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瑞鹏，法学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秘书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发展合作形式，日益重视参与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工作。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多边发展援助渠道之一，在促进国际社会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联合国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为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将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重要战略，积极支持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发展合作和落实2030议程中发挥关键协调作用。考察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供资的演变，可以发现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增长速度很快，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
财政贡献是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支持多边主义的重要举措。中国是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重要出资国。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供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7.7%，且在2013年后呈现快速放大趋势。与之相比，同期联合国发展系统总体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5.6%。在不计入用于本国项目的资金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出资国，也是最大的非OECD/DAC出资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供资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总体供资规模依然非常有限。2017年，中国的出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当年联合国发展系统总收入的1%左右。
会员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财政贡献大致分为核心供资和非核心供资两种类型。其中，核心供资主要包括会费摊款和自愿核心捐款，这种类型的资金通常可由联合国机构根据其战略规划来决定资金的流向。与之相对应，非核心供资则是指出资国指定资金用途的自愿捐款，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方向通常受到捐赠国较为严格的限制。当前阶段，联合国发展系统面临严重的供资不平衡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联合国发展系统2018年收到的资助中，仅有21%是核心资源。各类限制资金用途的指定用途捐款盛行，加剧了系统的碎片化、资金不稳定以及实体间的竞争。2017年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积极推进发展系统的供资机制改革，着眼于提升核心供资以及机构间集合供资（（inter-agency pooled funds））和特定机构专题基金（thematic funds）等半核心供资方式的占比，以增强供资的预测性、持续性和灵活性。
与传统出资国相比，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供资具有核心供资比重突出、非核心供资较为有限的特点。2018年，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资助额约为2.79亿美元，其中会费和自愿核心捐款两类核心资源合计约为1.93亿美元，非核心捐款约为0.86亿美元。当年，核心供资在中国总出资额的占比达到69%。相比之下，美国和德国的核心供资占比低于15%。中国的这一供资特点契合了联合国改革的方向。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注意到，会费形式在中国总出资中的比例显著高于传统援助国，而自愿捐款（包括核心及非核心）的数额依然较小。在持续增加供资规模的同时保持核心资源较高占比，将是中国供资模式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三，聚焦发展项目，但愈发重视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主张联合国发展援助应重点关注并解决发展中国家需求，将发展资金重点投向加强减贫能力建设，消除饥饿，确保粮食安全，卫生、教育等对发展中国家民生和发展影响最大的领域。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供资体现出明显的发展导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联合国发展系统所开展的发展相关和人道主义相关两类活动中，中国对前者的资助始终居于主导地位，2018年在中国总出资中的占比超过70%。尽管如此，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供资也显著增加，并通过提供救灾物资、派出国际救援队、提供现汇援助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
考察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供资特点，为我们思考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启示。在大国战略竞争形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部分西方国家以固有偏见看待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供资的增长，这将极大削弱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为此，中国与传统援助国应加强对话，共同致力于促进全球发展事业的进步。传统援助国需要正确看待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发展治理的贡献，鼓励新兴国家增加对多边发展援助机构的投入，与新兴国家携手推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应持续增加多边援助占比，着眼于提升援助有效性和推进全球发展合作，平衡资金效益与促进多边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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