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 景：
近年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快速发展，根据民政部《2019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86.6 万个，比上年增长 6.0％；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1037.1 万人，比上年增长 5.8％。同时截至2019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53.4 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 12.8 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 40.5万人。
但面对我国庞大的社会工作服务和慈善公益事业发展需求，这一数字是远不足够的。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总人口千分之二以上的比率，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占总人口万分之三，缺口巨大。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 145 万人。从截至2019年的数据来看，我们距离这一目标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从社会组织的现状来看，人手紧缺也成了一种普遍问题。
教育培养是人才供给的重要来源，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布的《2018 年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显示，全国现有 82 所高职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科专业，348 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50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社会工作硕士专业教育，全国范围内共有 17 个社会工作方向的博士点，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近 4 万名。然而大学生选择社会组织就业的热情不足其他类型企业或部门的 1/3，高校应届毕业生认为社会组织吸引力强的比例仅为 2.26%。
社会组织为何会陷入这种“人才之困”？针对这一问题，协作者云社工对协作者学院公益导师、协作者学院发起人、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进行了采访。
李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创始人，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水平评价委员会成员，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资库教师。
协作者云社工：从您的经验来看，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为什么不愿进入社会组织就业？
李涛：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愿进入社会组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缺乏社会承认。在中国，社会组织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组织形态。比起大众更加熟悉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当社会工作者告诉亲人朋友自己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或公益组织工作时，他人往往会产生疑惑和怀疑。这是因为社会工作服务还没有触及到人们普遍的生活，没有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百姓没有直接的体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接触，自然会对社会组织缺乏认知和理解。这种情况会严重挫伤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自信、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原因二，缺乏经济保障。 社会工作是一种职业，职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从业者提供生活保障，实现体面劳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样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我国很多社会组织都立足在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经济条件相对发达，但同时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也相对高昂，社会组织本身的收入状况又比较差，反映在员工福利待遇上，就会出现生活缺乏经济保障的情况。
例如《中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社会与经济保障调研报告2019》显示，两成的社会组织没有基本社保，公积金覆盖率不到50%，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月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占比近2/3。这会导致在社会组织就业的社会工作者生活上的窘迫性，除了吃饭和租房所剩无几。除了经济缺乏保障，其他社会保障不健全，很多职业福利的激励政策，并没有在社会组织得到落实，就像居住证积分落户的加分奖励，社会工作者即使获得全国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的称号也不会获得加分。还有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对于社会组织也鲜有倾斜，而是优先倾斜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和纳税大户。这些，最终导致社会工作者劳动价值和报酬的不匹配。
原因三，工作压力大。很多社会组织工作压力非常大。社会组织要面对的社会问题，要回应的社会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庞大、多元而复杂的。而在一些资源供给方的认识中，包括政府、基金会、企业以及社会个人捐赠，并没有把社会工作看做是一个专业技术的职业，而是将其余志愿服务混淆，将公益服务与无偿劳动混淆，导致提供的服务成本普遍不够，进而导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只能透支消耗自己的健康，压缩自己的生活空间。一些社会工作者熬夜加班和没有休息日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样的状态长期持续，社会工作者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身心疲惫感和职业疲惫感，甚至影响到健康。很多家长甚至因此告诉在社会组织就业的孩子不要再继续做社会工作，太影响健康，进而致使社会工作者在承受工作压力的同时，也难以获得身边人的职业支持。同时，由于服务资源供给方压缩服务成本，导致社会工作服务难以深化，影响服务品质，社会工作者难以获得专业成就感。以上情况，越是有专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的社会工作者，越是努力工作的人，这种矛盾越突出。身心俱疲又不能获得支持，就导致社会工作成为一个严重的高压工作，成就感差，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冲突极大的一个不体面的工作。
原因四，工作本身挑战大。社会工作服务面对的，既有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以来为之抗争的根本性问题，如贫穷、社会不公、社会排斥等，也有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新问题，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融入问题，智能时代的伦理冲突问题，甚至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工作既是伟大的，也是充满了艰巨挑战的。社会工作者面对这些挑战，就如同堂吉坷德大战风车——明明知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贫困不可以被消除、社会不公不可以被消除，但社会工作者依然要怀抱着理想一次次发起了冲锋，去抗争。应对这种挑战，压力是巨大的，需要非常强大的价值信仰才可以完成。
面对这样的挑战，社会组织想要发挥作用，不是光靠社会工作者像堂吉坷德一样单枪匹马去做就可以，理想和工具必须结合，而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其背后需要有一套专业化的服务管理系统。其中就包括督导体系在专业技术和情感支持上提供保障。当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种无力感、倦怠感和疑难问题时，督导可以为其提供支持。
但现在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都没有建立起督导体系。这背后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还不够，督导人才严重匮乏。这是因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成本是极高的，必须要教育与实践结合，就像培养医生一样，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结合，且知识系统必须是跨学科进行整合。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组织本身建设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很多社会组织注重组织治理和项目管理，而忽略了服务管理需要一定的专业依托，甚至一些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至今都搞不明白社会工作是什么，常常将其与传统的社区居委会工作混淆，不愿面对，不愿建设，不愿支持。
因此可以看出，内部系统中缺乏专业支持、待遇没有保障、工作压力大、社会承认度低，最终导致了社会工作者个人无法承受之重。
原因五，缺乏价值承认。如前所述，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往往会忽略公益服务和社会工作服务属于现代社会生活中基本的专业服务，而不是志愿服务。大众往往将社会工作和“无酬劳”的志愿服务划等号，忽略了社会工作是一个职业，是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需要国家财政和个人精力加以投入，才能培养出一个个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推出一项项职业化的公益服务。
这种公众认知，又反映在了政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门、企业和基金会上。他们在做资助或购买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压低，甚至忽视项目中的人力成本。实际上公益服务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公益服务，主要成本就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劳动成本。这种情况导致社会组织很难提高员工福利待遇，也难以保障服务的专业品质。
同时公众对公益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一提到社会捐赠和公益，大家往往会联想起某些和公益相关的丑闻，并且将它极端化、放大化、符号化。实际上不论商业单位、政府部门或是社会组织，都会存在腐败、效率低下和官僚化的问题。但因为社会工作讲究强价值的介入，也就是道德的实践。往往会导致一种所谓“道德绑架”的情况出现，当一个领域出现局部性的微小问题，大众就会不自觉将其放大化，去否定整个行业。这种非理性化的认识进一步阻碍着公众对社会工作者服务的价值承认，从而让很多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不愿加入这个行业。
原因六，缺乏专业价值观建设。社会工作是一个强价值驱动的专业，没有专业价值的认同，是很难做好这个专业的。能力只是工具、方法和手段，大学生如果没有对专业的认同和喜欢、缺乏服务精神，只是将其视为一个“工作”，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服务，也会产生很多不适。
在高校教育中，这种专业价值观的建设并不容易。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队伍人力不足，很多老师是从哲学专业、社会学专业、劳动保障专业和心理学专业调配过来的。这些老师往往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理解似是而非。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认同，讲究的是利他主义、自我牺牲、奉献社会。这是社会工作基本的服务精神。但在当下主流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下，很多人会对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狭隘解读，将自我牺牲和奉献社会片面地理解为放弃自我。高校教师也不能避免，因此对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产生了不认同。
我曾经亲耳听到，有的高校教师在授课时讲完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紧接着对学生说“当然这是书上讲的，现实中我们还得考虑自己的生活，大家还得想办法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这就导致很多学生的价值观是分裂的，他们一方面认同书本中前人传授的价值观，但为人师表的教师，表现出来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还有一些老师拿学生当免费的劳动力，让对方做课题、承接项目，最终导致学生非常痛苦和困惑。
尤其社会工作专业，除了理论学习，按照国际规则，还要求有800个小时的专业实习，希望学生在实习中去接触有需要的人群，在实践情景中去建设学生的奉献精神，感受专业价值的存在，但由于当下专业组织的缺失，很多人只能去半行政化、半专业化甚至商业化的单位实习。这些单位很难让他们体会到这种价值。最终很多学生在第四年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很严重的反感和排斥。有一些学生就明确告诉我说：“李涛老师，你真的说得很好。但我们就是对这个专业非常的厌恶，我觉得它骗了我四年。”
李涛老师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做主题演讲
他们为什么离开社会组织
协作者云社工：除去人才供给以外那些已经进入了这一行业的社会工作者，有不少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流向行业外部。《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中显示，公益行业中大多数离职员工都选择了离开公益行业，在企业、事业单位就职或自己创业。公益人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的流失状况？
李涛：我对这一问题深有感触。协作者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接待了有几百个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可以说我对很多社会工作者、专业学生是“有所亏欠的”。
在工作中，我能够感受到，很多学生陷入一种深深的挣扎当中，一方面他有价值理想，另一方面他要面对现实，这是个在当下体制中很难调和的矛盾。协作者曾经有过一位来自某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他曾在协作者做了两年多的志愿服务，包括社区探访等等，虽然内心热爱公益事业，也认可协作者的价值观，但由于当时协作者整体的收入都很低，甚至处在这个月发了工资、下个月工资还没有找落的窘境中。迫于家庭和生活的压力，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企业就职。离开前，他哭着对我说：“李涛老师，我先去企业工作，等我稳定下来，稍微生活上、经济上能够自立一些，我一定会回到这个专业来的。”但我内心很清楚，这样的学生很难再回到公益领域了，因为商业领域有着自己的逻辑，人在其中就职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往往人生很难再有当初的选择，有些东西擦肩而过就是擦肩而过了。
凡是跟我讲过类似的话的学生，几乎鲜有再回到这个专业里面来。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想，如果当年协作者作为一个先行的机构，我们作为社会工作的前辈，我们再多努力一些，这些年轻人会不会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从事专业理想的可能？每每想起这些东西，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
不仅年轻的毕业生会面临职业选择问题，一些已经做出很大牺牲、义无反顾投入到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生活的现实需求会越来越大。社会工作者慢慢的要面对结婚生子问题，要考虑落户、孩子学习和家庭住房。但行业的改善是跟不上个人现实需求的发展的，这也导致了公益行业的人才流失。
我记得，在一次民政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曾有记者提问：“为什么社会工作领域男性很少？”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传统的社会性别的角色分工当中，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多倾斜在男性身上。所以男性在同等的职业环境下，承受着更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迫使很多男性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去到收入更高的行业当中去。
《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
如何破局人才之困
协作者云社工：看来人才来源的有限，结合不可抗力导致的人才流失，让大量社会组织甚至整个公益行业陷入了人才之困。作为社会组织，除了身体力行倡导公众正确认识社会工作者的价值，为其提供更多的专业化支持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推动这一困境的解决？
李涛：在这个问题上，协作者从成立之初就发愿，建立一个培育草根公益人才的专业支持体系，推动教育培养理念与方法的变革。这看似又是一个堂吉坷德大战风车式的梦想，但我们认为这是社会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为此我们努力至今。从2003年8月份对来自不同社会组织的伙伴开展抗击非典灾害管理培训开始，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2015年承接市民政局委托，运营市级社会组织专业支持平台，直到今年9月8日，协作者学院开学开始了一个全新而系统的探索。
协作者学院是我们在2003年开始设想，2007年勾画了蓝图，2017年着手筹备的项目，旨在为有志于投身公益而又缺乏资源与学习机会的边缘青少年，提供为期三年的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学习与实践，培育其成为投身公益、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使弱者实现助人自助，使公益行业，尤其是草根公益组织，有人才可用。
“协作者学院”开学典礼现场
在多年来服务流动青少年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知到他们对于改变命运的强烈意愿。尤其很多打工青年作为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对于社会工作充满了向往。2011年，协作者曾在珠海推出了“向日葵计划”，招募了11位流水线工人为其提供为期一年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这些工人在艰苦的非脱产状态下，均坚持完成学习，其中三位拥有社会工作师考试资格的工人，都参与并通过了考试。这次“实验”为协作者学院的模式打下基础，加之协作者中就有很多成员由服务对象成长而来，两者均证明了打工青年转化为社会工作者这一模式是可行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从打工青年本身渴望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意愿到实践之中，仍存有不少需要跨越的障碍。
第一，标签理论影响下的自信缺乏。在标签理论中，人会把外部强加标签强化成一种自我的负面认同。作为打工青年，很容易受到社会的标签化排斥，这种标签化排斥逐渐形成自我否定，让打工青年面对机会时缺乏自信。
第二，学习成本问题。对于经济情况较差的打工青年来说，学习不仅意味着要投入学费，还需要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意味着家庭照料和生计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但穷人依然难以依靠教育实现命运改变的原因之一，因此会出现“一穷穷三代”的情况。
第三，职业教育问题。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职业教育资源是非常匮乏的。社会工作本身的教育往往停留在高校中，是精英教育。而打工青年能接触到的职业教育又常常只有流水线上需要的工业生产技能。打工青年很难接触到社会工作教育机会，包括后续必须的800个小时实习怎么参加、如何获得督导，都是缺乏保障的。
协作者学院之所以为学员提供助学金，并在课程设置上将理论学习和服务实践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协助打工青年跨越这些障碍，推动社会工作教育突破这些挑战。但我们首先得自己有信心和能力面对这个挑战，说实话，从事公益20多年来，从未有一个项目像协作者学院这样吸引我，也从未有一个项目像协作者学院这样艰难。尽管大家都说要赋能弱势群体，但真的要实现职业化赋能，很多人是怀疑甚至排斥的。我找了一些基金会，希望得到支持，但大家都认为出钱让没有教育基础的打工青年学习大学里才有社会工作专业，资助成本高而风险太大，因此不愿意资助。但同时，我也看到，大家更愿意为青年精英提供各类公益学习的奖助学金及资源。
我们必须尽快启动协作者学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很多流动儿童长大后重返父辈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无奈之下，我们去年参加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民生银行发起的“ME”资助行动，经过激烈的公开竞标，我们从全国293个项目中，有幸成为获得资助的24个项目之一。但这个项目并非纯粹资助协作者学院，而是采取了迂回策略，即开展面向困境儿童的社区服务为主，在此过程中为参与志愿服务的打工青年提供补贴，费用最多勉强为3个学员提供为期10个月的生活补贴。而学院的教学投入和后勤完全靠协作者“志愿奉献”，这是不可持续的，也导致我们难以专注于教学工作，但总比没有资助好，所以，我们拿到ME资助后，立即启动了学院工作。我们算了一下，平均一个学员需要一年的成本是12万元，包括生活补贴和学费，表面看似乎比传统的义务教育助学项目高，但其产生的效益将是巨大的，平均每个学员在学习实践中会服务至少100个社区服务对象，且经过系统的学习后，该学员将成为通过国家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专职社会工作者，持续服务社会，且个人的命运也将得到改变，即协作者学院的目标“让弱者改变命运，让公益有人才可用”。
我们目前正在想办法设立协作者学院专项基金，持续地资助困境青少年参与系统的学习，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第一笔专项资助，是由协作者学院成长导师、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首席运营官宋冰女士个人捐赠的10万元钱。
协作者清楚人才的培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何将“弱者”培育成能够投身公益的专业人才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这条艰难的路，最终将通往更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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