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梅 实习生 孙家琪 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牵动人心。疫情爆发后，作为社会救助重要组成部分的公益慈善组织做了哪些贡献？海外基金会在全球抗疫工作中表现如何？海内外基金会在危机应对方面有何异同点？疫情给公益慈善行业带来哪些反思？公益行业前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华夏时报》记者来到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专访了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谷青。
作为美国最大私人基金会之一的福特基金会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1936年，由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之子埃德索尔∙福特捐资25000美元成立。发展至今，福特基金会资金总额已达120亿美元，全部来自其本金及投资收益。1988年，在国务院支持下，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正式成立。作为最早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项目的公益机构之一，福特基金会始终致力于使基金会资助工作与中国发展保持一致，推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向前发展。
谷青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迅速反应、行业联动、跨界协作是海外基金会应对此次疫情的三大特点，海内外基金会的不同特质则是其疫情应对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谷青指出，疫情在带来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让公益行业认识到了不足，推动了公益慈善行业破圈，引导更多的私人资源投向社会公益。
迅速反应、行业联动、跨界协作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海外基金会在疫情期间的表现？
谷青：我觉得可以用三个短语来概括：迅速反应、行业联动、跨界协作。
首先，迅速响应。以福特基金会为例，为应对美国中小企业和中小公益机构资金短缺的困难，我们跟纽约其他基金会和资源提供方一起，发起了纽约新冠肺炎应对和影响力基金，基金规模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7500万美元，主要通过资助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帮助纽约市中小规模社会组织渡过难关。受疫情影响，美国失业率上升明显，4月，福特基金会与美国领先的公益慈善机构共同发起了一项2000万美元的基金，以支持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严重的低薪工人。
第二，行业联动明显。3月，福特基金会领衔美国其他几家基金会以及美国基金会理事会一起发起共同倡议，号召资助方为受资助方提供最大的灵活性以保证他们继续推进工作。目前全球大概有近800家基金会签署了这个共同倡议。
第三，跨界协作。这是海外基金会应对疫情的一个鲜明特征。例如，福特基金会为帮助社会组织纾困，6月发行了一只10亿美元的社会债券，这是基金会历史上首只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债券，所筹资金将补充基金会2020年和2021年的资助款，用以支持受新冠疫情影响而缺乏资源的海内外机构。
《华夏时报》：你觉得发行社会债券会扭转中小公益机构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倒闭的局面吗？
谷青：仅靠一家基金会，或者说仅靠公益慈善行业本身，很难做到扭转局面，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方一起。但发行债券能起到缓解作用，让大家关注到公益慈善行业在疫情面前发挥的作用，进而撬动更多的资源提供方予以关注，比如国家支持和金融行业的参与。另外，对基金会来说，发行社会债券能在不改变母基金规模的前提下，使资助能力加倍，同时建立了一个行业模版，起到示范作用。截至目前，至少有五家美国基金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发行社会债券，共筹集款项20亿美元，有效缓解了中小机构在疫情影响下的困境。
《华夏时报》：疫情期间，福特基金会针对中国的资助项目有哪些？
谷青：2月初，我们就跟中方主管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协商，如何尽我们所能，做出最好的应急响应。3月，福特基金会向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提供100万美元紧急救助赠款，以支持湖北等省份应对新冠疫情。具体活动包括为湖北省和其他省卫生部门采购医疗装备和物资，依托本地医疗卫生机构，在一些大型社区开展防疫、除菌等健康教育活动等。此外，社会债券所募集的资金也将有部分用于中国，相关工作还在积极筹备和落实中。
《华夏时报》：在本次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海外基金会与中国基金会的反应有何异同点？彼此之间有可以相互启发或借鉴的地方吗？
谷青：首先，海内外基金会在面对人类重大疫情挑战时，都有公益行业责任感，为缓解疫情冲击做出努力。可以看到，海内外基金会都在积极配合各方，比如政府、企业或金融行业。另外，随着疫情的发展，海内外基金会都对疫情应对有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包括对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在疫情下和后疫情时代的展望。
不同点我认为主要是由各国基金会性质、构成公益慈善行业的机构性质和占比不同导致的。美国公益行业中资助型基金会占主导，国内则是混合型和运作型基金会占主导。资助型基金会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撬动更多资源来帮助社会组织渡过难关，混合型和运作型基金会则更偏重执行层面，如采购医疗设备和物资并运送到一线，组织志愿者为受疫情影响的社区和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另外，国外基金会在跨界合作方面做了不少尝试，比如发行社会债券就是联动金融行业为社会组织纾困的一个范例。当然国内公益圈也在倡导跨界协作，呼吁“善”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跨界对话，但目前实质性跨界合作仍有待探索。在疫情响应方面，国内也有值得国际同行学习的先进经验，尤其是数字化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
公益组织要适应数字化发展潮流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疫情使世界近20年来在抗击贫困和改善医疗方面做的努力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一说法？这给公益行业带来什么变化？
谷青：这种现象是让人痛心的，等于前20年的努力在一个大灾难面前发生了一些逆转。在全球层面，我认为目前面临的挑战除了医疗资源、疫苗研发以外，更重要的是缺乏抗击疫情的有效领导和全球合作。疫情不分国界，在全球化退潮的趋势下，怎样更加团结的去抗击疫情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整体疫情出现拐点，才能说我们真正战胜了挑战。
这给公益慈善行业带来一些反思。首先，只有我们想清楚“公益慈善的本质”这个本源性问题，才能理清公益慈善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一个可能的趋势是公益慈善行业会突破所谓的“行业”。之前，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将资源投向第三部门，由一个界限清晰的、独立的公益慈善行业进行专业化运作，解决社会问题。未来，我认为公益慈善行业的边界可能变得模糊，甚至不复存在，成为一个让各方参与公益、人人可为公益的的引导方、咨询方、方案提供方和运营指导方。
此外，这种现象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警醒：之前20年抗击贫困和改善医疗方面的努力是不是真正有效？为什么20年的成果在大灾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是不是应该考虑加强公益慈善的战略性？是不是需要引导更多的公众参及与其他行业的协同？
《华夏时报》：你认为目前公益行业前景如何？是相对悲观还是已经逐步走向乐观？
谷青：喜忧参半。疫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公益行业能发挥的效能受到社交疏离的限制，很难预测未来是什么情况。但值得高兴的是疫情也是一个契机，让公益慈善行业突破圈层，去链接更多的资源方。据不少公益慈善专家观察，公民个人对公益慈善的参与度和行动力也有所提升。
同时，疫情还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行业短板。如之前少有人意识到公益慈善行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疫情使当地一线机构的能力和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另外，残障群体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如何在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获得必要社会服务的问题也变得更凸显。
《华夏时报》：你强调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在你看来，公益组织应如何顺应数字化发展潮流？
谷青：我认为公益组织要适应数字化发展潮流，尽快走上信息化和数字化道路。但并非所有群体都能平等的享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比如部分人群没办法使用智能手机，因此当扫码成为必备日常时，很多人不仅没有获益于技术带来的便利，反而增加了一些正常生活的壁垒。如何让所有人公平的获益数字化发展带来的进步，非常值得关注和尝试。
其次，任何新技术都有两面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人工智能设计者希望机器可以通过图片学习“领导人”、“创业者”、“家政服务”这些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时，我们会发现通过搜索引擎关键词收集到的图片带有明显性别偏见。“领导人”、“创业者”往往是成功男性形象，“家政服务”则是女性形象。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技术发展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应尽量确保技术发展的公正性，克服短板，把数字技术对公益组织发展的正面影响发挥到极致。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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