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层公益组织在疫情下所面临的困难
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工商企业的日常经营在相当时间不能正常开展，收入严重下降；政府部门一方面由于工商企业收入减少而导致税收减少，另一方面又要增加对困难企业和人群的纾困和救济，导致财政赤字恶化；个人的就业和收入也因市场的低迷而受影响。疫情的这些负面影响最终会传导到公益组织身上，因为极大多数公益组织的收入来源正是依赖于企业、政府、和个人的捐助或资助。
在公益组织中，极大多数基金会，特别是资助型基金会，由于处于“吸金”和捐款“派发”的优势地位，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保证自己基本运作费用，因此疫情对此类机构生存的影响不大；处于公益生态链上游的“大型”执行型公益组织，由于平时的积累和在筹资方面的优势条件，能够充分体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效应，疫情对此类机构生存的影响也有限；但处于公益生态链底部的基层执行型公益组织受到的打击将会最大，这类机构的大多数本来就处于“寅吃卯粮”的状况，很少有资金积累，也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掌控。在疫情下当资助市场严重萎缩时，这类机构便成为被边缘化的主要对象。
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在今年4月底的调查，443份来自执行型公益机构的反馈中约有15%的样本表示疫情将使其机构在资金方面难以为继，约50%的机构只能勉强维持。如果剔除处于生态链上游的大型机构，中小执行型公益机构的生存危机占比还会更高。此外，在该调查所处时段，执行型公益机构的资金基本是在上一年度安排的，疫情对这些机构在资金方面的影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如果在今年下半年不能获得新的资助，或是新的资助大幅减少，真正的资金困难将在今年年底至明年上半年体现出来。所以，不少人预测将有约50%的公益机构因资金困难而关闭，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种现象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如此。目前也有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型公益机构开始大规模裁员和关闭区域办公室；美国慈善捐助基金会（CAF America）近期的调查也显示，73%的公益机构指出今年捐赠收入已出现下降，半数预期明年捐赠收入跌幅超20%。
中国发展简报在今年4月底的调查还显示，国内执行型公益机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购买服务，其次是国内基金会资助。排在第三位的是众筹，而企业资助排在第四位。其它收入来源的占比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上述四项收入来源之间的比值差距较大。说明排序在前的收入来源对公益机构的影响远远大于排序紧随其后的收入来源。这些信息也说明基层公益组织在今年年底和明年上半年将会面临巨大的资金困难。因为：1）在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政府又必须保证困难企业和个人纾困与救济的情况下，会大力压缩其它方面的开支，其中会包括政府采购公益服务方面的开支。因此，基层公益机构的第一大资金来源将会缩减不少。2）企业和个人由于自身收入减少，会减少公益捐款，将导致基层公益机构的第2、3和4项资金来源也会缩减不少。
二、外部支持因素
对基层公益组织在克服疫情带来困难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
任何困难的解决，离不开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改善。对于外部机会而言，正如第一部分的分析，政府和企业在自身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在公益方面的资助基本是不可逆转的。对于政府而言，支持公益目前还没有成为其优先考虑的选项；而对于企业而言，虽然今年下半年的收入情况会有所改善，但还需要弥补上半年留下的收入窟窿。因此在自身生存尚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要企业“舍己为人”地大力支持公益事业也不现实。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和企业就可以不作为。政府和企业仍然需要尽力做能做的事。比如，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维持公益生态对建设和睦美好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应尽量保持公益服务采购支持规模，并出台便利性和鼓励性政策促进社会资源流入公益事业和推进改善公益的其它环境条件。除政府和企业外，基金会和个人资助方面的机会又如何呢？个人认为，尽管这两方面的资助也会缩减，但相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这两方面的资助机会更大些。
对于个人捐助而言，由于国人具有储蓄的优良传统，疫情对于高净值人群的影响不至于导致其生活困难。而对于众筹的捐助人群而言，由于捐助额度普遍较小，且到下半年个人收入情况预期会有改善。因此，个人捐赠方面的机会将相对好一些。
对于基金会而言，虽然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减少会直接导致其收入减少。但只要基金会积极努力争取，可作为的空间还是较大的。比如：
1、基金会如果针对疫情下的特殊情况灵活调整资助政策，确保公益机构的基本生存费用，会对基层公益组织度过今年年底至明年上半年的难关取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方面，基层公益组织在公益生态链中的重要性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得到某种认同。早在疫情初期阶段的3月中旬，福特基金会等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基金会就推动美国基金会理事会（Council of Foundation）发出慈善承诺倡议书，呼吁全行业共同行动，通过赋予受资助方更大的灵活度等方式，帮助更多人度过难关。而在国内，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也在4月发出倡议，倡议书中的第四条就是要承诺“成为有温度的合作者”，要“倾听合作伙伴的声音，及时回应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新需求，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提高项目弹性和灵活性，构建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该倡议已有 200多家基金会响应。一些基金会已经在资金用途调整的灵活性、提前拨款、放宽新项目申请要求等方面行动起来了。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要将此方面的工作普及到大多数基金会并做得更多更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2、除增强资助政策的灵活性外，基金会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也需要更为公正客观的标准和程序。目前不少基金会的资助仍然主要局限于“熟人圈”。“熟人圈”虽然感觉更放心，但却避免不了主管偏见的弊端。实际上很多不在“熟人圈”的基层公益组织可能更有被资助的条件和潜力，只不过没有去挖掘而已。如果基金会的资助信息、选择标准和程序等更为公开透明和客观公正，其资助将会更多的流向优秀基层公益机构。资助效果会更好，影响力会更大。
3、此外，正如徐永光先生经常强调的那样，主流基金会从长远讲需要从“吸金”型转变为真正的资助型机构。目前在国内基金会中，真正资助型基金会只占基金会总数的不到1%。绝大多数基金会仍然是执行型，即永光先生常说的“吸金”型。在这些基金会中，成立于公益背景的基金会不少是因为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做公益，但因注册成功的难度和筹资的便利等考虑才注册为基金会。而企业背景的基金会，其成立的初衷大部分是出于自身功利考量，而不是真正想对公益行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这种原因，不少企业背景的基金会想当然地认为要“自己操刀项目才放心”。 但无论出于何种背景和考量，目前的基金会行业的确不正常。要想改变这种不良现象，除政府部门政策性的引导和要求外，基金会自身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壮士断腕精神。尽管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疫情能否将这一过程催动和加速起来？
4、基金会除了在自身政策和运作模式方面的改变外，在资源拓展方面也具有广阔的空间。疫情下尽管企业和个人的捐助会减少，不少资助机构已经成功开拓了新的资源，使自己在疫情下的资助额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加。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福特基金会近期的社会债券发放尝试。
福特基金会于今年6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了10亿美元社会债券，开创了美国基金会在国内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社会债券的历史。所募资金用于应对全球公益机构在新冠疫情下因资金匮乏而正在经历的运转困境。这笔资金将会在2020年和2021年以捐赠的方式支出。这样一来，福特基金会在捐赠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对公益组织的资助额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未来两年将增加一倍。这不得不令人反思。目前美国不少知名基金会也在开展类似尝试，而国内的基金会又能做什么呢？
尽管国内基金会行业已经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但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或应该做。要做到更多更好，除政府部门需要出台更多的鼓励和便利政策外，基金会自身需要有更多的担当。基金会需要认识到，如果一大批公益组织消失了，一大批公益人离开了这个行业，这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公益生态链中的这个环节。而如果这个环节的生态链不正常，处于其它环节生态链的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又何在呢？所以，正如徐永光先生在刚刚结束的基金会论坛武汉峰会闭幕发言中所呼吁的那样“先将人保住再说”。
三、基层公益组织在克服疫情带来困难方面自己又能做什么？
俗话说“打铁要靠自身硬”。如果自己不努力，光是等靠要，外部因素再有心，也挽救不了。资助市场永远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疫情下严重萎缩的资助市场更是如此。可以想象，无论如何努力，疫情下将有一大批公益机构被淘汰或关闭。外部因素的努力争取，只不过是让被关闭的公益机构在数量上尽量少一些，或者是帮助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机构继续生存下去。没有必要去“叫醒”“装睡的人”。那么，基层公益组织怎么才能成为有发展潜力的未来强者呢？要成为激烈竞争中能够生存下去，或者是外部力量愿意帮助的潜在强者，基层公益机构必须：
1、进一步提升所实施项目的影响力
外部因素的资助都希望能够产生更大、更好的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体现在执行型公益机构上就是所执行项目的影响力或对社会产生的价值。那么，公益机构如何做才能让自己的项目更有影响力呢？笔者认为：
1）公益机构需要确保自己的项目方向具有独特性或者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如果跟风别人已在做的项目，除非是做得最好的，否则很难有筹资的竞争优势。在此方面，当前不少基层公益机构的做法的确欠佳。不少基层公益机构基本上是什么方向的项目热或能找到钱就做什么。短时间内似乎解决了机构的收入问题。但长期来看就会发现自己缺乏核心的技术和产品，而成为了随波逐流的投机者。这样的机构当然谈不上有影响力。
2）公益机构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实施项目的专业能力。不少公益机构虽然不是随波逐流，虽然也在长期耕耘某一领域。但由于不注意提升自己在项目实施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水平，导致项目产出粗糙，效果平庸。因此，也很难体现影响力。
2、不断提升自己机构内部治理和管理的规范与能力
就如社会发展过程中落后的体制不断被先进的体制所淘汰和取代一样，公益机构之间的竞争从长远来讲是机构治理和管理体制的竞争。那些治理和管理体制落后的机构被淘汰是早晚的事。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大多数基层公益机构在机构治理和管理的规范性和能力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理事会基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战略计划基本没有，即便有也基本是摆设；机构日常管理和决策基本缺乏集体决策和制约机制，日常运作基本没有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构的运作基本靠领头人的个人认知。这样的公益机构，往往会大起大落，诸事缠绕不断，即便有闪光的时候也是昙花一现。这样的机构怎能让资助者放心，怎能稳定持续的发展？
3、加大对外拓展
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和过硬的内部治理和管理只意味着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公益机构要获得足够的资助，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强对外宣传与拓展。“酒香不怕巷子深”只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适用。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筹资市场，大家都在“抢”资源。除非自己机构已经特别特别的牛，被动等待支持者的到来绝对不应成为选项。在“僧多粥少”的境况下，公益机构应该主动向潜在的支持者展示自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机构的公信力，获取潜在支持者的了解、理解和信任。最终才能获得支持。
4、增强自我倡导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总是屡试不爽。公益机构一方面需要发出声音，将自己的困难、需求、观点和希望让外界知晓，才会引起外部支持因素的重视。此外，行业好了，个体才会好。公益机构有责任与其它伙伴一道，将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困难、需求、观点、和呼声通过集体的声音表达出来，这样政策制定者才会更加了解业界当前的状况和呼声，并出台相应的政策去改善。如果大家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结果只会被忽视。这样既不利人也不利己。
5、紧缩开支
上述四方面是在常态下公益机构需要增强的地方，当然在疫情下更要加强。但是这些努力可能解不了燃眉之急。在工商界已有不少企业裁员减薪。这听起来很残酷，但有时不得不做。我们虽然强调要善待员工，但艰难时段大家“勒紧裤腰带”总是不可避免的。公益机构要做好坚持到明年下半年的思想准备。回顾一下机构各项开支的必要性，然后将那些不是十分必要的开支省出来。别到了山穷水尽了再想起这样做。如果已经进入资金紧张阶段而资源又青黄不接，应该与员工充分沟通，达成共识，与员工共同去面对困难。当然，如果涉及到减薪，领导者要身先士卒，做好表率，这样员工才会心服口服。
简言之，延续徐永光先生“先将人保住再说”的呼吁，我要说先保住机构才能保住人。在疫情下的艰难时期，要保住机构，政府相关部门除尽量保持公益服务采购支出规模外，要出台鼓励性和便利性政府措施，促进创新型资源开拓；企业要在自身生存保障后，更多的体现社会责任，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个人要充分发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精神，慷概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创造互帮互助的温馨氛围。这样，当自己陷入困境时，才会获得别人的帮助。当然，如果能达到“施者比受者更有福”的不求回报的乐施好善境界，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美好；基金会应该根据疫情带来的特殊困难，改变自己的常规做法，更多的去担当与创新，成为基层公益机构温暖的支持者、合作者与行业的促进者。而基层公益机构一方面要提升自身机构的发展能力和项目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应对艰难情况的长期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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