南不明所以，编辑了一行话，“你这样让我很受伤，能给我个解释吗?”消息发出后，依旧没有回应。
之后郝南与这位伙伴在活动中见面。对方神态自若，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郝南猜测，也许是因为他在此前的沟通中没有及时回复对方消息。他试图与对方解释，谋求双方谅解，但对方不为所动。
“感觉被同一战壕的人扎了一刀。这把刀一直都在。”郝南感到无奈。
年轻时的郝南
郝南不擅长妥协，他形容自己非常自我，甚至是任性。曾有朋友对着他拍桌子：“你看你说的话，像一个公益机构负责人吗？”接触过不少机构负责人，郝南认为他们是掌握生存本领的一群人。他们懂得“合理”分配项目资金，如何与资方长袖善舞以谋求机构生存与个人使命的平衡。
而这背后折射公益行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公众筹款低，行业依赖少数资方、政府。面对“功利性来源”的压力，公益机构不得不拿出服务衣食父母的姿态，“很难坚守行业的价值观和底线，你需要妥协、妥协再妥协”。
处理与资方的关系，是郝南一直面临的难题。“资方是支持你干你想干的事，还是支持你干我想你干的事，甚至支持你干我要干的事。后面这两种，都不是纯粹的资助关系！”
郝南认定这是一种剥夺公益机构主体性，视其为工具的利用关系。他不接受，更无法顺从地成为一个听话的工具。一条裂缝，在他与行业之间，缓慢生长。
四处碰壁，郝南逐渐摸出公益圈潜在的游戏规则。和《社会创新家》谈及此处，他语速不由得加快，论证公益行业存在的问题：头部组织的独占性与排他性、重竞争而轻合作、只说好话的宣传、剥削年轻人……
这些声音引来争议。
郝南不服气：“大佬说得，我就说不得？”妻子徐诗凌某种程度上对郝南给予支持。她对《社会创新家》说：“于公来说，打破一些不太对头的权力结构，戳一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泡沫，有什么理由阻止他说呢？”
至于说话对实际利益的影响，徐诗凌认为，既然郝南说出口，自然也应承担相应后果。“会感觉孤立，不过，在底线上，也不是活不下去吧。”
郝南离家出走了。
这是创办卓明的第7年，“钱”的问题始终没能解决。
小家庭的经济时常陷于困顿。逢年过节郝南不再给父母打钱，老两口偷偷给他塞红包，让他去换一个新电脑。压力交加，郝南扛不住了，一个人悄无声息走出家门。
一家小宾馆，摆着上下铺，100块一天。郝南删掉家人的联系方式，把自己关在其中一间。
他第一次产生动摇。不同于创办卓明时的意气风发，郝南感到自己变成了异类和非主流。最痛苦的是，他仍然坚信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难道这不是当然的、正义的吗？”
郝南的困境，不全来自个人与公益圈的格格不入。十年来，他对整个公益行业的前途，行业与社会、政府的关系，态度从乐观转向悲观。
在北京大学同学圈，郝南有一些另类名声。对他做公益这件事，许多同学感到奇怪：“公益？公益不是骗人的吗？不贪污，你们都怎么活下来的？”谈到一些公益合作伙伴，譬如壹基金，同学向郝南发问：“李连杰？他不是给希拉里捐款吗？壹基金不是西方渗透我们的工具吗？”
在郝南看来，公众对公益行业评价负面。当公益行业被公众盲视，政府对公益行业的态度也变得微妙。
卓明志愿者（前排右三为郝南）
郝南回忆起2014年，正是公益行业突飞猛进的黄金期。外部口子开得大，机会多，当时他真的相信，未来什么都会变好。与郝南的乐观不同，他平日交往较多的前辈老师们则预判未来社会走向并不乐观。
“2014年那会儿，我那些前辈是被边缘化的，而我站在贴近主流的立场，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郝南对《社会创新家》说。
如今，郝南发现自己变得像他们了，也悟了前辈所说。
公益行业的发展空间一步步被收缩。“突然间意识到，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徒劳。所谓的公益行业，可能是虚幻。”郝南深受打击，一个人在宾馆自我放逐。
一个多月后，他从头脑狂热中回归现实。“差点把自己献祭了。”
回归的郝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他转变了思路，相信救灾研究更大的价值，在于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而政策的改变，才是影响那么多生命的最根本变化。此时的郝南，在行事作风上稍事收敛。他有意仿照政府适应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来与之沟通，尝试在政策突破上做增量。
这种自我调适，在徐诗凌看来，就像孩子从完全自我的世界，慢慢走向一个更大世界，即所谓的“社会化”。
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卓明的影响力辐射至体制内，郝南成了应急管理部里“挂上了号的”。部里几个技术部门，参考了卓明的应急响应方式。有部门领导专程找到郝南，邀请他参与起草行业发展政府指导意见。
“这里面好几条是我写的。一个机构影响政策，也就影响到这种程度了。”郝南说。
不过，2019年，郝南依旧没能从基金会获得资助。说到过往年间，行业对救灾应急的投入，郝南神情气愤。“每年有没有100万元？平时不做工作，有大灾了还指望有多好的表现？”没灾的时候，他自嘲在公益同行眼中，“郝南就是个nothing。”
深圳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会长石欣深有感触。他对《社会创新家》说：“热热热闹救灾，把自己先感动了，灾后却不重视基础研究。”石欣看重郝南的灾情研究，敬佩他是救灾领域的学者型人物，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在国内无出其右”。
郝南2019年全年收入的80%来自政府，包括评审政府研究项目，给政府部门讲课，参加政策探讨会。从政府那里，郝南感到被认可与被尊重，这是未曾从公益行业获得的体验。他为卓明鸣不平，认为卓明的专业性和重要性被行业严重低估。
“我一说这话，就被人嘲笑，说我太自大了。”长期处于不被重视的处境，郝南慢慢不指望行业拉自己一把。他训练自己放弃追求他人的认可，掐灭所谓的个人成就感，“我已经不要脸了”。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在我面前这样。”老父亲哭着，把郝南从椅子上抱了下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郝南正在大连市的父母家过年。1月22日深夜，他发出倡议，联合卓明志愿者、医生与公益人，构建NCP（新冠）生命支援网络。求救的声音铺天盖地涌进来，郝南对着电脑忙碌，不分昼夜。
每工作24小时、48小时乃至72小时之后，郝南才躺下睡几个小时，醒来继续工作。老父亲强制他休息。母亲在一旁劝着：“管又管不了，当没看见吧。”郝南只得大年初四返回北京，逃也似地从父母眼前消失。“他们最害怕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种没日没夜、严重缺乏睡眠的工作方式，是郝南救灾的常态。即使按照这个节奏，救灾期间每天的工作量，他只能完成一半。行业之外的人，很难理解救灾工作特有的紧张与高强度。
石欣常年参与救灾，非常熟悉郝南的工作节奏。救灾期间处理完一线各种突发状况，大多已是后半夜。而郝南作为“救灾大脑”，接着要复盘并研判、安排次日工作。每逢大灾救援，石欣习惯邀请郝南督导救灾，团队常与他开会至凌晨三四点。
为保证沟通效率，郝南将工作微信群置顶，很快被置顶的微信群超过200个。每天红色的未读信息横飞，堪称一个反效率的黑色幽默。郝南形容每次响应救灾意味着对寿命的透支。“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
每每念及此处，郝南对妻子徐诗凌心怀愧疚。与郝南一样，徐诗凌毕业于北京大学，是留洋博士，现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汶川地震后，她与郝南因救灾相识，随后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卓明担任技术骨干至今。
徐诗凌最担心郝南的身体。只有在卓明工作群里看到郝南说话，她才感到安心。郝南调侃：“她担心我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猝死了。”徐诗凌统计了郝南在应急期间的睡眠时间，每天平均少于3个小时。“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应急一个月短命十年吧。”
十多年过去，徐诗凌与郝南始终生活在两个节奏上，家庭生活被迫一次次为救灾让步。甚至偶尔徐诗凌想深入聊聊天，要专门找时间出来。对郝南，她怀有一种矛盾的情感，既理解，又希望他有所改变。有时，徐诗凌也抱怨郝南家务做得少，孩子带得少，但她也理解郝南背负的压力。最终，徐诗凌只得作罢。“他就想干这个，我没办法了。”
有时徐诗凌想去看话剧，郝南告诉她，“我们财务上还没有实现看戏自由。”郝南看得出徐诗凌的失望，他对《社会创新家》坦言：“什么样的人才能跟我过这种日子？我这就是婚内剥削，我就是渣男，对不起她。”听到《社会创新家》转述郝南的表达，徐诗凌愣了一下，“啊，我第一次知道。”
如今，卓明依靠松散的几百人的志愿者网络保持运行。十年来，志愿者换了5拨，只有郝南一个全职工作人员。他不敢招人，自认员工跟着一个不会妥协的渣老板，会过得很辛苦。
有人形容郝南是个“疯子”，在事业上一直拼命地干，完全是一股子不管不顾的疯劲。
听到这个评价，徐诗凌觉得蛮精准，“他做事一门心思，很有冲劲儿，不太管既定的规章规则。”郝南却觉得很奇怪，“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反过来有人佩服我、夸我，言外之意是说我不太正常。”
平澜基金会理事长王珂认为自己能理解郝南。他对《社会创新家》说：“因为我和他一样，从2008年开始，大浪淘沙，干到现在。”王珂每次救灾，习惯先听听郝南的分析。他将郝南比作自己的“眼睛”。“他脑子里除了救灾没别的事儿，我很信任他。”
郝南入选2019社会创新家TOP10
不管别人怎么说，郝南确信自我存在的价值。
地震、洪水中的求助者，疫情中情绪崩溃的家属，胎动越来越少的孕妇……这些如临深渊的普通人，是郝南救灾的动力。
有的人奔赴现场救人于水火，有的人后台死磕，影响前线决策。郝南正是幕后的人，这注定他很难被看见。
“水快漫头顶了，救援队来了，大家感谢救援队，但救援队为何会出现在那儿，这就是‘信息’的作用。我知道我的生命影响了多少生命，虽然被影响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危机关头影响他们生命的是谁。”郝南说。
郝南信仰人道主义。他反问自己，假如有生之年，信仰这种东西看不到希望，还要不要信？郝南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选择相信，并用行动产生影响。否则他可能如同一些北大校友，“找个寺庙出家了”。
郝南提到韩寒的一句话：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可以去死了。“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郝南说。END
（图片来源于卓明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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